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日记（二）：出租车司机

在一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异国城市里，短短五天行程中遇见同一位出租车司机三次的概率会有多大？这样的事情就在我身上发生过。午后两点，正是这座高原城市最闷热的时刻，我退了房，坐在酒店大堂的休息处，脚下熟悉的黄绿格子地板在我眼前摇晃，细细的条纹变成了轻微起伏的波浪，就像城中那个了无生气的湖泊的水浪拍打堤岸。在湖的中央，有着一座类似寺院的建筑。我想起五天前，那位出租车司机在我到达这座城市的下午带着我绕湖巡游——我知道他只是想多赚点钱——并告诉我那曾经是这座城市在夏天的行政中心。“朋友，我们这座城市有着英雄般的历史！在印度刚独立那会儿，它还只是北部的一小块贫瘠土地，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有大公——皇帝。每年六月到九月，这位大公就携带着家眷和勤务人员，在湖中这座小岛上管理他的公国。”出租车后座的玻璃非常肮脏，至少三个月没有清洗过了，就像人脸上久久不清洗的泥垢最后变成了深色的雀斑。通过摇柄，我把玻璃放低，外面携带着厚重灰尘的空气马上涌入车内——我这才意识到车里并没有空调——我死死盯着湖中那幢两层建筑（每层不过三四个房间）的红瓦屋顶，想当年这位摩登的大公是怎么统领方圆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人民的。在没有电子设备的时代，每日需要过目的文件必然是汗牛充栋，光是将这些文件从各个行政部门传送到他那里，也必然花费一番功夫。如今看来，这个湖不像是一个可以供市民或游客嬉闹的地点，没有湖边公园的踪影，空旷的湖面上也没有汽艇或帆船的痕迹。五六十年前，那些跑腿的公务人员需要雇佣的也是像达尔湖中“施客啦”那样的小船吗？对了，小岛上怎么解决上下水问题，通电话吗？

“没问题，小岛上什么都有。有电话，有厕所，有浴缸。还有水上飞机。”

“那他们怎么处理垃圾呢？比如粪便排泄到哪里？”

司机沉默了一会儿，转过脸来——我这才注意到他皮肤漆黑，圆脸小眼，他似乎被我的问题激怒了。“他们当然会处理好这个问题。印度教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生活原则之一就是对不洁净的回避。你难道没有看到，这是一座很干净的城市吗？朋友，这里不是孟买。”他开始把我当成一个很好哄骗的游客，那种来出差不是待在酒店就是在灯红酒绿的场所花天酒地的人。在《幽黯国度》里，奈保尔说在印度的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角落，供大受日常生活刺激的人们疗伤止痛。看完了蹲在路边露着屁股蛋子拉稀的男人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后，总需要一个大型商业中心，人们可以在那里喝喝咖啡，说说情话。我对那个已经被激发起爱（公）国情怀的司机说，我知道皖西大公干了很多事情，修马路，建水坝；这里是印度次大陆上最早用上电的地方，也是最早给女性投票权的地方……

“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父辈在印度次大陆的地位，比现在的我们要高。”司机放弃了先前一套漂亮说辞，开始埋怨起来，“以前这里的环境更好，有很多植被，市中心道路两旁全是高大的树木。不像现在，你看我们刚才走过的湖边，只有一些很矮的棕榈树。这里又不是果阿，并没有沙滩，也没有葡萄牙人的老城区，需要棕榈树干什么。最近十年，很多大工厂搬到了周边地区，造成了很大的空气污染。夏天越来越闷热了。一些曾经的贵族都搬出去了，连这个邦——曾经的公国——的首府都不再是这里了。”

“当年他们怎么处理粪便和垃圾？”

“谁？”

“皖西大公啊。”

一阵牢骚过后，司机觉得可以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了。这座城市也不再是令他感到骄傲的所在了。“哦，会有些人每天上岛收拾垃圾，然后运到城外。大部分垃圾被烧掉了，粪便被运到了周围的农田里。干这些活的贱民，没有任何工具，运粪便的时候都是用手捧着的。着实让人恶心。”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大使牌轿车发出刺耳的鸣叫，司机朝右侧吐了一口痰（他那侧的窗户没有玻璃），开始骂骂咧咧。“现在，你看我们经过的商业中心这么干净，你到边上去看看，到处都是贫民窟，穷人比以前更多了，附近的人都涌到这里来，不知道他们觉得这里能有什么好机会。那些搞电脑的工作他们做不来，也不能送餐或开车，还是只能收垃圾。可这里哪有那么多垃圾可以收拾？为那点破烂玩意大打出手，凶杀案也是常有的事。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那个贫民窟绕一下。”

