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合时宜的朋友圈

今天的文章，将从另一视角回顾鲁迅的一段生命。作者刘柠爬梳史料，讲述了鲁迅自留学起到生命终各个阶段与日本人的往来。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在鲁迅的社交圈里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因此结识了不少日本的名流文人，也包括一些普通百姓。但随着中日关系交恶，难以逾越的沟壑、中日两边的攻讦让鲁迅逐渐厌倦了之前的社交圈，在最后的时光，只与几位交情甚笃的友人继续往来。这段历史，让我们看到中日关系流变对个人选择的影响，而鲁迅的性情与风骨也可见一斑。

内山书店与

鲁迅的日本人朋友圈

撰文：刘柠

鲁迅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二十一岁赴日，到五十六岁辞世，与日本人的交往基本没断。据学者王锡荣先生的研究，“现存二十四年日记，没有一年不提到与日本人交往的。一生交往的日本人，仅日记记载的，就有二百零九人”。鲁迅生命最后两天的记录，也许是对他与日本关系的最好注脚：

1936 年 10 月 17 日午后，为解答当时正在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的鹿地亘提出的问题，鲁迅在胡风的陪同下去了鹿地亘家，鹿地夫人池田幸子也加入了讨论。从鹿地家出来后，又像往常一样，顺道拐进了内山书店，在那儿与几个日本人相谈甚欢，但他对局势的看法是悲观的。走出书店时，风乍起，牙医朋友奥田杏花特意关照他：“鲁迅君，今天的天气对你很不宜，请留心可别感冒。”18 日，清晨 6 时许，许广平就敲开了内山完造家的大门，递给他鲁迅亲笔的日文便笺。尽管“字迹凌乱得几乎无法辨认”，内山还是领会了朋友的意图，遂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上午 10 点，《朝日新闻》上海支局记者对鲁迅的采访，同时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随后，内山带须藤五百三和石井政吉两位日医，第一时间赶赴鲁迅临终的床前。翌日清晨 5 时 25 分，鲁迅逝世。当天，又是奥田杏花赶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寓所，用生石膏从鲁迅遗容上翻制了头像。

1933 年初夏，鲁迅与内山完造，摄于内山寓所前。

就是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和去世后最初的时间，除了妻儿之外，守候在侧的是几位日本人。这个事实透出了一种张力。对此，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说：

或许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却发生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业已开始，战争的全面爆发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的时候。1931 年，发生了满洲事变；1932 年又发生了第一次上海事变，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已极度恶化，发生在上海市区的袭击日本人的事件也已屡见不鲜。（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

乍看上去，鲁迅的朋友圈，与现实颇有违和感，且越是到后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但任何人的朋友圈，都不是一朝一夕、一厢情愿的建构。鲁迅的朋友圈，既是作家从青年到晚年人生蜕变、人格淬炼的反映，很大程度上，也是大时代种种因缘际会、大浪淘沙的结果，客观上折射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日关系的流变。

从留学时期（1902—1909），到绍杭时期（1909—1912），鲁迅的朋友圈基本以中国人为主，有限的日人多为教员和同事，真正社交意义上的日人朋友还无从谈起。值得一提的是 1908 年 4 月，鲁迅和周作人、许寿裳等乡党搬到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因系五人同住，故取名“伍舍”。那个宅子原先的租客竟然是夏目漱石，这成了鲁迅与漱石最初的“接点”。在伍舍赁居期间，五人合雇了一个帮工的下女，名叫羽太信子，后来成了周作人的夫人。但鲁迅拢共住了大半年，便回国了。鲁迅一撤，伍舍也就散了伙。

北京时期（1912—1926），是鲁迅在创作上的发力期，跨度达十四年。这个时期，朋友圈中的日人开始增加。以 1923 年 7 月，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为界，前十一年的朋友圈，基本上是二周共通的人脉，如日本记者丸山昏迷，宗教家、教育家清水安三，包括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京勾留期间，关注诗人行踪的一些日人，后来也多成了二周的朋友。鲁迅离开八道湾的后三年，他的朋友圈中应该有了一些自己的日友，但因 1922 到 1925 年的日记“被失踪”，尚缺乏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学人），虽尚未谋面，却惺惺相惜，并开始通信，互赠著作，如汉学大家青木正儿、盐谷温等。对鲁迅来说，后者的意义尤其大：彼时学界某些人散布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说，不攻自破。盐谷不仅自己热情地与鲁迅交流，还介绍同为汉学家的女婿辛岛骁与鲁迅结识，后辛岛也成了鲁迅的粉丝。

