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谈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意义,方法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渐渐地意识到了一些问题，即中外学术交流存在不平等现象：中国学者非常认真地倾听外国学者的声音，阅读他们的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学术观念；而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与文化的汉学家总数并不多。由于外国的教育体制与中国的不同，外国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方向如果有四、五名教授任教，规模就算比较大，著名的一流学者更少；同时，中国学术界对外国学术界吹捧过高。

中国大学频繁邀请为数不多的汉学教授来讲学，并提供丰厚待遇。实际上，外国的汉学教授水平良莠不齐，有一批教授，也包括改革开放后到外国任教的中国年轻学者，水平很高，取得了较大的学术成就，但我所认识的部分汉学家水平有限。在中国政府大力斥资帮助中国学者了解世界时，外国学者对中国和中国学术并不十分了解，甚至个别人不屑于了解中国学术界动态。所以我今天要谈这个题目，厘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今后如有机会，也希望能就此题目与国外同行交流。

中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教学对象等方面截然不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方法来看，外国学者在阐述、分析问题上拥有一些先进而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实，先进与否不能简单地下定论。我们只能说，外国学者使用的方法与中国学者使用的不一样。外国学者有一贯的哲学传统作为文学、历史等各方面研究的基础。基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但决不可以此为标准。

另外，个别中国学生因为尚不具备判断研究水平高低的能力，更倾向于接受与中国教师讲授内容不同的观点，盲目推崇外国学者，也有部分中国教师过分崇拜外国学者。例如，我有一次开会遇到一位曾在美国进修的老师，他毫不掩饰地以非常荣荣耀的口气地大谈他在美国的导师，其实他的年龄和那位导师差不多，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绩，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菲薄。

还有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同学在网上撰文称，中国老师讲陶渊明的一句诗，自己一直没有弄明白，而到国外后，听了外国教授的讲解，立即就明白了。我实在不明白在文献的阅读上，外国老师怎么会比中国老师讲得更明白？我并非排斥文化与学术交流，而是提倡平等的交流，双方要彼此尊重。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就文本的阅读和对文献的把握、理解而言，中国学者的水平无疑高于外国学者，这是毫无疑问的。

外国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把握比较好，他们中很多人现代汉语水平不错，但理解上也会有一定困难。古代文学研究则不同。拿到一个没有句读的经史文本，连我们母语者都存在阅读和理解困难，更遑论外国人。即使读懂了，对文本也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把握比中国人好，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针对上述现象，我想就以下七个方面来阐述我的个人观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与讨论：

一 古代文学研究要遵守历史学的规则；

二 古代文学研究在还原历史原貌基础上研究现象发生的原因、发展条件、嬗变的规律；古代文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建立科学的命题，以科学的方法寻找解决的途径，尽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三 考证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作用和使用的原则、方法；

四 传统目录、版本工作的意义以及当前电子文献使用的利于弊；

五 古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传统作基础，又具有现代学术意识，古今结合，不可偏废；

六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艺术性问题（人文学科应是科学与非科学的结合）；

七 学科的理论总结和文学史的描述，必须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之上：以著名文学史研究家曹道衡先生研究为例。

一 古代文学研究要遵守历史学的规则

古代文学研究属于历史科学，因此当然要遵守历史学研究的规则。

古代文学是指发生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文学的写作、特征、发展的过程和阶段等历史现象，因此它属于历史科学，既然是历史科学，当然要遵守历史科学研究的规则。

历史学有许多定义，但其基本内容离不开对历史上的事件进行叙述、整理、和分析，进而研究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以及发展的规律。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客观存在性和真实性特征，这个特征也同样适合于文学史。因此，古代文学史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客观叙述、分析，研究文学发展的进程和演变的规律。文学史研究必须依据历史学的原则，比如历史学对历史时段的划分、对历史材料的梳理、使用、对历史总进程的把握等。

