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一代名医朱震亨

朱震亨（1281~1358年），元代著名医学家，婺州义乌（今浙江金华义乌）人，因其故居有条美丽的小溪，名“丹溪”，学者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朱震亨为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他自幼研读理学，因母病，三十岁时开始攻读医经。后从当时名医罗知梯学医，学术上受刘完素、李杲等影响。由于他刻苦研究，数年之间医名闻于四方。朱震亨一生著述甚多，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证因脉治》《金匮钩玄》《素问纠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此外，流传有关丹溪之书亦很多，其中以《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最有代表性，但均非丹溪本人所著，系后人将朱氏临床经验整理而成。

朱震亨医术高明，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又誉之为“朱一贴”、“朱半仙”。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并列为“金元四大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自幼聪明，导致他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 。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

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和剂局方》（共297方）。朱氏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方稿。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宋理宗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 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谁知却一见如故。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垣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闻此，朱氏向日之疑尽皆冰释。罗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致使贴身仆人均难受其苦，怨声不绝。

朱震亨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朱氏自创新说，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有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学说，并于杂病提出了以气、血、痰、郁的辨证治疗方法，于医学理论的发挥及杂病的治疗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在人体生理方面，朱震亨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在病因病机方面，朱震亨重视湿热，相火，特撰“相火论”，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在治疗上，朱震亨注重滋阴、养血、清热，互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在人体生理方面，朱氏重视阴血，认为阴精难成而易亏，提出著名的 “ 阳有余阴不足论 ” ；在病因病机方面，朱氏重视湿热、相火，特撰 “ 相火论 ” ，指出正常相火虽为人身动气，但若因物欲妄动，则可成为贼邪；在治疗上，朱氏注重滋阴、养血、清热，反对滥用温补和盲目攻邪。《格致余论》最后强调：“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以《局方》为戒哉！”

朱震亨强调辨证论治，反对滥用温燥，这是朱氏的重要学术特点。朱氏认为，患者的年龄、体质、病程久暂、标本先后、发病时令、所处方域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即使同患一种疾病，也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处以不同方药。如果不经辨证，即以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则无异于刻舟求剑，按图索骥，难以获效。朱氏对这种“一方通治”的记述大加驳斥，认为不合经意，不能去病。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讫，端坐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