厦广时期（1926—1927），鲁迅除了与盐谷温、辛岛骁等友人继续保持通信外，与日友的物理接触极少，目前确知者，似乎只有山上正义一人。山上是日本新闻联合通信社的特派员，当时正在翻译《阿 Q 正传》，“颇为难译”，遂向鲁迅当面请教。“谈话中，鲁迅说好久没吃日本饽饽了，他们就一起去沙面的日本店里买了，在珠江畔的一棵老榕树下边吃边聊。”（王锡荣语）

鲁迅日人朋友圈的急速扩大，是上海时期（1927—1936），这也是鲁迅人生的最后九年，与中日关系史上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时期刚好重合。我们可以负责且直截了当地说，导致鲁迅日人朋友圈“井喷”的最大媒介，不是别的，正是内山书店。拙译《花甲录》付梓后，我在一场出版活动上说，内山书店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他把书店当成了自家的客厅和便利店。客厅就不必说了，著名的内山“漫谈会”，鲁迅是当然的主角，甚至有专属坐席。日本便利店的功能之一，是代缴各种公共服务费。尽管彼时尚无“便利店”的称谓，但从功能上说，内山书店的确承担了类似角色。有资料表明，有时候，连鲁迅寓所的房租和水电煤费，都由内山书店代缴，再从书金中销账。

作为媒介的内山书店，颇有点像今天的社交媒体，A 介绍 B，B 介绍 C，C 再介绍 D……如此一环套一环，雪球越滚越大，人与人的交集越来越广。据统计，在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我们可以认为，或一次或多次，他们一准儿都在书店的茶座与鲁迅喝过咖啡。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内山书店就是这样的一种场域：有的没的，文化人得空会去泡一下。倒也未必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淘到心仪的书，自是一种斩获，邂逅某个人，也未始不是一桩乐事，有时二者甚至可得兼。《鲁迅日记》1928 年 2 月 23 日载：

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と革命》一本……遇盐谷节山，见赠《三国志平话》一部，杂剧《西游记》五部，又交辛岛骁君所赠小说、词曲影片七十四叶，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

节山是盐谷温的别名。鲁迅与盐谷温神交已久，通信有年，不承想竟在内山的店堂邂逅，不亦说乎？从盐谷当即赠书给鲁迅，甚至包括女婿辛岛骁著作的抽印本这种细节来看，盐谷应该是有备而来。或许是人甫抵上海，还未及与鲁迅取得联系，也未可知。可无论是哪个时代，还有比相互倾慕、暗中互粉的文人在书店偶遇更浪漫、更暖心，但同时也逻辑自洽、顺理成章的传奇吗？类似的相遇，还有长谷川如是闲、佐藤春夫等，两位都是鲁迅从很早时起便默默关注并译介其著述的作家，却缘悭一面，因了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才始得结缘，后佐藤春夫反而成了鲁迅作品的译家。这种文艺圈的因缘际会，也反过来透出一种信息：尽管战前的上海，国内政治空气颇紧张，国际关系也波谲云诡，但至少在租界区内，知识分子的自由是基本确保的，有如内山书店那样的公共空间，内山完造、郁达夫、鲁迅及一干外国名记者，三天两头轮番招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于觥筹交错之间，唱和成篇，甚至出版选题敲定，朋友圈岂有不增殖的道理？这种节奏的社交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二八”。

1932 年 1 月，“一·二八”事变使鲁迅的生活骤变，也是作家平生离战火最近的一次体验。当时，鲁迅已迁居拉摩斯公寓，左前方即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鲁宅“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内山派店员镰田诚一向鲁迅传话，说有人从公寓楼里向司令部方向打枪，为避免嫌疑，望鲁迅全家转移到书店暂避。于是，“遂暂蜷伏于书店楼上”，捱了个把星期。直到 2 月 6 日，“始得内山设法”，作家又“携妇孺走入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漂流，海婴忽生疹子”。此番避难，是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第三次避难，也是最长的一次，共计四十九天。3 月 19 日，“上午俱回旧寓。午后访镰田君兄弟，赠以牛肉二罐，威士忌酒一瓶”。（《鲁迅日记》1932 年 3 月 19 日）鲁迅对镰田兄弟的谢忱，不止在日记中，后在《〈且介亭杂文〉后记》中也有所流露。鲁迅日人朋友圈的构成，各色人等，不拘阶层，其实我个人更看重作家与镰田兄弟那种文人之外普通人的交游，窃以为从中更见人的真性情——此乃后话。

