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性侵儿童案不只是在热点新闻出现时才被社会大众关注
孙雪梅，“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负责人，凤凰网副总编辑。一席第828位讲者。
女童保护
2020.12.13广州
大家好，我叫孙雪梅，是“女童保护”基金的负责人。
2013年5月我还是京华时报的记者，那一年的5月8日，曝光了一起海南万宁某校长带着6名小学六年级女生开房的事件。这个事件引发了极大的社会恐慌，我的媒体同行顶着压力曝光了出来。
在一个记者群里，这起案件引发了巨大的愤怒，而我们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20天里，一共曝光了8起女童被性侵的案件。每一起案件曝光后我们都会讨论，我们也在想，如果新闻热点过去之后，我们不再关注的话，是不是大家就又忘记了。
于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在朋友圈里发起了号召，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我们希望，性侵儿童案不只是在热点新闻出现时才被社会大众所关注。我们很快就得到了很多记者，尤其是女记者的响应。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我们在微博发起了第一条倡议，“女童保护”项目正式成立了。
成立之后要做什么呢？一个多月之后的7月9号，我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只有11个人参与，主要是女记者，也有个别男记者。这次开会我们就讨论决定了要先给孩子做防性侵的培训，因为我们分析了大量案例之后发现，孩子和家长对防性侵知识的缺乏，是孩子被性侵的主要原因之一。
做培训时如何去教孩子呢？我们这些女记者分头去搜集国内外儿童防性侵的一些经验、教训，我们也邀请了一些性教育专家、法学专家对我们进行培训，起草了初步的防性侵教案。
2013年9月4号，在云南漾濞少数民族自治县，我们开启了第一次试讲。这个照片是我，当时比现在年轻很多，那时候这个项目还没有一分钱，我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的。在云南我们一共讲了三堂课，这是第一次课。大家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个宣传折页，是关于防性侵的。
通过这一次讲课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是第一次试讲，在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同行的一个男记者说：我也加入一下，我不是演坏叔叔，我来讲一个我采访过的性侵儿童的案例。于是他就上台给孩子们讲了他曾经采访过的学校里的宿管老师在孩子们晚上睡着的时候去性侵了孩子的故事。在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似乎有一点不对，台下的孩子们特别惊恐。
第二天我们到另一个班级去上课的时候，又有一个细节特别触动我。我和另外一个女记者汤瑜在上面讲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孩子在下面哭。我内心特别紧张，心想这个孩子是不是遭遇性侵了？一下课的时候，我就赶紧把她拉到一边问她怎么了。
这个孩子两眼泪汪汪地跟我说，老师你一直在跟我们讲，如果遇到有人要碰我们的隐私部位，要及时跟爸爸妈妈讲，如果有人要约我们出去玩，也要及时跟爸爸妈妈讲，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我都一年没有见过他们了，我跟谁讲？
那一瞬间我也是眼泪都出来了，一方面是对孩子的心疼，另外一方面我内心非常自责，因为我们教案的不严谨，给孩子带来了情感上的伤害。所以在那一天，我们团队就决定要对教案进行大修。修改内容包括对小一点的孩子不直接讲性侵的案例，避免造成恐怖教育，也包括把爸爸妈妈改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你信任的或者照顾你的大人。 这样的细节非常多，直到2013年12月，半年多时间，我们第一个版本的儿童防性侵教案才基本成型下来了。教案里都讲什么呢？其实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我摘取了教案里面几页片段来简单地介绍。
第一个部分会讲认识我们的身体，核心就是告诉孩子们身体有不同的部位，都是身体的正常部分。背心和短裤遮盖的地方属于身体的隐私部位，是不能随便给人看，也不能随便给人碰的。
第二个部分是教孩子怎样分辨和防范性侵害。当然有好几种情况，其中会提醒孩子，比如有人使劲去抱你、摸你，试图要亲吻你，甚至还要碰你的隐私部位，那你要想一想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为什么要教他们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看到大量的案例中，有人打着关爱的名义性侵了孩子，而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他甚至觉得别人是在关心他，而不是性侵。
第三个部分我们会讲，如果真的遭遇性侵的时候该做什么。难道所有的情景都是大喊大叫吗？绝对不是的，我们会教他们在人多和人少的时候不同的应对方法。