“不用了，没必要。我还要赶时间，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你们这些人啊，总有一些重要的会议要开。是我不懂这世界运转的法则呢，还是‘重要’这词的定义变了？我刚决定回家之前买一包烟抽，你说这决定重不重要？”

“这也很重要，如果你老婆不介意，可以买两包。”

“我没有老婆。”大使停在了檀香木酒店门口，一位门童过来替我开门，司机收了我九百四十卢比，比正常价格高了三分之一。门童左脸颊上有一道像特立尼达岛的伤疤，抿着嘴唇，对司机怒目而视。待我走出轿车，他重重地关上了左后侧车门，已经颤颤巍巍的玻璃上出现了一条呈对角线的裂纹。但司机并不在乎，对他来说，这辆车只是一个能搬运货品的工具，它应该承担其最基本的职责，其余的东西都是不该有的浪费。那些运文件和粪便的木船上没有顶篷，车上就不该有。“再见啦，中国朋友！”在一阵破碎的轰隆声中，大使融入酒店外的车流之中。

每次出差，在陌生的城市中打车，我最害怕遇到的就是那种本地宝，他们很可能半辈子没离开过他们的城市，对他们的城市如数家珍，当然对于其丑陋的方面也一清二楚。可一旦和乘客聊起来——拜托，我又不是那个打开话匣子的人——只有他才有权批评他的故乡，任何外在的不认同都是凶残毒辣的。也许这也是人性的基本弱点之一，大部分人很清楚自己的不足，但一旦这不足是从他人口中说出来的，就显得对方十恶不赦。在昆明，当我说昆明没啥环线高架时，司机觉得我根本不了解昆明；在伊斯坦布尔，当我们谈到城市人口时，一些司机让你觉得这座带着历史重负的城市依旧是世界的首都；而在这里，谈到年轻一代人的境遇时，司机们会觉得输给新德里政权是本地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他们不再是革新者，不再是弄潮儿，也不再有取之不竭的金矿，更无法维持精工细作的手工艺，而是被国家视为敝履的地方——另一个本地司机说，“要不然，为啥把那些化工厂搬到这里来？莫迪把这里当作垃圾堆吗？四十年代，圣雄甘地还说我们这里存在着‘罗摩之治’。知道博帕尔的事故吗？迟早也会发生在这里。那帮腐败的政府官员什么都不关心，要是在皖西大公的时代，这帮人早被绞死了。”

我对互联网产业了解不多，也没有太大兴趣；对于化工业的利弊，就更说不上个所以然来。我知道的仅仅是，这是当地两个员工待遇最好的行业了，当外面的人大书特书过劳死、癌症比例上升时，从业者却一直在为这两个行业唱赞歌：工资很高。当一个人选择了一份高薪工作，就要接受其可能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眼里，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外界的批评更多出于嫉妒。当然，这些声音也是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传达给我的。我在那座城市唯一的任务是和一家女性HIV感染者组织碰面，看看她们在做什么，她们所谓的“婚姻策略”有什么实际效果。

第三天下午，在光鲜亮丽的新市政广场吃完午饭，我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又是他——比前两天更黑了。当我告诉他我需要去的地方的名字（我把地址写在了一张字条上），他说，“你终于要去那个贫民窟啦？”

“那地址是在贫民窟里？”

“不是在很里面，是在边上，和富人们住的小区只隔着一条铁路。”

“我知道那里的卫生情况很糟。”

“各种疾病：鼠疫、肺炎、麻风病、艾滋……”

“那边有一个叫科普拉的女性HIV感染者的组织，你听说过吗？”

这下子，司机开始支支吾吾，外人说出了一个他说不出所以然的名字，他显得很尴尬。他盯着前方的道路——此时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刚才给我疗伤止痛的区域——喃喃自语。“从这里过去，到那个地方，如果不堵车的话需要二十分钟。可是那里的路很糟糕，还经常有黄牛在中间睡觉，或者拉屎。那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也许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得自己走进去。”

“那里地图标记得不是很清楚，如果你不把我送到那个地址，我很难找到。”

“可我不可能下车然后带你过去。除非我们一起等。我不能抛开我的车不管，三年前我申请了贷款买的。还没有还清。”

这倒是新鲜事。就这么一辆早该报废的车，居然还需要通过贷款买。或者我错怪了他，就像他说的，这里的路况和环境都大不如前了，三年的时间足以让一辆还过得去的二手车变成一堆移动的破烂。我突然来了聊天的兴致，在同样一个必须和热浪和人流挣扎的下午，一些无聊的闲话应该可以促成我们之间建立一点兄弟情谊。

