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
思路紧接着上一篇文章下来。
如果说我们通过认识富士康员工生存环境和心理是大致可以理解其个人悲剧，那么将眼光抽出来着眼整个社会，我们会发现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真实存在的，但一部分人生存状态的改善却极其有限，这里有显而易见的不合理性。为什么经济的发展没有转化为所有人生活状况的改善？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增长是财富创造的过程，而个人的富有需要仰赖财富的合理分配。记得早在本世纪初学术界就关注过中国经济所谓“内需不足”的现象，其时通过中西对比研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中国人的储蓄意愿和储蓄率远高于欧美。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所谓存钱防灾。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是有钱的，只是舍不得花而已。
这个结论被认可了很多年，大致在90年代后期至零五年间各种媒体，学者口中转载无数，一度影响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即“刺激内需”。我的理解是，居民缺乏消费的主动性（舍不得花钱），需要通过政策来刺激（逼你花钱）。
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最开始也是盲从此观点的，只是后来的“刺激”屡屡不见效果，以及后来对现实的观察更深入，特别是看到连年两倍于GDP的财政收入增长才产生了一些怀疑。仅仅是怀疑而已，直到几年前我看到以下这些数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初次分配的统计，1996年至2007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政府财政收入从9.5%升至11.2%。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上升2个百分点。
答案显而易见了，简单得用不着分析。原来消费不振不是居民不肯消费，而是压根没钱消费。钱去了哪里？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税收。劳动者收入比重的下降和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薪酬、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解释了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转化为大多数人的经济改善，就是因为分配体系除了问题。企业留存了太多的利润未分配给劳动者；政府税收抽血太过凶猛；劳动者的收入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承受的剥削越来越重。必须明确的坚定的说“这是绝不合理的”！
病根找到了，我关心病因在哪里。于是有了一连串的问题：
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企业敢于超额留存利润？劳动者为什么没有能够合理的参与到企业的利润分配？政府的财政收入如何才算取之有度、到底该用之何处？为什么需要如此重视分配的问题？如何才能纠正分配失衡现象？
谈到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我们早已习惯于一些“市场化”的表述，诸如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等等。这些充满迷惑性的名词给人一个假象，那就是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完全是一种市场化的关系。在这个市场里，由于存在着充分的竞争，一切资源都会按照它（他/她）本身的价值得到一个公允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劳动的薪酬。一方出力一方出钱，两不相欠。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主流观点“中国劳动力的低价格是由劳动力的供给量决定的，由于存在基数庞大的劳动力人群，因此必然得到相对较低的收入”，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的理论在现实中完美解释。执此论调者在近10年来把持着舆论，对全民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洗脑，让它成为了全民共识。其荒谬性在哪里？理论很正确，假设前提被偷换了概念。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允许自由和充分竞争的市场”，因其基本要义在于买卖（劳资）双方允许公正的出价议价权利。而中国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权利，毫无疑问的其权利将受到侵害。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1982年《宪法》取消了劳动者罢工的权利，等于是取消了劳动者议价的权力。有人可能认为“你不满意收入可以辞职另谋高就嘛，这难道不是议价吗？”我的理解是辞职是“放弃出价，而非议价“。在劳动力市场中，注定有一些能力较低的人只能被迫接受低收入，原因很简单，他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很容易被替代，“放弃出价”具有极高的风险，不工作就要饿死。“农民工”群体和我们在富士康事件中看到了“知识型农民工”就属此类。
从行政的角度来讲，在由执政合法性焦虑引发的稳定压倒到一切的行为宗旨下，统治者对任何有组织的团体都充满警惕，并且千方百计削弱其力量和危险性。企业工会在这股意识潜流的裹胁下也丧失了其应该有的地位和功能，多数沦为员工俱乐部而非利益保障团体。
制度保障的缺失将劳动者推向了极度弱势的一面，相反的，企业主在政策的默许下变本加厉的行压榨之实。甚至创造出了官员寻租的空间，金钱与权利的勾结屡见不鲜。近几年地方政府牵头的对员工自发组织的抗议行为阻挠和镇压屡见不鲜。一个扭曲的劳资关系在制度的保驾护航下蔓延开来，愈演愈烈。
更容易忽略的一点是历史在其中潜藏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经济基础极度贫弱，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孤立感和危机感赋予了执政者强烈的赶超欲望。于是在领袖跨越式发展的意志支配下，借助计划经济的强有力手段和全民所有制的道德幌子，国有部门采取了压榨式的利润留存方式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跨越实现所谓“四个现代化”。国有部门的收入水平长时间保持在温饱水平，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包括政府公务人员领取的薪水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同时为了保持城市的低消费水平，政府通过“剪刀差”将生活成本转嫁到农民和农村。农产品价格被严重扭曲压低，农村长期缺乏公共设施投资，农民不能免费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电等基本要素价格长期高于城市。一切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重积累，轻消费”，“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建设现代化”的口号言犹在耳。这一阶段的分配制度极度扭曲了劳动力要素价格，劳动者未能享受公允的薪酬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在一段时间内拉近了城乡差距，改善了农民经济条件。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国企在改革开放初期消费恢复性增长下的业绩复苏都使得全社会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然而，由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决定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没有得到根本的清算。特别是在经济的“帕累托改进”效应耗尽以后，国有企业面临亏损裁员的时候，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增长再次出现停滞升甚至倒退。数据显示，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占社会总体消费支出的比例总体上保持上升。然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比例掉头向下，从1996年代的79%下降到2008年的73%。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贫弱已久的国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自虐性的收紧老百姓的钱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又通过制度设计将余孽延续了下去。以至于30年后的人们形成了集体失忆，认为干着最繁重的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是一种天经地义……
