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革命文学？

——从“伤痕文学”批评史看“伤痕文学”

【按：去年疫情在家期间写的课程论文。如果不是课程要求，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伤痕文学”。但是，对“伤痕文学”的批评意见同样也随着时代的阈限，真理的独立程度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十分值得关注。这一方面展示了本雅明思想的正确性，随着历史的进程，真理内涵与实在内涵逐渐分离。但另一方面，“伤痕文学”究竟有多少今天仍值得关心的地方，应该可以说少之又少。那时候粗制滥造的作品究竟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挖掘，毫无疑问，它所遗留下来的财富远远比不上鲁迅、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也不如曹雪芹等古典作家。不过它还是以它的方式揭露了革命时代的真相。】

从2020年的当下回看40年前的“伤痕文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能够以相较于当年更加轻松的心情来看曾经的“伤痕”以及“伤痕文学”，这是否表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从那道“伤痕”中解脱出来了呢？或者是否仅仅因为我们忘记了被封印在那道“伤痕”中的幽灵？“伤痕文学”通常被界定为一类在特定时期、特定思想潮流影响下的文学作品或者可以直接称之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思想主题往往定位在对“四人帮”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揭露“四人帮”对人造成的“伤痕”，并把对“四人帮”思想产生的各种流毒进行清除视为己任。研究对“伤痕文学”的批判和接受的历史比研究“伤痕文学”本身有趣多了。“伤痕文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远算不上生动，表达的思想主题也远算不上深刻。这和古典文学的成就比起来就差得太多了，例如让我们想想《红楼梦》。但从“伤痕文学”的批评史来说，我们却可以注意到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在“伤痕文学”刚刚诞生不久，批评的重点在于进行一种原则性区分，在于为“伤痕文学”正名。这主要围绕着对“伤痕文学”究竟可以与“暴露文学”等同起来，它是不是一种对“文化大革命”价值的全盘否定或仅仅是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它究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还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刘心武是通过区分“主题先行”的写作与表现“生活”真实的写作来为他的文学创作辩护的。他是这样说的，“《班主任》是我摒弃‘四人帮’‘主题先行’‘路线出发’那一套‘帮规’‘帮法’以后，思想初步解放，敢于正视现实，从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发，经过对创作素材的反复深入，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后形成较成熟的构思，又在提笔后随着感情的奔腾，而尽可能往深里开掘，最后又几经修改，才终于定稿的。”对真实生活的表现首先并且主要意味着对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映，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对艺术的要求主要来自于共产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艺术或文学被要求服务于实际生活，而非是个体表达自我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就是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在孙席珍的《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一文中记述了鲁迅给他学生说的一段话，“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要忠实于生活，写出生活的真实来给大家看，就会使人识别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从而知道怎样去进行改革，这就是有益了。所以你写东西，不一定都要实有其事，有就更好，倘若没有，但叫人看来恰如实有其事一般，也就同样能使人信服，而产生有益的作用，那你写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艺术被要求表现真实，忠于生活。虽然鲁迅的说法与那种认为艺术首先应当关注尖锐社会问题的观点差得太远，但鲁迅也认为艺术不是仅仅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有益于生活的。鲁迅的意思不是艺术必须产生一种政治上的团结作用——艺术不能带来团结，甚至恰好相反，艺术带来的是分裂。艺术走在与政治的歧途之上，这是鲁迅讲明了的。早期批评家们在引用了鲁迅的话来为文学对揭露、解剖“四人帮”带来的病痛和伤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放弃了鲁迅对艺术与政治处于歧途的观点。这个基本立场是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讲话就已经奠定了的。早期批评家争论的因此是揭露这些社会“伤痕”是否合理，文艺是否只能歌功颂德而对一切社会黑暗的现实视而不见？

在距离“伤痕文学”十年后，也就是80年代末开始，批评家注意到这一点，“伤痕文学”作者自身就带着心灵的伤痕，因此对“伤痕”的揭露必然是不充分的，甚至是对“伤痕”本身的遮蔽。“伤痕文学”残存着对“文革”和极左路线的不自觉肯定，它的思考是粗浅的，并且停留在对冤屈的哭诉上。这很有趣，没有这十年的距离——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清算了“文革”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就是不可能的。批评家们认识到“伤痕文学”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作用，这在所谓“向前看”的理论中最为显著地体现出来。“比起我们的党和民族这几年的苦难，个人遭受的这点伤害又算什么呢？”在“先前看”的鼓舞下，个人的“伤痕”可以被快速地忘却而立刻投入新社会的建设中。有趣的是，我们绝不要认为这只是简单地从认识到“四人帮”的错误进一步认识到“文革”本身的错误，而是开始试图对灾难的“根由”进行思考。“伤痕文学”缺少的正是对灾难的“根由”的思考，也因此并不能达到真正治愈“伤痕”的功效。它用“‘文革’模式”将“反‘文革’思潮”推向最激烈的一端，但仅仅是重演了“‘文革’模式”在文艺上的惨白无力罢了。但我不得不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对“伤痕文学”的批判只是承担了当时对“文革”清算的政治任务罢了。随着离“文革”越来越远，批评家们清楚地意识到，对“伤痕文学”的命名本身背后就有着一套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而这正是通过一种文学评奖制度使之得以可能。