历史学的观念、手段、方法，也同样适应于文学史研究。

历史学的观念，在客观还原历史现象原貌的基础上，把握历史的进程。历史现象的研究，必须是在真实、客观的前提下。当然，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有许多不同的理解，能不能达到真实，都存疑问。但是，首先是真实，才能谈到判断和评价。中国古史传统强调实录，当代人的理解就是如实记录历史事件，当然实录传统的建立，其实与儒家观念相关，比如班固以为实录传统就是不虚美，不隐恶，是指的《春秋》传统，但孔子修《春秋》其实已经删削以为褒贬，故其义已经不是後世理解的实录了。但是，不论如何，後人已据《春秋》大义，对历史的写作提出了据实而录的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根本原则，即据事实，无寄空言。故古代文学研究，以探讨历史真实面貌为目的，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开展研究。

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历代学者建立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规范，这是新学科所没有的。

以学术规范为例，这其实并不是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很早就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研究成果形成了比较严格的规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总结清乾嘉学派的学术规范称为正统派学风，计有十三条，其曰：

一 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二 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

三 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 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 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 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 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八 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九 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

十 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梁启超称此种朴学，其中坚是经学，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此虽论经学、史学，然施于古代学术均可，古代文学研究者正是以此研究精神和规范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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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

在还原历史原貌基础上研究现象发生的原因、发展条件、嬗变的规律；古代文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建立科学的命题，以科学的方法寻找解决的途径，尽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古代文学现象的产生，有许多原因，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近来西方历史学提出一些新看法，认为历史往往并非是有规律的、必然的，往往是偶然的、无规律的，历史的真实可能永远都不能还原。我们不反对这种认识，事实上这种认识的确说明了历史研究的某些事实。我总认为，任何一种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都是与一定历史阶段的总体思想条件，乃至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会产生特定的要求，而这要求便会产生相应的观念和方法，这种观念和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当然，当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这种观念和方法所固有的缺陷就越来越明显，也就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旧的观念和方法进行修正和革新。尽管如此，旧观念和方法所取得的成绩，并不能抹煞，後来者仍然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

对我们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我们认为，将古代文学现象视为可知的，可以认识的，也就是说可通过材料的分析，以探索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和规律，力求尽可能在还原历史原貌基础上探究成因，并尽量清楚、明白地描述发展的进程。我们承认历史现象的成因很多，而且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认知，但这并不会让我们灰心，我们应该在正确的观念指引下，使用规范的、科学的研究手段，认真、细致地分析历史材料，审慎地提出看法。观点容或有争议，但学者使用的手段是否正确，则应是判断的前提。

附带说一下，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有每一时代的特征，都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该时期能够取得的成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形成有价值的学术传统。当然，各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不要因为这种局限就否定这种有特征的研究。任何人都不能说他的研究是最完整、最完美的，是没有局限的。人类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跳出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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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证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作用和使用的原则、方法

明确了古代文学的性质和目的，也就确定了古代文学研究必须遵守的规则和使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传统学术常用的依据材料，实事求是。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其实执行起来却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当今的学术界，真正能够认识到材料的重要性而且认真做调查的学者，确实不多。这有两种基本的情况，一个是认识到材料重要，但因为考核指标的压力难以静下心来读书、积累学问；另一个则是完全不重视材料，认为理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靠二手材料足以写出漂亮文章，达到多快好省，短时间内便可以获得名利。

这两种情况当然是不对的，古代文学研究需要积累知识，而积累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做起，需要读书，需要认真调查和分析材料。古典文献材料浩繁且分散，需要研究者具备文史哲多方面的知识积累，材料在好的研究者眼里是活鲜的，是有联系的。反之，如果不是好的研究者，材料则是单一的，互相之间缺乏联系。此外，古代文献提供的材料，需要研究者分析、考证，在研究的层级上进行分级处理。因此，考证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基础。考证是必须的，因为可以保证研究者使用的材料可靠。学术界对考证有许多误解，有的人以无知为睿智，尝听某学者说，牛顿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考证牛顿是在哪一棵树下吗？是哪一个苹果吗？这话表面上听来似乎有道理，但是古代学术的考证并不是简单地做这样的比喻的。如上文所说，古代文学研究是要解决现象形成的原因，如果对现象产生的背景不了解，则有可能发生误解，当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也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记得天津出版的《随笔》上发表过王蒙所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他一九七几年在新疆下放的时候，听到一群安徽民工唱过一首民谣：xxx三天不学习，赶不上xxx。由此他得出结论，可见在七十年代，人民自发地怀念刘少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误解。因为这本不是民谣，而是童谣，发生在六十年代初期，我小时候就唱过。当时正是毛、刘在政治上有分歧的时候，童谣产生，是有当时的政治背景的。这与王蒙的结论完全没有关系。王蒙对这个童谣没有做考证，便想当然地认为是七十年代的产物，所得结论当然是错误的。