人少的时候会更重点讲，为什么？因为80%以上的性侵儿童案都发生在一对一的单独的封闭空间里，没有证人，没有别人能发现。
而且有很多的性侵儿童犯罪是机会犯罪。我们不要以为孩子还小，不要以为所有性侵孩子的人都是恋童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些人是恰好有机会接触到孩子，而他又认为犯罪成本很低，所以我们要唤醒孩子的权利意识，教他们知道拒绝，避免这样的机会犯罪。
最后一部分是讲如果真的遭遇性侵了该做什么，这个部分非常核心的是要告诉孩子，即便遭遇了性侵，这不是你的错，是坏人犯了错，他应该受到惩罚。我们会告诉孩子，即便遭遇了性侵，你跟以前一样，依然是父母、老师爱的孩子。
同时我们还会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尽快告诉大人，尽快报警，不要马上洗澡，要保留证据，在需要的情况下，还要在大人的带领下去医院里做检查。还有就是寻求外界的帮助，包括律师、心理咨询师、媒体的帮助。
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课程，从头到尾我们也没有什么敏感的字眼啊，真的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以往就是没有人教，并且因为涉及到“性”这个字，我们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阻碍。
就像我们刚刚到云南去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校的校长听说我们要做防性侵培训之后，就皱眉头，我们的课讲到中途他就出去了，也没向我们反馈什么。但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教防性侵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 刚才大家在视频里也看到了，我们的讲师去给孩子授课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质疑。家长、老师从头到尾就趴在窗户上，巴巴地看着你，生怕你把孩子教坏了，生怕你说一个他们认为是敏感的词。
也正因为不管我们讲的是不是常识，仍然有那么多人就认为我们讲的就是敏感的东西，所以我们对讲师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如果讲得不好，讲得有误区，很可能我们的课就开展不下去，也有可能给孩子和家长带来一些误区。
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对讲师进行严格考核，今天在场的也有我们的讲师，应该是经过千锤百炼成为我们讲师的。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考核表，我们把“女童保护”儿童防性侵的教案拆分成了61个要点，百分制，要脱稿试讲，90分以上合格。
这些要点，有0.5分的，有1分的，有2分的，有3分的。比如有一句话是“我们身边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这句话是为了避免冷漠教育的，如果这句话漏讲了，很可能就被扣掉三分。
我们也会告诉孩子，有一些场景确实不能跟陌生人说话，但是所有情况下陌生人问路都不能回答吗？也不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够冷漠了，如果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告诉小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那可以想象我们的社会未来会有多冷漠。我们会告诉孩子要区分不同的场景，告诉他应该是小步地跑开，还是他可以判断情况，简单地给对方指路，这些都是我们教案当中的细节。
还有我们不会单纯地讲“坏叔叔”，因为伤害孩子的不仅有叔叔，也有阿姨，也有爷爷奶奶，甚至还有未成年人，跟他同龄的人。 通过考核之后，讲师会拿到我们的讲师资格证，每一年我们会按比例去抽查，如果讲师在考核通过之后一年内没有上够足够的课，讲师资格就会失效。
在这样严苛的考核下，我们还很高兴地看到，到2020年的6月份，全国累计有超过1万名志愿者讲师通过我们的考核，当然有一些失效了，现在依然活跃的大概有5000名左右。
在过去的7年多时间，这些分布在全国的星星之火，给全国414万多名孩子讲授了儿童防性侵的课程。
有很多讲师都有故事可讲。这位老师叫薛玲，她已经退休几年了。
她曾经得过脑梗，为了考女童保护的讲师，她拼尽了全力。对她来说，背这个教案太难了，尤其是脑梗之后记忆力减退，她就在家里走过去走过来，一天到晚都在背这个教案，她的外孙女对她说，姥姥，我都会背了，你还不会呀。
她考了几次终于通过了。然后这个老师可是刹不住车了，2019年一年她一个人上了122堂课。2020年，在疫情下有很多学校是进不去的，她还上了80多节课，就在刚刚过去的周四，她自己一个人上了5堂课。
她说我在“女童保护”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这是我的第二份事业，如果考过了不接着讲，下一次我可能就忘记了，你说让我一个老太太再去考一次岂不是很难。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讲师分布在全国各地，才有那么多的孩子能够受益。
