译者的困境和自由

最近看到NYT书评版，有一篇采写文学译者詹妮弗·克罗夫特（Jennifer Croft）的文章。平时常在豆瓣看到关于翻译的讨论，感觉中美两边的译者不约而同地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关心着相似的议题。

文中谈到她最近一本译作拿到了版税，同时也指出通常美国译者的稿酬多是一次性翻译费，而不是从出版商那里获得版税份额。

之前我曾看到做了几十年的翻译的译者谈报酬问题。最初是按行算，现在按字算，一个字大概七美分。换算一下，千字七十美元，一本十万字的书七千美元，按照美国的物价和收入算，如果光靠翻译稿酬生活，也是有点窘迫的。

如果在版税和稿酬问题上中美译者有点相似的话，那文章说到另一个问题让我有点吃惊：美国的译者很多时候都没有“封面署名权”。

在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英语界不甚知名的时候，克罗夫特潜心用功多年，翻译了她的小说《云游》（Flight）并且为此奔走谋求出版。后来托卡尔丘克先后获得了布克奖和诺贝尔奖，可是克罗夫特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书的封面上，为此她在推特上声明：“我将来不会再翻译任何封面上不署我名字的书，这不仅是对我的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一种伤害，读者应该知道是谁选择了他们将要阅读的文字。"

前些年我翻译的《纳博科夫最喜欢的词》，用大数据分析文学，谈论了不少有趣的问题，其中说到封面作者名字大小的问题。比如斯蒂芬·金刚出道的第一部作品《魔女嘉莉》的初版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只有整个封面面积的3%。后来老金的书大卖特卖后，《黑暗的另一半》出版时作者名字膨胀到封面面积的47%。

中文的翻译著作在封面上印上译者名字感觉是常规操作，我大概是熟视无睹了，因此即使这些年买了些英语译作，都没有意识到美国译者还要为封面署名权抗争。看到这篇文章后去书架上看了看，确实如此。企鹅经典丛书中的《红楼梦》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封面没有David Hawkes的名字，在英文版《1Q84》的封面上，村上春树的英文名Haruki Murakami印得不小，但没有两位译者Jay Rubin和Philip Gabriel的名字。

同时又注意到，也不是所有中文译作封面都有译者的名字，像我崇敬的翻译家王以铸的名字，就没有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凯撒评传》和《历史》上。

克罗夫特还谈到了译者的自由度问题，译者是不是只能紧扣原文亦步亦趋，还是可以有所改变、发挥甚至创造。文中写到：“克罗夫特专注于传达语气、风格和意义，而不是逐字逐句的准确性。她将自己的翻译过程描述为 ‘完全拆解一本书，然后从头开始完全重建’。”

如果一位中国译者这么做，通常应该是会被认为不可取的，让我想起之前看的《苗德岁讲达尔文-带你走进科学巨匠的奇妙世界》，书中写到：

”其中多年前阅读艾伦·摩尔海德（Alan Moorehead）的经典名著《达尔文与小猎犬号》时，对开头一段印象至深，于今难忘（大意如下）：

达尔文令人着迷处之一，在于他属于此类人中的一员，即他们人生中无法预测、无比幸运的大逆转，全靠一次从天而降的狗屎运。此前的二十一年人生中，达尔文乏善可陈，未曾表现出任何过人的资质；机会骤降，祸福难测；但偏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张大馅饼（而且是一连串的馅饼）……在达尔文疾病缠身、功成名就的暮年，也几乎无人能从其身上窥见他当年踏上‘小猎犬号’之际的‘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公瑾形象。”

看到过一篇介绍作者苗德岁的文章，说他是“文艺范的古生物学家”，介绍达尔文自是当行出色，此书让我所获甚多，但读到上面这一段译文，又不免有点疑问：“狗屎运”和“大馅饼”从何而来？原作者把达尔文比作了谁，如何又变成了周公瑾？

翻译经常有”直译“和”意译”之争取。翻译《纳博科夫最喜欢的词》时，和一位友邻讨论译文，邮件往还颇有切磋之乐，避免了不少错讹。朋友喜欢意译，我倾向直译。有一次她谈到，如果英文表达有中国对应的成语，最好直接采用。我不太同意，举了个例子：英文成语“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那就应该翻译成“一箭双雕”？她说是，这么浑然天成的对应最好不过了。

翻译的不同取向，是归化中文，还是尽可能保留原文的问题，孰是孰非不好说，但“狗屎运”和“大馅饼”的英文原文是什么？找来摩尔海德的原著Darwin and the Beagle后发现：

“一次从天而降的狗屎运”的原文是“a single stroke of fortune"，”天上掉下来的一张大馅饼（而且是一连串的馅饼）“是“luck steps in, or a rather a chain of luck events"，"'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公瑾形象”原文只有四个词“this blithe young extrovert"。

三句原文的意思大致是，“运气的一次直击”，“好运介入了，或者说是一连串幸运事件的介入”，“这个外向轻快的年轻人”，“狗屎运”和“大馅饼”的译法形象鲜明，有可取之处，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公瑾”感觉有点过于自由发挥了。

克罗夫特翻译波兰文学多年，兼及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学，翻译之外还写作，她翻译的托卡尔丘克如果有改造发挥的地方，应该是权衡后的取舍，某种意义上的再创作。托卡尔丘克在英语世界的成功和影响，她有不小的贡献。

这篇日记断断续续写了几天，期间翻看杂书，读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的黄裳自编散文集《过去的足迹》，最后一篇是《题跋一束》，其中黄裳谈自己翻译的《猎人手记》时的一段话，正好切合了这个话题：

“但我以为原作既已迻译他国文字，而译者各具手眼，不能不发生作用。所谓能传原著风格云云，悬鹄虽高，多半英雄欺人语耳。尝问巴金五四以来文学译本名作以何种为第一，巴金说自然是鲁迅译的《死魂灵》。这是很有道理的。人们读果戈里，同时也是读鲁迅。”

这段话可说是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段小掌故，黄裳和巴金看来是赞同克罗夫特的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