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一）

经济史相关书目读书笔记（一）

吴晓波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著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出版八年后，全球经济因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而持续陷入低迷。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书中的观点如同一记振聋发聩的鼓槌，鞭策着我跳脱习以为常的读书路径，选择深入一个之前未曾踏入过的陌生领域——经济史。

吴晓波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援引了约瑟夫·熊彼特的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相较于理论的抽象与统计的冰冷，吴晓波选择了一条更为切近，更通人性，同时，也是非常扎实的研究道路。他直言：“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和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甫一开篇，吴晓波这本著述的“野心”便昭然若揭。他开门见山地，借用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的开篇，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极具全球化眼光的发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基于这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学术发问，吴晓波开始追溯古老中国的历史沿革。从春秋战国（与西方的古希腊同期）的孔子的周游列国和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教授几何学；孟子的出生（亚里士多德此时已经长成为翩翩少年）；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同期为亚历山大帝国）；到汉武帝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凯撒大帝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进而，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之后的中国历史进入了将近四百年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这段对于古远历史的钩沉与比照，无疑在读者心中激荡起对于人类遥远时代的荣耀和成就充满画面感的神往。从此刻起，东方历史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从此再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分裂，而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可是这个“货币意义上的统一”让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的人们，对欧元的存废，成为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魏斐德的问题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了呢？”我们很容易从自然条件、地理疆域、民族认同、宗教心理等方面来给出解释。而魏斐德自己的解释也颇为简洁与精准：“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同样，在享誉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在《历史研究》一书中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在他统计过的21个人类文明社会中，“中国社会是文明特征保留最为完整的样本”。而这一延续千年的成就，正得自于“统一的文化。”

为了进一步探究“统一”背后的深层逻辑，吴晓波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在他看来，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相互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在这里，吴晓波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这就必然引出了我们的疑问：中国究竟是依靠怎样的治理模式将长达两千年的制度延续下来的呢？吴晓波很快回答了我们这一疑问：中央集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固性，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来完成制度建设，而在前工业文明时期，这四大制度模式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保证中央对地方的人事任免权，以防地方割据势力滋生）、尊儒制度（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的统一）、科举制度（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吸纳大量社会精英进入体制为我所用）和国有专营制度（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无疑，这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成为了后文论述的基石。尽管在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这四大支柱性的制度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维持统一的稳固性的基本理念其实无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正是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向读者深入浅出地，做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铺叙。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共分为十二讲。吴晓波从公元前7世纪的齐国“管仲变法”开始，洋洋洒洒，直写到出版此书时的2013年。可以说，这部著述在精要的论述与宏阔的视角之外，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荡气回肠与一气呵成的气魄。吴晓波坦言：在写作此书时，他放弃了批判者的姿态，而是希冀以建设性的理性心态，探研本国的历史轨迹及未来可能的前途。

一、管仲变法

“封建”一词，在现代人的语境里已经与古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常常把“封建”窄化为一种昏聩与蒙昧的状态。依照“封建”的字面意思，将这个词语拆解开来，其实是“封邦建国”之意，也可以理解为：“封土地，建诸侯。”在春秋时代之前，只有“天下”，尚未形成”国家”的概念。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没有任何求变的欲望。在周武王灭掉商朝以后，他实施了一个分封系统，而各方的诸侯在后期都是独立国家，中央政府没有收回权利。东周后，周天子必须依靠主要附庸国的保护才能生存。大国主宰霸权，而其他小国，也尝试运用良好的改革，挑战周朝的地位。内部的争斗和不思进取的僵化思想，是周朝覆亡的最大原因。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在东周最后一位国王周赧王之后，周氏王室的影响力已降至最低点。天子权威尽失，各国火拼。争强求富成为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

春秋时期有五霸。这个“霸”，其实是“方伯”，即诸侯之长，实则为“尊天子以令诸侯。”天子势力的衰落，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天下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为了争夺天下，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展开激烈的争霸之战。这“五霸”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和秦穆公（另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铁农具的出现提升了生产力，大量井田之外的土地被开垦，这成为诸侯国强大的主要原因，周王朝建立在宗法制和井田制基础上的奴隶制度开始瓦解。

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的强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纵观历史，在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的共同传统，都是重农抑商。在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中，自战国时形成“奖耕织”、“抑商贾”，秦汉后“重农抑商”，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明清“海禁”，实行的基本经济指导思想，均为“重农抑商”。与中国类似的国家有波斯、缅甸、印度、埃及等东方专制封建农业帝国，这一点，与欧美迥异。中国封建社会采取此种经济政策，归根结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而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的根源是中国“封闭式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东临大海，西面戈壁，西南被险峻的青藏高原所包围，可以说，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大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利炮轰开大门，国人对外部世界还知之甚少。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该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同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可使民众安于本业。而这种专业的分工化和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全国。临淄生产的高档丝织品，不仅供给本国，还行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管仲在齐国还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这种改革被吴晓波以现代的思维进行了概括，被称为：“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所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切入。商品粮的机动税率与国储粮制度足以控制市场粮价的波动，以达到丰饥平衡的效果。同时，他还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

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我国自古乃农业大国，收取农业税自然构成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而农业耕种，除了牛以外，铁也是增加农业收益的物件；对于百姓来说，“盐”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物品。而直接向人民征税，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这就将税收化入无形。

最为奇特的一项管仲的经济思想，是鼓励消费。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生产这一面。他的观点是：只有富裕的人不断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有过类似的思想。

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漠视的一项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就是说，发展商品经济，让利于民，以达到稳固政权的作用，这其实体现出管仲很强烈的民本思想。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有名的格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于各诸侯国的关系来说，“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各国关系的平衡。

概括管仲的治国之道，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第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盐铁专营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第三、管仲治下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