当然，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是给孩子讲，但只给孩子讲够吗？2014年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发起人，安薪竹和权敬，接受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采访，当时的嘉宾还有一位来自云南的爸爸，这个爸爸在现场就痛哭失声。
他的女儿在13岁的时候遭遇了老师的性侵，性侵之后孩子就给爸爸打电话说，爸爸你给我转学吧。这个爸爸劈头盖脸就给她一顿骂：你以为那么容易，你不想上学就回来干活。然后这个孩子就不敢跟家里说了。
在她第二次遭遇老师的性侵之后，就死活不上学了，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最后在妈妈的反复追问之下，她才说出了真相。这个爸爸在节目现场不断捶打自己的额头，他说如果我以前知道告诉孩子，不要单独跟老师去办公室或者其他封闭空间，如果她第一次向我求救的时候我读懂了信号，至少她不会遭遇第二次性侵。
现场我也非常受触动，当时正是我刚生完大女儿产后抑郁的一个阶段。在那个爸爸的哭声之后，我就在想，像他这样的家长还有多少？如果有更多的家长知道这种儿童防性侵的知识，是不是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免于被性侵？我们都已经开始了，如果现在就停下来，我们自己会心安吗？所以当天回去后，我就告诉团队，这个事我们是不会停下来的，如果停下来我们自己的内心都会不安。于是我们又开始研发家长版的教案。
2016年3月2号，我们推出了家长版的儿童防性侵教案。在家长版的教案里，我们会告诉他们关于儿童防性侵的常见误区，怎样教孩子保护自己，包括在什么阶段该告诉孩子身体性器官的科学名称，什么阶段该注意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界限。
我们也会告诉家长，孩子的哪些异常行为，可能是他们已经遭遇性侵了，是值得警惕的，如果发现孩子遭遇性侵了怎么办，我们也还有一些法律的倡导。
教家长这些东西，或者说跟家长分享这些，除了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去保护孩子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或者身边的孩子有遭遇性侵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更新自己的观念，能够善待孩子。
这不是那么容易的。2017年在四川发生了一起案子，有一个市民在大桥底下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他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全城的人都知道了，网上也是沸沸扬扬地在讨论这个事。
很多人都在谴责，到底是什么人把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扔在桥底下。真相大白之后，我们知道的人都非常难过，因为遗弃小女婴的人是一个12岁的留守女童。她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打工，她在老家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她被亲戚性侵之后，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不知道怎么应对，不知道什么是怀孕，直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她惊慌失措，扔在了桥底下。
更让我痛心的是她妈妈从外地回来照顾她的时候，实际上给了她又一次伤害。她妈妈见到她的时候劈头盖脸就一顿骂，“为什么在你身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没有性侵别人”，“你为什么会让全家人蒙羞”。这无疑是把孩子推向了绝望无助的境地。
所以我们希望传递的不仅仅是家长怎么去保护孩子，还希望如果孩子遭遇性侵了，他们能够做孩子的避风港，不是一味地去责骂谴责孩子，要告诉他，你一切都可以告诉我。即便家长很崩溃很难过，不要在孩子面前崩溃。这也是我们在家长版培训和在媒体倡导当中在做的。
在我们做家长培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地接到很多需求，希望我们给孩子讲更多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因为随着孩子的长大，以及随着青春期到来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不仅仅是安全知识需要提高，性价值观的建立也很重要。
所以2018年我们研发推出了针对六到九年级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课程——《拥抱青春期》。在这些课程中，我们会讲美丽的青春期，会讲认识身体与自我接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告诉孩子月经、遗精、自慰等等，这是一些正常的生理现象，也会告诉他们正确地认识异性交往和恋爱、生命的诞生、性行为以及我们的决定。
最后一个部分会重点讲分辨和防范性侵害，跟以前的课程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希望告诉青春期的孩子，性是客观存在的，是自然的，也希望能够改变孩子和家长们谈性色变的观念。因为要保护好他们，不仅仅要防性侵，还需要他们用大脑来决定与性相关的一切事情。