古代文学研究需要考证，考证的理由和方法也是非常复杂的。考证本身是一门科学，在考证的整体要求中，不能简单地说哪一种考证是有用的，哪种是无用的，甚至是无聊的。即如前面所举的例子，如果研究牛顿这个人，当然要对他的生平、履历、知识结构的构成、教育的背景等等都要研究。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看到了苹果的掉落，这其中并不仅仅归为偶然，应该是他长期对引力现象有思考所引发的。这样，地点和时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非常多的。比如关于“古诗”的考证，就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为辨明古诗产生的时间，才能正确判定五言诗的起源，才能对古体诗向近体诗发展的进程作出正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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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传统目录、版本工作的意义以及当前电子文献使用的利于弊

目录、版本、校勘是传统学术的重要内容，前人所谓研究古代学问不可少的三把钥匙。尤其是目录学，不明目录，则不明学术的源流，亦不知读书和查书，故古代学者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目录、版本、校勘都极精通。盖古书浩繁，不通目录，难以知书，亦难以知优劣。又古书流传多所缺佚，不通目录亦不知历史上有何种书，其书当属何种性质。故古代学者欲治学问，先须通《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至于近代，《四库全书总目》亦是学者必须精通之书。至于版本，更是学者须知须通之学。

读书不知版本，则不分贤愚妍蚩，清人谭廷献《复堂日记》说：“浙江书局刻诸子，《荀子》，谢墉、卢文弨本，《贾》、《董》皆卢本，《法言》，秦恩复本。《中说》，明世德堂本，《老子》，会稽章氏原本校聚珍官本。《文子》，聚珍本，《管子》，明赵用贤本。《孙子》，孙星衍十家注本。《商君书》，湖州严万里本，《韩非》，吴鼒、顾广圻本。《墨子》，毕沅、孙星衍本。《吕氏春秋》，毕沅本。《淮南》，庄炘本。《尸子》，汪继培辑本。《晏子春秋》，孙星衍本。《列子》、《庄子》，皆世德堂本。予欲广之，《韩诗外传》，赵怀玉本，《吴子》，孙星衍本，《盐铁论》，汪继培本，《新论》，孙冯翼辑本。《潜夫论》，汪继培本。《抱朴子》，孙星衍、严可均本。《说苑》、《新序》、《中论》、《傅子》、《正论》、《申鉴》，未见善本。又欲广以《太玄》，万玉堂本。《论衡》足本，闽中周季贶藏。《文心雕龙》，黄叔琳本、顾广圻校。《金楼子》，鲍以文本。《刘子》，无善本。《风俗通义》，有钱校本。”这些都是前代学者的经验之谈。正如我们今天欲治古代学术，欲读书，首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书为上选一样。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这些书无论在刊刻还是整理上都较为可信。

常见学生，甚至学者写作论文，往往随意引书，比如引《文选》，竟然使用某个出版社所出的译注本，引用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甚至用白文本，这都是不可以的。为什么要讲求版本呢？因为底本不正确，使用材料就不可信、有错误。错误的文本，当然意思就不一样。这里举一例以见大概。明陆深《金台纪闻》记，明初南京有位医生替病人看病，一天一位病人拿着药方走了，这位医生匆忙追出门嘱咐道：“煎药时要放一块锡。”名医戴元礼在旁听了感到奇怪，药引为什么用锡？便上前请教。这才发现那位医生所据的医书，“锡”字刻错了，本应当是“餳”字，也即糖。那位医生不察，开错了药方。医生用错了版本，这可是要人命的，学者用错了版本，则会害人的精神。《颜氏家训》举江南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送羊肉，答书云：“捐惠蹲鸱。”举朝皆惊，不解事义。久後寻迹，方知如此。这种误用书的例子，在今天的学术界，可说是比比皆是了。

