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学习】月记（202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
趁最近有几天空，赶快写写月记，要不又要飞忙起来了。[写于6月初]
1. 开题报告的分板块，文献和初稿都读完写完了。
统计了下：
摘录和写了342页的笔记，每月写小论文和导师meeting，写了4篇一共26256字。
1月份，我是整理了我的博士论文可能涉及到的文献，一共23页，其中社会学文献是10页，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尤其是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和一般认识论方面的一些文献，但坦白地讲，自然科学哲学、一般认识论都基本没看！而直接相关的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发现整理得根本不够用！
再对比来看，非常明显！数量就不算了，因为经常补充或删除，排了序号再改好麻烦
回想一开始看Herbert Blumer，就在想努力形成一套“工作方法论”，因为还要几个月都做同样工作，所以就按我之前讲的“八步法”开始整理、阅读和写作。但是，当时也没想到，其实到底这几个月下来，工作量是什么规模。
2. 研究韦伯，是比“不出错”，也是比“脑洞”
我选题时就知道最大挑战是韦伯！但其实真要处理起来，就知道可能难度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不是说韦伯太容易了，而是对大家都难！每个研究韦伯的人，都要困于文本不清、困于韦伯文献太多，所以最后反而拉平了研究层次了。尤其是，庞大的遗产，研究到具体某个点时，会发现有不错的成果，这反而不错。
说研究韦伯反而容易，是最后比的是脑洞了！
因为韦伯自己也没写清，具体到我关注的方法论相关的某个点，韦伯引用也好、讲述也好，可能又未必那么多，最后就像什么呢？就是历史学家在研究三国和更早的历史！史料有限，想象无限，于是能看到各路人马，不停地拿当代的东西往里靠，把什么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什么库恩、维特根斯坦，都往韦伯没有足够证据地方来套。
这学术做成比脑洞了！但这种想法，只是说对一半！
当大家都在比脑洞的时候，反而你想说一个“不要出错的”道理，更容易！别人在想证明，到底刘备是不是刘皇叔、诸葛亮到底早饭吃什么，但你要讲到底曹操到底有没有当皇帝，这道理就太不会出错了。反过来，当你站在不会出错的道理，来指责别人胡说，理由不足，也就很方便了。
很多扯的是真没道理，连韦伯全集的方法论一卷主编，都这样说那些研究他的二手文献：
“a literature that has led nowhere […] Weber failed to explain what an ideal type is.”
3. 在导师最熟的领域是最刺激也最挑战的
我的两位老师都是批判“批判实在论”，当我还没写这一部分，就看到一向热情的南欧来的第二导师，非常兴奋了。但是，毕竟我关注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算不上主流的线索。因为主流线索还是从因果性、存在论入手。
所以，当我要发表自己的总结和评估时，会最直接的遇到：“这只是一部分，还有……你没考虑”的评论。同时，当我想跨出这个领域，引入新知的时候，这也会造成挑战。比如，我把一位政治学家的方法论带过来，虽然背后涉及的是gendering welfare state到底合不合适，但这要说服已经接受批判实在论主要内容是什么的两位老师，会有个说服过程。
当然，这部分得到的意见也会最具体的，比如大导Steve就告诉直接给我重新组织框架，和我说怎么论证更紧密一些。而自己提出一些新解读，也更容易得到理解了。
在和导师meeting的时候，Steve和我说我当时懒了所以漏读的文献，就是Sayer和Holmwood在2000年前后、于Sociology期刊上的争论，关于要不要gendering organization的议题。简单地讲，到底“父权制”是不是内在于“资本主义”？还是只是偶然相关的？所以，我也要还要回去再读。
4. 通过学习化学史更理解社会学：从硕导那里的启发
5月最大精力是在读杜威，因为我在去年读《确定性的寻求》一书时就这么打算了，用他的框架。年初再读他的盛名的《逻辑》（1938）时，十分痛苦，不知道在干嘛，也挺气馁。不过，好在是，几个月下来，读批判实在论、韦伯等作品，会慢慢理解杜威的思想。
不过，真要促进我理解杜威，反而是读化学史哲学家Hasok Chang的作品。这位在剑桥任教的韩国人，写过温度计是怎么发明的？化学革命是怎么接触Water =H2O的。
可能会有人想，我为什么会这么绕道？直接看社会学里现成的不就行了吗？！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对（社会）科学哲学没有专门研究，但导师万毓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当时说过几点看法，对我没有直接影响，但一直让我经常反思自己的选择与想象：
（1）我问：为什么你会研究Mario Bunge？
万答（大致）：……有一个原因，是他是懂科学的。大多科学哲学家不知道科学是怎么实践的，尤其是大多是基于20世纪初的物理学、化学，远远不知现在的生物学、医学等科学的新发展。他是懂的，如果我看他的科学哲学文献，我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依靠他。
（2）我问：怎么看批判实在论？
万答（大致）：……有一个看法是，批判实在论只是科学哲学里一支，甚至算不上广泛影响的一支。