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1934年 8 月 29 日，摄于内山寓所前）。

“一·二八”一役，是鲁迅上海时代的拐点，他从此步入暮年，心态上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复杂，白色恐怖加剧，中日关系前途堪忧。左翼文化界“兄弟阋墙”，内讧不断，有些进步文艺领导者对鲁迅也抱有成见。与此同时，一些小报大泼秽水，污蔑内山完造是“日本奸细”，甚至说鲁迅也有汉奸嫌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此，鲁迅一方面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为友人辩护，但内心也开始滋生某种倦怠感。在这种情况下，感到话不投机的日人也越来越多。1935 年 6 月，东洋文坛领袖长与善郎来上海，在内山的招宴上见到鲁迅，两人聊了很多。可长与回国后，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把鲁迅描绘得阴暗不堪，说他在马路上“看到了一口很气派的樟木棺材，便突然萌发了想躺进去的念头”。这完全是断章取义，令鲁迅颇感无奈。

更有甚者，是四个月后，鲁迅一向看重的作家、诗人野口米次郎，经内山完造的安排与鲁迅见面。席间，野口突然向鲁迅发难：“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鲁迅听罢，当即怼道：“这是个感情问题吧！同是把财产弄光，与其让强盗抢走，还不如让败家子败光。同样让人杀，还是让自己人杀，不要让外国人来砍头！”可是，野口回国后，还是写了文章，自说自话，不惜歪曲事实。至此，鲁迅内心已近乎绝望，尽管他一向主张“中国人与日本人，没有不能相互理解的道理”，却看到目下断无实现的可能。他在给弟子增田涉的信中，难掩不满：

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的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长与先生的文章，则更加那个了。

隔阂之深，以至于鲁迅“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第一是处境与生活都不相同”。结论是：“和（日本）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

鲁迅与内山完造和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在上海新月亭合影（1936 年 2 月 11 日）。

可虽说如此，毕竟鲁迅的名头在那摆着，况且内山老板的面子也不能不给，该出台时还是得出台。不过，一是出台次数大为减少，心气也不如前了。1936 年 2 月，新感觉派代表性作家横光利一来上海时，由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做东为他接风，鲁迅虽然出席，但与横光并没有多谈，甚至在日记中也未提横光的名字。同年 5 月，鲁迅在内山书店见武者小路实笃。按说这位白桦派的“始作俑者”和新村运动的理论核心，是二周早年都很器重的作家兼画家，鲁迅还曾翻译过他的小说《一个青年的梦》，评价其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但初次见面，鲁迅却给对方以某种距离感，“话不多，很和气”（武者小路语）。

与各路名流相比，鲁迅在与一般阶层的百姓交往时，显得心态更松弛，表情也更舒适，如牙医、商人、裁缝师等。其实在鲁迅眼中，“老板”（内山完造）也基本属于这一类，只是他家大业大，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是日侨中的侨领，在事功上也与鲁迅多有交集。与镰田兄弟的友谊，是鲁迅非常看重的人与人之间的“绊”（日语，纽带、连带之意）。兄弟俩都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哥哥镰田寿先到书店工作，担任会计，同时负责邮购、订购、催款，还编辑一种可在店内免费索取的小册子《文交》。《文交》的刊名由鲁迅挥毫，取“文化交流”之意。弟弟镰田诚一是一名美术青年，为人质朴憨厚，关键时刻把店中事务，包括对鲁迅一家的照顾托付给他，内山老板很踏实。《鲁迅日记》中对镰田寿的记述，多达二十三次，包括业务委托、互赠礼品和宴请等。鲁迅编瞿秋白译作《海上述林》，在上海排字打好纸型后，是由镰田寿送到日本，在岩波书店印行的。鲁迅还主动请蔡元培为镰田寿手书一条幅（“风声江浦千帆晓，月落山城一笛秋”），至今保存在日本。日版《支那小说史》出版后，鲁迅只有五部样书，即签赠给镰田寿一部，这部鲁迅签赠本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弟弟镰田诚一在鲁迅几次搬家和逃难时，对鲁迅一家多有帮助，鲁迅“十分感愧”，也不止一次在出版物中表达。目睹“一·二八”战事中，诚一一边尽心地关照自己和家人，一边参加自警团，在后方协助侵略军后勤的情况，鲁迅痛惜军国主义教育对一代日本青年心灵的荼毒，从爱护青年的进化论观点出发，不断地给予启发和影响，晓之以理，使诚一意识到问题，并做了真诚反省。后诚一结核病复发，回国疗养，临行前特意去鲁迅家中告别。1934 年 5 月，诚一不治而殁。鲁迅获知讣报后，在日记中记道：