时至今日，电子文献的出现，带来了目录学的大变化，这是非常有力的工具，是古代学者所不敢想的。但是，随着电子文献的出现，也带来了非常负面的观念和作用。有不少学者错误地认为，电子文献可以取代学者的读书，我们说，起码在目前，这是不可能的。电子文献虽然可以根据人的要求编制需要的程序，但这个前提必须是学者有了要求才能提出，而这个要求是要在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此外，电子文献的检索功能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它的检索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比如现在有《四库全书》，大家经常利用《四库全书》软件来检索某一个词语，但《四库全书》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古籍文献，其所统计的数据还是相对的、有限的。

其次，电子文献是机械的，学者所需要查找的文献，往往并不是规范的一个词语，往往是有不同的称谓的。比如“六义”，又称“六诗”，而有时可能举“比兴”或者“风雅”以替代，因此，这样的查找只能是相对全面。又者，查找出来的材料，都有其本来的意义，往往根据上下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义。查找者如果不对每一条材料的出处认真核对、理解其本义，当然会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有的学者利用电子文献作辑佚的工作，由于过分相信电子文献，不对原文核查，可能会把一堆与其需要的材料不相关的文献全部堆在一起，这更是在做坏事了。近见一部《陆士衡集》的整理，为了追求全备，编者利用了电子文献，结果将乾隆拟诗当成了陆机的诗。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所以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不能偷懒的，前人所讲“板凳须坐十年冷”，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庄子》说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一生，便不可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

相对于前人靠人力（智力和体力）读书来说，如今发明了电脑，可以减省翻检、搜索之劳，但如今电子文献已经浩如烟海，在这浩如烟海的电子文献中检索材料，其劳力、劳心与古人靠人力读书之费心费力，其实已无分别。如果想依靠电子文献来完成一篇论文、一本著作，需要输入检索的主题词也已经够让你劳累的了，这种状况，势必还要人类发明更省力的机器，只是已离人类的研究学问的基本目的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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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古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传统作基础，又具有现代学术意识，古今结合，不可偏废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深厚的古代学术研究传统，它与古代学术一脉相承。这是根基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的。我们不反对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但我们仍然须以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为根基。正是什么刀切什么纸，中国的学术传统是针对中国学的对象而建立的规范。中国学的核心是中国的典籍，学者通过阅读典籍研究古代历史现象，故古人说读书从识字始，识字并不容易，要了解古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了解中国文字的构造，才能认识到汉字音形义间的关系，了解中国人的表达习惯，这些是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其所成形不是依据的西方理论，完全依据西方理论来理解中国典籍，势必南辕北辙。

我们常看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一知半解所带来的隔鞋搔痒。更诡异的是，竟然有国人这隔鞋搔痒比外国人还厉害。像于丹对“君子”“小人”的理解，真是比外国人还不如。西方汉学家都不会犯这样无知的错误，当然，于丹并不是学者，可以原谅，事实上中国有许多这样的学者，食洋不化，或者挟洋自重、挟洋自媚。以学术规范讲，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对阅读和引用制定科学的规则，对考订、校勘、讨论都有章可循。

我们常讲的乾嘉学派，是这种学术传统的代表。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与古代学术相关的学科研究能够在今天还不断取得成绩的基础。反观一些新学科，因为缺乏这样的传统，没有严格的学术训练，其研究就呈现出无科学规范的弊病。首先他们没有明确的固定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们往往与非学术的社会功利紧密结合，再其次他们没有规范，没有提供可以被批评者用以检验的方法和手段。他们往往自说自话，不需要依据和出处，也不需要论证。这一点恰恰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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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艺术性问题