这两个判断，对我现在做博论挺有影响的。尤其是我也慢慢发现，自己是更接受“科学实践哲学”：在社会科学哲学的两面，规范性与实践性，更要从后者出发。同时，我也不会陷入说，批判实在论是新一支，所以就崇拜他，看着它的走。
Hasok Chang是Nancy Cartwright的高徒，他的研究相信对社会学也会很有帮助，但最直接的是，是让我知道如何理解杜威了。杜威是直接参考了P. W. Bridgman，而Chang又深度发展了Bridgman。所以，Chang的文献，我就写了快50页字的笔记。反过来再看《确定性的寻求》也就能写了也差不多50页的笔记了。
因此，我才在我的《历史社会学的逻辑》一书前言里，这样致谢我的硕导：
“2017年以来跟随台湾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万毓泽教授学习社会理论，又常感受到何谓综合、何谓视野，因而希望自己有所突破。”
5. 本科跟学校、硕士跟院系、博士跟导师打交道
也可能是现在疫情，还没去爱丁堡而导致的偏见。或者是个人性格和成长阶段的变化所导致，现在会有种感觉：
本科是跟学校打交道
硕士是跟院系打交道
博士是跟导师打交道
所以难怪，为什么越是名校的校友会，越会只承认本科在这读的学生。确实只有本科阶段，才会那些跨院系的修课和活动。但到了硕士阶段，我至今想到的感谢的，都是非常特定和院系有关的，比如我在哲学所非常平等、批评和文本精读氛围。虽然我在社会所、政治所、管理学院都修过几门课，但是那种由于课程建制、同辈关系所带来的差异，让自己更是和这个系所打交道的感觉。最起码的就是行政人员。我才在我的硕论要特别感谢我们所的助理玮婷姐。
但是，到了博士阶段，毕竟在英国制度下，又没有课程（以前是真没课，这两年非要搞个seminar），研究焦点更明确，真是目光都是自己的研究和导师打交道。要是和院系打交道，不是不多活动。比如，“爱丁堡学派”那个著名的研究unit，虽然是在我们社会与政治学院，经常发各种活动通知过来，从计算机研究到医学伦理，无所不包，真是超有钱。但毕竟到这个阶段，和本科时喜欢猎奇地听各种讲座，不太一样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计划表是更有规律，不会轻易地去听一些讲座了。
这种和导师打交道，不是抗着导师大旗。甚至，都不是有所谓的“师门”。导师有几篇文章和我的关系密切，但也从不会要求我一定要往某个框架来。
这种打交道，一方面有老师对学生的服务上的。
导师会按学生的需求，了解各方资源。比如当时苏格兰有个奖学金，马上发给我，说申请要注意什么，有期刊在做special issue和我的博论相关，让我考虑考虑。同时，到底我要不要秋季去爱丁堡，他更会从学校制度上，帮我了解，给我一些意见，还告诉我你要是什么时候最后决定，随时和他说，他再来和系里行政老师来问。
尤其是现在写论文，两个老师还单独商量好，再来问我：宇凡，你平时写的论文，是想要我们给详细的点评，还是整体简略的点评呢？我没明白这句是什么意思，我说：当然越多批评越好呀！要不我哪知道读者、同行是怎么看，也尤其我是二语写作，不知道我写的英语在母语是英语的学者看来会是什么样理解、会不会有误解。两位老师原来解释说：有的同学比较敏感，所以如果给的意见太多，他/她们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很气馁，所以想了解我的感受和看法。如果我需要鼓励、感觉批评会沮丧，那就会批评得少一些。
导师是在给博士做服务。
所以难怪！我的导师总是被不同的学生说人太多，反而自己太忙啦，自己都没时间写书了！
另一方面，这种打交道也是性格人格上的直观理解。
其实两位导师的性格差异很明显，我导师组合也很奇怪。大导师Steve虽然是新西兰人，但就是爱丁堡毕业、出去做了博后再回来，呆了这么多年，所以对这地方是很熟的，也很英国范，说话很英式含蓄，但他本人又很鼓励型，愿意花时间很仔细看学生的东西，甚至帮我把语法什么都一点点改。比如，他觉得我某句没有表达清楚，会在标注时帮我改掉语法问题，同时这样含蓄地说：
I think you mean: “….”（修改后的句子）
这样一来，让我觉得不是我没写得让人搞不懂，而是他搞懂了、帮我写清楚一些。
二导是希腊人，真是南欧人的爽朗，说话时候真是笑脸居多，纯真感挺强的。希腊导师也会非常强烈地直接点评谁好谁不好，跟我介绍那些英国大佬都是什么样的，也会很自信说：“你看看英国的40岁以下，能以社会理论旗帜刊物上发表3篇以上，除了我，还有几位？”这可是Steve真说不出来的话。
再者，这种更多地是和导师打交道，更是学术兴趣上的共同发展。
希腊导师是Steve在2013年左右的博士生，所以大家的兴趣真是都很接近，故交都很近，彼此文献都很熟。当然，这样组合就会有个好处——但也不好的地方。导师间不同意见会不明显。比如，当时写批判实在论的时候，希腊导师觉得我开头可以换种写法，但meeting之后，Steve还会和说，其实你这样写也可以，再给出不同看法，给予鼓励。他们商量起意见，也很容易，毕竟以前师生关系，现在又是论文合作关系，很熟的。
大家研究方向相近，所以在email经常能讨论起来，知道彼此在说什么，调侃什么。不过，每一代人具体做的、本阶段做的又不一样，也会彼此尊重。比如，希腊导师在说批判实在论的时候，Steve也不介意会直接说我现在搞Latour正火热呢，那是我过去式了。希腊导师吐糟英国学界搞理论很弱势的时候，他们都很会希望讲讲美国的社会学界是什么样的。
尤其是Steve，他也知道我一直对“实践”取向的社会科学哲学更感兴趣，所以在先empitical assessment，他有时遇到一些理论上的疑惑，比如“那些不发展理论的学者，到底在做经验研究时是怎么理解理论的呢”，反而会问我意见，因为觉得我会给出一些经验研究上的具体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