午后闻镰田诚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

诚一留下遗嘱：“墓小些亦可，但请把墓的方向朝上海。”誊录在上等和纸上的《镰田诚一墓记》，是鲁迅第一次为日本人题写墓志铭。一年后，镰田寿拜访鲁迅，并赠予诚一遗作——油画静物《菊花》，后陈列于上海鲁迅故居底层会客室的书橱上。

鲁迅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1936 年 10 月 8 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以镰田兄弟为代表的日本庶民的真挚友情，即使不是晚年鲁迅终于没有离开日租界的最大理由，应该也是重要的考量要素之一，是一种情感上的“绊”。王锡荣先生认为：“鲁迅在与一些日本人的接触中，他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隔阂和误解，使他觉得很无聊。鲁迅几次想离开这一带，搬到法租界去，甚至连房都看好了，但因各种原因，终于没有搬成。”（《那些与鲁迅交往的日本人》）

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社，2010 年 3 月第一版），学界评价一向不高，有不少硬伤。如仅在《内山完造先生》一篇文章中，便有至少三处错误：其中，两处写内山完造“从大学毕业不久就到了中国”（115 页），“原来内山先生在大学毕业后和旧中国的大学生没有两样，‘毕业即失业’”（120 页），可内山并没有上过大学，其最终学历是芳井村化成寻常小学毕业；一帧插入文中的许广平与内山合影，图说（“60 年代许广平与内山完造”）搞错了时间——内山完造于 1959 年 9 月 20 日，在北京去世。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许广平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3 月版。

不过，文中关于搬家的记述，我认为应该是靠谱的，因为许毕竟是鲁迅夫人。许写道：

所以在 1936 年夏间，鲁迅大病稍愈，就另找房子预备迁徙，拟择居在旧法租界，冀远离开一些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这计划刚要实现而病不容许他立即迁徙，因之就未成事实罢了。

看来鲁迅是下了决心的，“这时就把一切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亦一起割掉在所不惜”。要知道，鲁迅的内山书店打卡史，与他的上海时代等长，九年中，去过不下五百次，购书逾千册，“割掉”内山书店，基本上就意味着清理朋友圈，甚至退群了。看得出，鲁迅确实是烦透了。而这种厌烦情绪，直接的，是源自长与善郎、野口米次郎等日本名流的伤害，间接的，则与内心日益滋生的倦怠感有关，鲁迅在与弟子增田涉的通信中，多有流露。从情理上，应该也对许广平吐露过心境。因此，许回忆录中“另找房子准备迁徙”云云，确不是空穴来风，泛泛而谈。

鲁迅 1931 年书赠内山完造（“邬其山”为完造日文名的谐音）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使到了鲁迅生命的最后阶段，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他对内山完造的信任也未曾动摇。其实不仅是内山，鲁迅身边仍不乏彼此相知，可亲密互动的日本朋友。在鲁迅晚年的朋友圈中，笔者个人比较看重同盟通信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的存在。六十年代中期，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 3 月第一版）中，深情回忆了与鲁迅的数次接触。1932 年底，松本被派驻上海，不久就经内山完造的引荐，结识了鲁迅。从此，在各种场合近距离接触鲁迅，“次数大概不少于二十次。我记得他总是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棉布衣服，举止谦和，唯独目光却很锐利。偶尔他也会一边站着看书，一边吸烟，每次见到鲁迅先生，我总担心他会批评我所做的事情。他那种风采是其他中国人所没有的”。有几次重要谈话，松本不仅是亲历者，而且凭借其职业记者的专业素养，为后人、为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旁证。如令鲁迅倍感受伤的欢迎长与善郎的饭局，松本也参加了，地点在四马路上的老半斋。同样是关于“樟木棺材”的话，松本也听到并记下，却未误解：

