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雪域高原上，人的灵魂便无所遁形 | 《行刑人·银匠》编辑手记

阿来的阶梯

——《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编辑手记

文| 伍华星

于我而言，编辑之先，首先是读者。不得不说，有幸编辑《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以下简称“外篇”）之前，很惭愧我只读过当中《阿古顿巴》一篇。记得当时看完觉得梦幻，联想到鲁迅《野草》中的《过客》，行旅中遇到各色人物，背景色灰蒙蒙，线条却硬朗，有人长久地呐喊。因为编辑身份的缘故，得以多次细读书中包括此小说在内的三部“外篇”。

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尘埃落定》“主篇”与“外篇”间的深刻联系，我们请作者阿来老师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序言，放在书前。

这三个“外篇”笔下的人物，缩短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像版画的反面，人的棱角与界限尖凸起来，支起性格各异的形状。这是个人的意义，尽管不能撇离时代，脱开锁铐，却不全仰仗于此，而去发展自己。这大概就是阿来在“外篇”的序中写到，他喜欢他们——这些笔下人物的“主动”，以及“自作主张”——更是“他们要这样”。

阿来

我们知道，对宏大场面的把握极考验一位作家的能力。譬如战争场面，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笔下的战争场面，真是宏大而有章法，多大的战争都被写作者放在棋盘上，攻守的节奏，便是目光的节奏；又如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基坑》中的大坑，几千几万人奋力铸造一座大厦；或是乔伊斯《死者》中的热哄哄的家庭派对，家中每一个零部件，与派对中人的只言片语撞得铛铛直响。而到了《尘埃落定》，阿来向我们展现了他将时代叙述的画卷徐徐展开的控制力。

《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作为故事的讲述和推动力；到了“外篇”，则将形象缩小，小至一个阴影，如同时代的阴翳，一种背景基调，像我们在封面上呈现的最终效果——一个在巨大的月光中行走的人，那墨蓝色剪影究竟是谁呢？傻子二少爷、行刑人、银匠，还是是阿古顿巴？莫论是谁，发挥主动的依旧是“人心”。

《行刑人·银匠——〈尘埃落定〉外篇》书影

无论是《尘埃落定》中的二少爷，还是“外篇”中的行刑人、银匠，阿来看得最重的不仅仅是风景或历史的遗风，而是“人心”。很多时候，促使一位作家不停讲述同一故事的不同面向，并非因为素材的丰厚，或故事拒绝结束，而仅仅是人物，“人心”——它们在扑面而来。

真实的“人心”会搏动，频率轻重各异，于是便有了不同。我想，这当中的不同，便是阿来写作“外篇”的其中一种意义，也是作为读者，阅读“主篇”和“外篇”时某种相通的感受。

前段时间，四川人艺的话剧《尘埃落定》在全国巡演，我也到戏院看了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戏剧。这部剧攫取了原著中最诗性灵动的部分，以二少爷的自述展开宏大如史诗般的故事旅程。记得看戏彼时，“外篇”已编辑加工完成，正待下印，我拿着修改多次的封面打样，到剧院内的剧照下合影，一抹暗夜的亮蓝色。

到看戏时，不自觉更关注舞台上那些“配角”们，比如银匠，比如行刑人。行刑人的形象，裸露胸背，手握大刀，又轻盈垂下。得益于视角的便利，再望远，其实在仔细寻找细节：那大刀上的齿口究竟还轮廓清晰吗？舞台上那频频闪现的红光，“嚓嚓”声砍头的回响，再熟悉不过，毕竟，在书中就写到，“刀磨去一点就会少一点，慢慢地，加了钢的那点锋刃没有了。”

话剧《尘埃落定》行刑人定妆照

继续细看舞台上行刑人的表情，是淡漠到尽头，伫立无语。想起书中开篇紧接着便写到，“他们那点勇敢的神经也是一样，每用一次，那弹性就会少去一点，最后就到了一点弹性都没有、戛然断掉的时候了。”我想，这可能就是阅读和编辑“外篇”带来的新的影响。倘若未读过这些作品，可看到的便少了，舞台的前生后世也多了些许局促。也是受话剧版《尘埃落定》的启发，我们在成书前选择为“外篇”插入两张专属明信片，一张是行刑人的演员定妆照，另一张则是唯一留存至今的卓克基土司官寨，让读者更直观感受人物的魅力。

随书附赠两张明信片

无论是原著《尘埃落定》或舞台上的行刑人，都始终只执行一个动作，那便是他机器般的意义。但外篇重新给了他一个更生动的故事。时间延长，讲述这个世袭传承的行刑人家族，让他有机会（不像书中写到被两次割去舌头的贡布仁钦）说出——“我是一个行刑人，不是医生，不想给人治伤了。行刑人从来就是像幽灵一样，幽灵是不会给人治伤的。”

书中关于刑罚的部分让我频频想起莫言《檀香刑》《拇指铐》，关于对人性与亲情的思考，又让我想起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甚至新近出版的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若有机会，不妨将这些文本对读，放在一起看，或许会生发另一种阅读的目光。跨越语际时空，除却乌鸦的梦、巫婆的幻术、机器的功能、人造的意义之外，这些生造出的“工具人”，是否又能拥有爱与慈悲的能力？

《檀香刑》

那些关于痛苦、死亡、尊严、欲望、世情、忠诚的种种真相揭露，是否对于一个“次要人物”而言，一再显得无关紧要？我想，以这样的形式和概念，将“外篇”中的三个人物联络起来，将涌现更多被掩埋的新问题、新思考，在重新命名当中，纵横扩大着文学与想象的版图，书与人互相见证着心灵的成长，这或许也是编辑出版“外篇”作品的一个最大意义。

朱天文曾说过一个关于小说的观点，大致意思是，华语文学里有“三国”和“红楼梦”两大叙事传统，创作出版于九十年代的几部重要长篇小说，如王安忆《长恨歌》、贾平凹《废都》，都可纳入“红楼梦”这一叙事传统。就此来看，阿来《尘埃落定》也应归入这一系统当中。但“外篇”似乎无意中又做出了打破的姿势。

因“外篇”中的小说，把一些不相关又相关的人物放在一起，如一场多年后的聚会，人物交往，小说便生出新的涵义，暴露出新的隐秘联系。对于读过《尘埃落定》的读者而言，这仿佛是再看另一场魔术，仿佛是“红楼梦”的小说，叉出意外，萌生出了“三国”的一面，这些人物从时代的横截面中爬行，越爬越远，如隧道有光，人身上的光便越加明亮，也得以照亮一整个写作者笔下的黯淡世界。这样来看，“主篇”与“外篇”，合二为一，可视为阿来一部“大写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的“主篇”与“外篇”

拉远来看，阿来往后创作的《机村史诗》（六部曲）《云中记》等作品，其实是他对某一心灵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叩问。而这些“外篇”，不再仅仅是点缀，而是联结和纾解他创作心路的必不可少的成分。

阿来有一部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在他看来，由川入藏，大地的阶梯不断展开，节节攀升，人与天空的距离便不断缩小，再缩小。天地辽阔，在那雪域高原上，人的灵魂便无所遁形，这其实也是阿来一路创作的阶梯。

在阿来看来，“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而应该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好的小说如同神话，一个好的作家，缔造神话，无论地域如何，主要与次要，主篇与外篇，都始终一笔一划地勾勒着那个古老、深邃的“人心的神话”

我想，或许这就是阿来的阶梯，“外篇”便是这一阶梯中不可轻易越过的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