文学史研究虽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但却不是历史学，它是一门具有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同的特征，这就是文学性的问题。文学是以独特的艺术手段构成的，文学史是以作家、作品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史。作家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期中，作家以文学作品反映历史面貌，不同时期的作家活动传承和发展，有前後影响，也有同时的相互影响。作家的写作构成了文学现象，文学现象的勾连构成了文学史，因此研究文学史，必须充分关注文学的本质，不能与历史学等同起来。

比如我们研究杜诗，我们首先要了解杜甫诗歌的成就表现在什么地方，他诗歌的艺术魅力怎样去把握。他在安史之乱中所写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为什么比史书所记的事件更能感染人，更能反映那个时代人的内心感受。这就是文学艺术具有的独特的魅力。但文学史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上，我们更关心的是杜甫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这样诗歌的体裁及艺术手段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杜甫又作了什么样的贡献。于是我们不仅要关注杜甫的时代，杜甫的成长，也要关注诗歌本身的发展，这就构成了文学史的研究。

文学史研究需要许多历史资料，需要对历史事件有透徹的了解，这也就是文学史研究者需要具有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知识素养的原因。常说的文史不分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最能体现。但是，我们是文学史研究，文学史研究者必须具有把握文学作品艺术性的能力，必须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水平。这样我们才能够准确地描述文学史，准确地理解古代作家作品。如何能在保持研究的科学性和把握作品艺术魅力二者之间取得统一，其实体现着文学史研究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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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学科的理论总结和文学史的描述，必须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之上：以著名文学史研究家曹道衡先生研究为例

最後谈谈文学史研究必须是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开展。古代学者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学术史上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无不是有其研究的专题。很少像我们当代的一些学者，没有任何研究，却能洋洋大观地写出百万字的论著。我们可以鲁迅先生为例，他写过《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这都不是凭空写成的，鲁迅先生为了这种写作，作过许多资料搜集、整理的工作。比如他整理过《嵇康集》，整理过唐宋传奇以及文言小说，最终才写成了系统的史著，而他也谦虚地称为“纲要”、“史略”。

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想简单地介绍一下著名文学史研究家曹道衡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研究。曹道衡先生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他的研究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著作有《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台湾文津出版社）、《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古文史丛稿》（河北大学出版社）、《南北朝文学史》（与沈玉成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凤凰出版社）、《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汉魏六朝辞赋》（上海古籍出版社）、《魏晋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等。可以说是著述等身。学术界非常赞赏他的《南北朝文学史》和《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等书，但是这样的著作，都是曹先生晚年所作，他是在多年长期的专题研究之後，最终才动手撰写文学史著作。

我曾和我的学生写过一篇论述曹先生学术研究的文章，题目是《曹道衡先生文学史研究的成就与启示》，关于曹先生的研究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三个部分：一、将文学史料整理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起点；二、以专题研究带动文学史研究；三、对文学史体例的创新与探索；四、曹道衡先生的经史学养和学术品格对文学史研究者启示。曹先生毕生精力集中在南北朝文学研究上，但其实他是以经史为根基，以经史方法研治古代文学，故在他的研究中可以见到他文史互证方法的熟练运用。其不尚空言，每立论必有据，是其研究的特点。

曹先生自小从其舅舅潘景郑先生和姨父顾廷龙先生学习，从经学入手，点读诸经及小学。长入无锡国专史学部，受到了严格的现代史学训练。国专毕业後又插班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游国恩先生，故在他的身上最集中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由故转新的一代学人的特点。他熟谙典籍，甚至经籍注疏，每能记诵。故其研究文学史，常能于平凡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而对文学史上诸多疑滞难决问题，亦常能据材料提出合理的看法。晋人杜预博学，被人称为“武库”，盖喻其学问渊博且积累深厚，正如五兵之库，无所不有，每有犯难，无不能应对。我对曹道衡先生亦有如此之喻，虽不能肖，亦若仿佛。学术研究之能成大境界，不积学无以至，先辈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