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简明版明史第五章

第五章 悲惨的落幕

1.攘外还是安内

崇祯帝大概是历史上最不幸的接盘之君，天启帝的暴卒把他立即推到舞台中央，但这舞台已是摇摇欲坠。

他即位后，小冰河期气候恶化的影响骤然扩大，大旱大涝和大疫接踵而至，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这对于农耕社会来说，不啻致命性的打击。同时，游牧民族和渔猎部落们也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生存，女真和蒙古的敌人们加大了对中原的劫掠力度，外患日益恶化。

值此帝国财政千疮百孔之时，经济状况本来不佳的西北，发生了求生压力下的民变。明廷开始面对内乱与外患并存的棘手困境，崇祯帝遭遇空前的考验。

明末所谓的阉党与东林党人政争，本质上是不同官僚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只是东林集团更有效的掌控舆论，并以道德评判作为攻讦手段，营造出阉党作恶的形象。但不论哪一派擅权，都将影响到皇权的完整性，所以崇祯帝上台后首先处理了魏忠贤的阉党，这为他在东林集团里获得了巨大的赞誉。日后他备受舆论的同情，其来有自。但是，崇祯帝的性格特点，主要是刚愎多疑，燥进使气，《明史》对他的评价“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不失为中肯。因此，崇祯帝和臣僚集团的关系也并不和谐，并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

西北民变之初，朝廷对策主抚，但消耗钱粮，不能彻底弭平，乱民旋降旋叛，后来转剿，因此陷入两线作战，攘外安内孰者优先，成为重大战略抉择。

帝国财政上的困窘，本不足以支撑两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崇祯帝时而犹豫时而冒燥，未能贯彻安内先于攘外的策略，频繁更迭主事臣属，创下数年间杀内阁首辅二人，总督七人的纪录，大学士更迭犹如走马，导致局面如扬汤止沸，愈演愈烈。

平心而论，明末板荡之际，还是出现了不少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帝国虽然羸弱，但百足之虫，犹有奋力一击的能力。在围剿流寇的战斗中，官军多次取得重大胜利，甚至曾一度趋于平息。官方最大的失误是未能在招安之后以狠辣的暴力手段直接处置流寇的首领们，事实上，这种流寇的集团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来自首领的个人感召力，一旦群龙无首便可能涣散为乌合之众。政府方面的做法等于付出名和实的代价，从封官设职到承担军饷，使得流寇不但逃生，更得以巩固基本的武装团体，日后成为更精强的反乱者。

在面对满洲女真的问题上，崇祯帝一方面不能与之议和争取时间，一方面在处死袁崇焕后军心浮动，令外患日加严峻。崇祯十四年的松锦会战，洪承畴被俘，明军辽东最后的精锐大抵覆灭，自此再无可以对抗满清的野战部队。

在崇祯朝的两线作战过程中，多次发生两个战场互相牵扯的动态，清军的入关袭扰，往往令受困的流寇得以喘息，流寇的势头再起，又令辽东的战略受到掣肘。袁崇焕洪承畴的守辽方略都是防御反击，稳定战线，最终却因崇祯帝的焦躁进军命令而轻率浪战，铸成大错。

2.帝死社稷

崇祯帝的最后几年时光里，明代体制上最尖锐的两个问题也随着自然环境的噩梦同时爆发，一个是财政，一个是军事。

在财政方面，严重的天灾本已令帝国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大规模战争的消耗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晚明的土地兼并几近失控，官绅地主聚敛的财富以隐匿囤积的方式存在；庞大的皇族供养糜废钱粮，形同无底黑洞；国际贸易市场的波动，使得境外白银的流入减少，冲击了货币供应。种种因素交织之下，空虚的国库已无法承受巨额支出的压力。

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福王朱常洵，在洛阳城破后被李自成所杀。他因倍受万历帝的宠爱，拥有数以万计的良田和难以计数的金银财宝，财富可能胜过北京大内，最终却成为李自成军的战利品。

在军事上，明朝初创的军户制度早已瓦解，后期有战斗力的部队几乎都是募兵，更与将领个人有强烈的依附关系，有的形同家丁。募兵战斗力与饷银待遇密切相关，而朝廷时常拖欠，严重影响了战斗力。相对文臣士人，武臣和士卒的社会地位低下，在需要武力维持生存的时代里，武人极易心生不满。有些文臣督师能以大义号召，以人格魅力和军事才能获得武将们的拥戴与尊敬，但最终非死即降。因此，崇祯后期，北方明军出现大批的倒戈，有的投向李闯等势力，有的成为满清盟军，完全改变了力量对比。

这当中值得提到的是蓬莱（吴桥）兵变，孔有德、耿仲明等部因军士劫掠而反，虽有他们敬重的巡抚孙元化劝说亦无济于事，该部叛降后金，以先进的火器兵团辅助本来就有强大战斗力的满蒙骑兵，对战局影响甚巨。在清初汉族五大藩王中，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是这支源流，可见其重要地位。

孙元化是天主教徒，徐光启的弟子，后来因此被诬下狱处死，也标志着中国与西方的科技交流，尤其是中国对西方军事技术的引进暂时中断。

财政和军事的双重崩溃，令崇祯帝一筹莫展，又不能决心移驾南京，最终上演了煤山自缢的悲剧。平心而论，以他的性格能力，即便在南京继续主持，恐怕也回天乏术。

占领北京的李自成虽然颁布国号，但所为不脱流寇的劫掠本色，其部众也因掠得财富而迅速丧失斗志，故而未能开创新局，旋即溃散。

3.弘光朝的泡沫

明代在成祖北迁后一直维持北京南京两都体制，因此在得到崇祯帝的噩耗后，南京很快就推出了福王的新君，不过痼疾完全未能解除，甚至愈演愈烈。各镇总兵基本上不听朝廷号令，文臣们继续纠结党争，在外部的压力下立即显示出脆弱的本质。