如果说我们通过认识富士康员工生存环境和心理是大致可以理解其个人悲剧，那么将眼光抽出来着眼整个社会，我们会发现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真实存在的，但一部分人生存状态的改善却极其有限，这里有显而易见的不合理性。为什么经济的发展没有转化为所有人生活状况的改善？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增长是财富创造的过程，而个人的富有需要仰赖财富的合理分配。记得早在本世纪初学术界就关注过中国经济所谓“内需不足”的现象，其时通过中西对比研究，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是中国人的储蓄意愿和储蓄率远高于欧美。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所谓存钱防灾。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是有钱的，只是舍不得花而已。
这个结论被认可了很多年，大致在90年代后期至零五年间各种媒体，学者口中转载无数，一度影响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即“刺激内需”。我的理解是，居民缺乏消费的主动性（舍不得花钱），需要通过政策来刺激（逼你花钱）。
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最开始也是盲从此观点的，只是后来的“刺激”屡屡不见效果，以及后来对现实的观察更深入，特别是看到连年两倍于GDP的财政收入增长才产生了一些怀疑。仅仅是怀疑而已，直到几年前我看到以下这些数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初次分配的统计，1996年至2007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政府财政收入从9.5%升至11.2%。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上升2个百分点。
答案显而易见了，简单得用不着分析。原来消费不振不是居民不肯消费，而是压根没钱消费。钱去了哪里？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税收。劳动者收入比重的下降和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薪酬、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解释了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转化为大多数人的经济改善，就是因为分配体系除了问题。企业留存了太多的利润未分配给劳动者；政府税收抽血太过凶猛；劳动者的收入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承受的剥削越来越重。必须明确的坚定的说“这是绝不合理的”！
病根找到了，我关心病因在哪里。于是有了一连串的问题：
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企业敢于超额留存利润？劳动者为什么没有能够合理的参与到企业的利润分配？政府的财政收入如何才算取之有度、到底该用之何处？为什么需要如此重视分配的问题？如何才能纠正分配失衡现象？
谈到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我们早已习惯于一些“市场化”的表述，诸如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等等。这些充满迷惑性的名词给人一个假象，那就是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完全是一种市场化的关系。在这个市场里，由于存在着充分的竞争，一切资源都会按照它（他/她）本身的价值得到一个公允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劳动的薪酬。一方出力一方出钱，两不相欠。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主流观点“中国劳动力的低价格是由劳动力的供给量决定的，由于存在基数庞大的劳动力人群，因此必然得到相对较低的收入”，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的理论在现实中完美解释。执此论调者在近10年来把持着舆论，对全民不遗余力的宣传和洗脑，让它成为了全民共识。其荒谬性在哪里？理论很正确，假设前提被偷换了概念。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允许自由和充分竞争的市场”，因其基本要义在于买卖（劳资）双方允许公正的出价议价权利。而中国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权利，毫无疑问的其权利将受到侵害。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1982年《宪法》取消了劳动者罢工的权利，等于是取消了劳动者议价的权力。有人可能认为“你不满意收入可以辞职另谋高就嘛，这难道不是议价吗？”我的理解是辞职是“放弃出价，而非议价“。在劳动力市场中，注定有一些能力较低的人只能被迫接受低收入，原因很简单，他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很容易被替代，“放弃出价”具有极高的风险，不工作就要饿死。“农民工”群体和我们在富士康事件中看到了“知识型农民工”就属此类。
从行政的角度来讲，在由执政合法性焦虑引发的稳定压倒到一切的行为宗旨下，统治者对任何有组织的团体都充满警惕，并且千方百计削弱其力量和危险性。企业工会在这股意识潜流的裹胁下也丧失了其应该有的地位和功能，多数沦为员工俱乐部而非利益保障团体。
制度保障的缺失将劳动者推向了极度弱势的一面，相反的，企业主在政策的默许下变本加厉的行压榨之实。甚至创造出了官员寻租的空间，金钱与权利的勾结屡见不鲜。近几年地方政府牵头的对员工自发组织的抗议行为阻挠和镇压屡见不鲜。一个扭曲的劳资关系在制度的保驾护航下蔓延开来，愈演愈烈。
更容易忽略的一点是历史在其中潜藏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国经济基础极度贫弱，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孤立感和危机感赋予了执政者强烈的赶超欲望。于是在领袖跨越式发展的意志支配下，借助计划经济的强有力手段和全民所有制的道德幌子，国有部门采取了压榨式的利润留存方式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跨越实现所谓“四个现代化”。国有部门的收入水平长时间保持在温饱水平，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包括政府公务人员领取的薪水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同时为了保持城市的低消费水平，政府通过“剪刀差”将生活成本转嫁到农民和农村。农产品价格被严重扭曲压低，农村长期缺乏公共设施投资，农民不能免费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电等基本要素价格长期高于城市。一切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重积累，轻消费”，“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建设现代化”的口号言犹在耳。这一阶段的分配制度极度扭曲了劳动力要素价格，劳动者未能享受公允的薪酬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在一段时间内拉近了城乡差距，改善了农民经济条件。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国企在改革开放初期消费恢复性增长下的业绩复苏都使得全社会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然而，由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决定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没有得到根本的清算。特别是在经济的“帕累托改进”效应耗尽以后，国有企业面临亏损裁员的时候，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增长再次出现停滞升甚至倒退。数据显示，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占社会总体消费支出的比例总体上保持上升。然而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比例掉头向下，从1996年代的79%下降到2008年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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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贫弱已久的国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自虐性的收紧老百姓的钱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又通过制度设计将余孽延续了下去。以至于30年后的人们形成了集体失忆，认为干着最繁重的工作领着微薄的薪水是一种天经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