本雅明曾在《评歌德<亲合力>》中说过，“批评所探寻的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内涵（Wahrheitsgehalt），而评论所探寻的是其实在内涵（Sachgehalt）。这两种内涵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即：一部作品的真理内涵越是意义深远，就越与其实在内涵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不易被察觉。据此而言，如果作品的真理深深植根在其实在内涵中，而恰恰是这样的作品证明了其持久性，那么，在作品持续存在的时段内，实体（Realien）从世上绝迹得越彻底，作品里的实体就越发清晰地凸现在观察者眼前。与此同时，伴随着作品的持久存在，在作品问世初期融为一体的实在内涵与真理内涵显得分离开来了，因为前者正喷薄欲出，而后者仍一如既往地深藏不露。”这一点没有哪里比在“伤痕文学”中显现得更加明白，初期的批评家们专注于“伤痕文学”的具体内容，作家写作的实际意图等等。然而，这并非真正的批判，而是如本雅明所说的对“伤痕文学”的评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不再关心“伤痕文学”事实上写的是什么样的事件。或许人们还能回忆起“四人帮”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相关问题，但实际上对此已经不再关心了。人们更加关心的是，它留给了我们什么？或者说，它有什么遗言？

“伤痕”不应该被普遍化为“创伤”，仿佛通过这个方法“伤痕文学”就能够具有普遍价值似的。“伤痕”是一道特定的“伤痕”，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伤痕”。那么这道“伤痕”以及作为“伤痕”的“伤痕文学”，它们的意义或者说它们的真理何在呢？“伤痕文学”是一种梦魇般的写作，它唤醒痛苦的记忆。那一代人的命运都受到“文革”以及“四人帮”运动的影响，他们是不自由的一代人。他们没有自由呼吸的空间，没有“敞开”，有的只是痛苦、胁迫和背叛。这就是那代人的记忆，也是那代人的命运。现在试着再去看“伤痕文学”，我们就会理解它是这样一种现象，政治、艺术和历史统统都被缝合到了一起。艺术并不独立于政治而存在，并且人们对政治和艺术的理解都发生在“文革”这个历史事件的背景下。在这种缝合中，我们无法听到一种完全独立的声音。但也有一种声音，同时混杂着悲痛与愤怒、真诚与虚伪、人与非人的声音，就像从一个依然淌着血的诞生之裂隙中发出的。这种声音打破了全然的沉默，这个社会的人们终于愿意承认他们的痛苦，但半是虚伪地，他们以为痛苦地叫喊几声伤口就可以被治愈似的。“四人帮”已经被彻底消灭，剩下的就是光明的未来，再也没有什么要求被记住。当然，并非每一部“伤痕文学”中的作品都作如是想。然而，他们都没有真切地意识到的是，为正义与和平而战是不够的，正义与和平必须时时刻刻照亮自己的心灵，哪怕是在至暗时刻。这种正义与和平并非是对某个政党或纲领的遵守，而是在每一个感到悖谬的瞬间都意识到对他者之面孔的绝对责任。“伤痕”永远不会消失，也不会随着“伤痕文学”而被抚平，它要求真正的安慰，“伤痕”要求救赎。这也就是说，“伤痕”一定要被我们所记住，也许以一种遗忘的方式。“伤痕”及“伤痕文学”的遗言是，不要忘记这道“伤痕”，也不要让它再次发生——你们一定要从中学到点什么。

最后，也许我们可以再谈谈“真实生活”的问题。很有趣的是，虽然鲁迅这个激进而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被确定为了革命文学的正统，对鲁迅思想的接受却因时而异。文学对真实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文学能揭露并凸显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病症，虽然文学不直接治疗这些病症。文学的意义必须从其服务于社会生活着眼，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作品即如《朝花夕拾》、《野草》一类虽然极其个体性的但也是社会性的。那么写个人的真实生活而不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就不行吗？这样的作品就不可以是革命性的，而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吗？西方的确有这样的作品，就如卡夫卡的小说，它并不涉及到此时此刻的社会弊病然而却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这就是对人的命运与存在状态的思考。它是革命性的，甚至是更具革命性的。这是一种游牧的文学，它并不加固原有的意识形态及范畴，而是不断地去质疑和颠覆它们。这首先是语言的革命，因为在一切传统中，语言是最稳定的。就像倡导白话文的运动一样，对文言文的颠覆也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的一整套意识形态的破除。其次，革命文学并不团结人们，而是分裂，或者说实行一种决裂。革命文学坚决与主流文学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幻相决裂，它走在与作为治理的政治的歧途之上。毋宁说，革命文学才是真正政治性的。政治性的意味着革命文学与一切权力都保持着距离，并首先去质疑它，而将平等和自由作为它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伤痕文学”之所以缺乏革命性，因为它没有与那些革命幻象和政治偶像们坚决地分离，而是在表现真实生活之名背后暗藏着对“文革模式”盲目赞同的观念。正如鲁迅所教导的，文学必须走在与政治的歧途之上。唯有如此，它才能成为真正政治性的文学或者说“革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