因为崇祯帝的殉国是由于闯军进京，所以南明官方有些自欺欺人地将君父之仇算在李自成头上，幻想联清灭闯，但事实上，闯军这种流寇盛极而衰，已经不成气候，反倒是清军在占据北方后，决定南下解决明的残余势力，统一天下。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归附满清的汉人们可能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因为只有让汉人政权的明帝国彻底覆灭，他们才能缓解自身由夏变夷的耻辱感。去掉叛徒标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所有人都变成叛徒。

从弘光帝即位到永历帝遇害，南明政权维持了十八年，期间尚有鲁王监国，唐王隆武帝，绍武帝等几位帝王，皆未能扭转乾坤。前期因清军的剃发令，导致江南主要是江浙的儒士们以民族大义为号召，蜂起抵抗，但毕竟实力悬殊，皆以被清军血腥屠杀宣告失败。后期，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和郑成功武装集团的加入，令南明军力大增，更一度几乎翻转整个江南，但缺乏团结、力量分散的致命伤始终存在，最终还是未能维系明帝国的余祚。

在整个东亚世界，明清的陵替是重大的历史关键节点，标志着传统华夷秩序观念的更迭。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式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开始孕育雏形。

大动荡带来的思想上的冲击，令一些传统儒士有痛定思痛的思考，产生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样的大家，他们的思考深度广度都有所突破，虽然因清代的思想禁锢而沉寂，却在后来早期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了影响。

第五章附记：毛文龙冤不冤？

历史中的知名人物评价，一旦被定位到某个角色后，其与之相背的复杂性多面性往往被遮掩淡化，尤其是忠奸这种道德标签。明末的袁崇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袁崇焕对明帝国的忠诚毋庸置疑，却以卖国通敌的罪名被处死，而且是最残忍的凌迟方式，疯狂的北京民众甚至争啖其肉。在他死后不久，明帝国的江山便轰然崩塌。这种极其强烈的悲剧命运色彩，为他在后世奠定了几乎可以与岳飞相提并论的英雄形象。然而，袁崇焕的其他面相便在当中被遮蔽。

已有声音指出，袁崇焕在北京被下狱半年多之后才受刑，显然崇祯帝并非一时冲动的意气用事，而是有相当的决心。为袁崇焕说情的臣僚将领也有人在，却都无法扭转崇祯帝的杀意。除了崇祯帝多疑刚愎的性格使然，也可以看出袁崇焕应该是有触犯到君王的逆鳞。

袁崇焕的性格有其刚愎固执的一面，故后人称之为广东蛮子。此节对他个人和帝国的命运产生了甚大的影响。最值得提出的案例，就是他以尚方宝剑诛杀皮岛总兵毛文龙。

明末军制崩坏，有战斗力的部队往往效忠主官个人，形同私军。主官对朝廷的忠诚程度，以及对朝廷代表总督或督师、巡抚的拥戴与否，至关重要。毛文龙做为一方悍将，部下战力精强，是威胁后金侧背的重要偏师。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日后满清汉军藩王级别的人物，都出自毛文龙帐下，袁崇焕的诛杀事件，确实是自毁长城般的不智行为。袁崇焕的真实动机已经很难考证，他提出的所谓毛氏十二罪状，几乎都值得商榷。或许最大的理由，是毛文龙不受其节制。在整个辽东战区，同样持有尚方宝剑的毛文龙实质上独立于袁崇焕指挥系统之外，并且屡有战绩，尽管袁崇焕对此保持怀疑。但崇祯帝在得知此消息后的震惊，以及当时觉得不得不倚重袁的隐忍，也为日后的杀袁种下远因。

毛文龙死后，部属因怨恨愤懑而星散，满清失去了芒刺在背的后方忧虑，可以进行长期入关的大规模流动作战，明帝国在辽东战线上的局面深刻恶化。耿仲明等人一度转投徐光启的门生、基督徒巡抚孙元化，后来在吴桥兵变变节降清，成为清军的骨干力量。由此可以看出，汉人军人在面对各种困境时，求生存和求利欲的追求，都使得他们容易叛变。而这种叛变可能又招来文臣们进一步的不信任和批判，于是武人抗命和叛变更加成为常态，国事日渐不可收拾。

明与后金的交战，在辽人守辽土的大战略下，本有可能变为较为长期的边境战争。毛文龙手下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号称辽东三矿徒，袁崇焕部下战力最强的祖大寿，都是辽人。但随着辽人武人们的纷纷叛变，双方力量对比出现了彻底的颠倒。吴桥兵变后的登州火器部队降清，更是决定性的砝码。

辽东久经战火洗礼的武人集团与满清的结合，造就汉军八旗，他们掌握火器技术，弥补步兵不足，是日后清军能入关夺得天下的关键因素。这些汉人有时也被称为“佛满洲”，即老满洲人之意，可见已被满清视为自己人。虽不能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全部归罪于袁崇焕，但某种意义上来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绝对是影响深远的一大败着。

著名作家金庸在几部小说中都有涉及袁崇焕、毛文龙的叙述，还特别著有专文为袁崇焕立传。毛文龙在他笔下颇受恶评，袁崇焕则形象正面，因其作品脍炙人口，所以对于历史人物的印象及评价难免有其影响。有趣的是，毛文龙与金庸才是浙江同乡，而金庸大半生居住南粤香港，歌颂广东蛮子袁崇焕，有点投名状的意思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