我们很高兴，也很欣慰地看到，我们的青春期课程一经推出，就有非常多的家长、学校来约课。尤其是很多家长委员会把家长们集中起来，在学校还没有开课的情况下向我们约课，自己去约地点，自己去约老师，向孩子来传递这些知识。
刚才讲到的这些是“女童保护”项目的其中一条工作路径，叫自下而上。但其实“女童保护”刚发起的时候，2013年底我们就决定了要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路径，共同推进儿童防性侵机制的建设。
大家也知道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媒体人，我现在依然在凤凰网任副总编辑，我们团队有很多核心的工作人员也依然还在媒体。从2014年3月2号开始，我们就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之前，召开“女童保护”的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儿童保护的专家来探讨儿童防性侵的机制建设，后来有最高法、最高检、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等等这些部门共同参与。
我们通过这个座谈会向两会发声，提出了很多政策倡导。
比如禁止有性侵儿童前科者从事与儿童接触的职业。为什么要有从业禁止？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还是发生在一个很发达的省份——江苏。
有一个83岁的老头，他是一个钢琴老师，他第三次被抓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是第三次猥亵儿童，过往的两次周围的人都不知道，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个教得很好的钢琴老师，所以家长就把孩子送过去学钢琴。
你想一想，钢琴老师很多都是在一对一的环境里教孩子，这样的人如果有从业禁止，他就没有办法在钢琴机构做老师。或者如果能一定程度地公开他的信息，我才不相信我们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他那里去学习，所以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呼吁。
第二个，我们呼吁完善未成年人的社会监护制度建设，要建立兜底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索，有多少性侵儿童的是家庭成员，包括亲生父亲或者继父这样的监护人。
而当这样的性侵案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就会认为如果报警，我接下来的生活谁来保障，把他抓进去后，是不是我以后都没办法生活了？正是在这样生活保障、伦理亲情等重重的压力下，很多孩子是不敢报警，不敢维权的。
同时我们还呼吁建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的一站式询问机制，当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最高检已经牵头在全国建立起了几百个一站式询问场所。
为什么要呼吁这个？也是曾经有一起案件，当然这是早年了，现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这样了。在某一个村里发生了性侵儿童的案件，警察开着警车“嘀嘀嘀”就到村里了：孩子，你跟我说一下当时他强奸你的细节。然后检察官再问一遍，法官再问一遍。试想这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揭他的伤疤？ 所以我们呼吁建立一站式询问机制，有专业社工的陪同，有心理咨询师的陪同，全程录音录像，如果不是在有明显的证据瑕疵的情况下，就问一次，避免孩子反复地复述造成再度伤害。
过去这些年我们一共提出了10多条建议，我们很开心地看到有很多已经实现，比如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入强奸罪，延长受性侵儿童的民事诉讼时效。
还有很多建议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儿童保护专家等多个部门的联合推动下，正在实现的路上，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出的一号检察建议等等。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路还有很长，需要我们很多部门共同来推进。
做了那么多的倡导，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做的呢？从2013年开始，我们每天都有志愿者在统计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每一年我们都会进行统计分析，还会做一些防性侵教育的问卷调查。
大家可以看到，在2013年到2019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有2397起，受害人超过4125人。