回去的时候，为了助消化，我和长与、庄原三人一起在夜晚的四马路散步到外滩，又从外滩散步到了旅馆。我对长与先生说：“忧郁，他真的很忧郁。以前他并不那么忧郁。”我没想到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对言论自由的镇压会达到如此地步……愈发变得忧郁的鲁迅先生的性格，反映了弹压升级的程度。 长与先生抓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句“我突然萌发了想躺进去的念头”，用“厌世作家鲁迅”这个词来形容鲁迅先生。我觉得他是会错意了。每天都在不断斗争的鲁迅先生，非但不厌世，他的生命像火一样地在燃烧。他可能也有身心疲惫，需要休息一下的时候。也许是樟木棺材激起了他想休息一下的愿望，这才有了这么一句自言自语。倒是这位日本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对当代中国的黑暗面一知半解，无法理解鲁迅的立场和思想。这也许让鲁迅先生越发感到孤寂了。（《上海时代》）

位于北四川上的内山书店。

本文开头提到的鲁迅最后一次泡内山书店，并与日医奥田杏花就时局交换了一番看法那次，松本也在场。当天（1936 年 10 月 17 日），蒋介石在杭州召开了军事会议。松本应该是刚刚发完新闻稿，就赶到内山书店，加入了几个日本人簇拥着鲁迅的谈话，并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奥田医生与鲁迅的一段对话：

“鲁迅先生，您认为日中关系究竟怎样才会趋于平稳？” “会渐渐恶化，发生大的骚动。” “您认为会渐渐恶化的根据是什么？” “我以为，世上存在着强者和弱者两类人。这两者怎么也不会成为好朋友，动不动就会吵架。因此，只要弱者不变强，吵架就不会停止。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军备不如日本强的话，无法实现日中亲善或协调。势力相等的两方即使吵架，不过是受点伤而已。这很没意思，于是乎就亲善。”鲁迅这样答道，然后点燃了最喜欢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现在暂且不谈大局，我们在说现在的日中谈判问题。” “现在的谈判也会渐渐恶化。不知道日本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中国在想什么……两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在一起谈判，这是最危险的。我这样认为。这好比在黑暗中牵牛。” ……最后，鲁迅先生把右手的食指顶在额头上，用深沉的声音清楚地说道：“这可能是我的直觉，但是看样子会发生冲突。”（《上海时代》）

“八·一三”事变时，松本重治（站立者）于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1937 年 8 月）。

这番对话，距“七·七”事变爆发不到九个月。即使单纯从时间上回溯，也不能不佩服鲁迅对时局的洞察。松本不愧是大记者，记录并保存了鲜为人知的史料。过去一些年，在谈到鲁迅时，一向有种声音（如李敖），说鲁迅只骂中国人，不骂日本人，平生不曾对日本撂过狠话云云。但松本在回忆录中记载，鲁迅在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曾对前来上海的经济学者山崎靖纯明确透露过他的信念：

为了解放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同胞们，即使祖国中华民国变成沙漠，我们也决不停止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时代》）

这难道还不够“反日”吗？

松本与鲁迅相识很晚，却始终是鲁迅朋友圈的铁粉。其回忆录中涉鲁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崇鲁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天（21 日）下午 4 点左右，我去了万国殡仪馆。大约 500 平方米的会场中央北侧有一个 15 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帐篷，里面的高台上放着一具棺材。此时入棺仪式已经结束。我走进帐篷，面对鲁迅先生的遗体，行了三跪九拜之礼。走出帐篷，我向会场四周的墙壁望去，墙上挂满了朋友以及有关团体送来的各种各样的挽辞、挽联……充满了朋友们对故人的友情、尊敬以及痛惜之情。没有比这更美、更肃穆的形式了……那种感动让我终生难忘。（《上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