但被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再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2013到2016年，全国法院审理结案的猥亵儿童案有10782起，可以换算一下，平均每天超过6起，而这还不包含强奸罪里面的受害人是幼女的。
我们还知道有那么多的案件根本就不会立案，有些人会选择沉默，根本就走不到司法程序。有专家预估，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例和实际发生的案例之间，比例大概在1:7。
在统计的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70%以上是熟人作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给孩子上课的时候要告诉他们，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无论他是不是你认为很权威的人、你尊重的人，他做了什么样的行为那他就是坏人。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饼图，熟人作案的案例中，有师生关系的，有亲戚朋友，有网友，有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的生活接触者。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图的时候说老师性侵确实多，但我要说老师性侵案例确实不少，但这是因为它一般发生在学校的一些场合，因此曝光更容易。
而这么多年来，我的微博私信和女童保护的微博私信，收到大量的树洞一样的倾诉，是来自于亲人的性侵，包括舅舅、姑父、表哥、哥哥、爷爷等，他们把这样的事情藏了几十年，一直都没有讲出来。
有一个是她的亲人给我打电话，她本人已经70多岁了，她在十几岁的时候遭遇了性侵，你想一想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性侵她的人都已经死亡了，她依然没有走出来。所以熟人作案是特别值得警惕的，而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们在一个调研中发现，60%以上的家长选择的答案还是“大多数的性侵来自陌生人”。
也有人说我家是男孩，男童不会遭遇性侵。在我们统计的公开报道的案例中，10%左右的受性侵的孩子是男童，所以“女童保护”的课堂一直是男女同堂的，男孩也要防性侵，而且也是在教他们要尊重他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不能够伤害别人。
还有受害人的年龄段，有人说我的孩子还小，但是坏人可不会嫌你的孩子小。在我们统计的数据中可以看到，57.48%的受害人是在14岁以下的，而公开报道的记录记载，受到性侵或猥亵的孩子最小年龄是两个月。
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搜索，6个月大、8个月大的、14个月大的孩子遭遇性侵的，并不少。
也有人说性侵案那肯定是发生在山高地远的偏远地区、落后地区，但我们的统计的案例，56.81%发生在城市里。
当然这个饼状图它至少意味着两个方面，并不是说发生在城市里的性侵儿童案一定比农村多，它恰恰也证明了由于司法的覆盖度、媒体的公开度没有那么高，发生在农村的案子有很多是没有被公开曝光的。
同时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发生在城市里的性侵儿童案也不少，有些案子里，孩子就住在父母身边，比如说网友作案。
2019年女童保护统计的公开报道的案例里面，有21起是网友作案，包括让对方和他裸聊、拍照片，这样的视频和照片有的还流入淫秽市场。所以你以为孩子就住在你的隔壁，你以为他是很安全的，但在虚拟的环境中，也许有坏人在盯着你的孩子。
越往深里做我们越发现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2013年我们发起“女童保护”的时候，我天真地以为再过个三五年，我们推动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的常态化教学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就完成了，但到现在，越往深里做，我们发现问题越多，需要参与和深耕的领域越多。
即便你做得再好，任何一个国家都依然会发生儿童被性侵的案件，但儿童遭遇性侵之后的心理干预、事后的辅导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我们想要转介出去，却发现没有足够的机构，所以“女童保护”未来也会尝试去探索，去培训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在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等事后干预的部分做更多的努力和工作。
当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或者众多的机构，我们的力量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最后放上我们女童保护的公众号（搜索“女童保护”），希望你们都能够加入“女童保护”的队伍，不管是转发，还是经过重重考核成为我们的志愿者讲师，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一起行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