“朋友，除了这工作你还干别的吗？”

“当然了。这年头光开车怎么养活自己，我还在别人家里当房客。我一般在白天开车，在晚上有时会把车租给别人开。”怪不得这辆车已经不成样子了。“当然，有时我也不租出去，我干一些跑腿的活。”

我请他继续解释下去。“本地一些政府机关，包括法庭、监狱、海关之间有很多文件需要传送，因为白天交通很糟糕，所以他们会集中整理一些文件，放在门房那里，写好地址，然后会将运送的活外包给一家公司；我就在那家公司兼职干活，在晚上帮助送这些文件。”

“那你是开这车送文件？”

“我可没那么疯，我骑自行车。我还有一辆自行车，平时放在房东家的院子里。房东家人很好，从来不抱怨。”

“那下雨天怎么办？”

“把文件套在塑料袋里就行了。你也许没法想象，假若一个人得了寻麻疹，在治疗后申请报销，有多少文件需要处理，我可能要在卫生局、社保局、医院之间送上个三十次文件，而病人可能只需要报销一千卢比。如果之间有争执，还要涉及法律诉讼，需要运送的文件量就会增加两倍。而这样传送文件的晚上，我通常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赚到的钱不如开一上午的出租车。”看来这位朋友开车还是挣到了一些钱，而到这个时候，我也了解到了关于他身世的一些信息。他叫阿南德，祖父曾是宫廷的祭司，后来从大公那边离任，大公给了他一块土地，这样他就可以自给自足。但类似这样的情况，大公给的土地不会很多，因此到了他父辈，那点田产就捉襟见肘了。他父亲先是做过一家纺织厂的会计，然后通过了国家的考试，在邦里的金矿上干活，等到金矿枯竭，他父亲也就退休了，来到了这座城市生活。他父亲有自己的房子，用退休金买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别人家里当房客，阿南德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父亲每天都唠叨着要给我介绍结婚对象。我实在是受不了，就搬出去了；在别人家当房客很轻松自在。你印象中的房客大概是真的只有一张床吧，不过现在，特别是最近十年，这里和孟买不一样，这里的房客基本都有自己的房间，有些还有独立的浴室，相当于和房东租了一个房间。这在孟买是不太可能的。”

“那你去过孟买吗？”

“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在那里闯荡过一阵。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晚上睡在人行道上。在那里，要赚到钱，只有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贿赂，这要求你首先有一定的钱去贿赂对的人；第二种就是加入黑帮，从底层的喽啰开始干起。哦，也许还有第三种，就是加入湿婆军。不过那湿婆军，和黑帮也没啥两样。”

“你难道不是印度教徒吗？为什么这么讨厌湿婆军？”

“为什么佛教在中国还有这么多流派，互相争吵？”这是个好问题，我无从回答。在我们这一路上，只要遇到红灯，他就低查看手机，似乎有什么急事需要处理。在经过了五六个红灯之后，阿南德和我说，科普拉在那里名声不太好，因为她们经常组织一些单身的感染者聚会，类似相亲之类的活动，帮助那批被边缘化的感染者建立家庭，并养育健康的孩子。阿南德继续说道，虽然他和科普拉没有任何接触，但他有一个哥们经常在那里接送客人，接触了几个科普拉的领导人，对她们印象很不好。她们可能以为自己是辩才天女吧，想当然地认为家庭、孩子是那些女性感染者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工作呢，她们从哪里去找？养育孩子的长期成本，她们可以承担吗？而很多女人已经很艰难了，靠着收垃圾为生，家里又多了一个男人，多了一个胃需要去塞满。“于是，一些已经结婚的女性感染者，为了维持家庭，不得不去卖身——你到了那里，千万不要听她们胡说八道。她们会给你喝奶茶，晚上也许还会邀请你去豪华餐厅吃一顿。但是你要擦亮眼睛，要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需要自己去了解，避开那几个辩才天女。当地的一些官员真的是这么称呼她们的，我呸。”

“但我并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我也不懂马拉亚拉姆语。”

“我知道，这种事情，只是让你这样的人有点事情干。”这就是我说过的被人击中自己不愿意承认的弱点的评论。我毕竟还是一个俗人，没法立马报之以理解的微笑。我没有搭腔，望着外面的街景变成挤挤挨挨的棚屋和臭气熏天的水洼。我第一次想早点下车。

“辩才天女们在门口等着啦，”阿南德将头微微甩向右侧，用鼻尖指点着方向，“别在意，谁不是为了活着呢？那些事毕竟也不是你干的。我也不指望你能写在报告里。享受你的生活吧，但请记住她们的痛苦。”

阿南德说的对，至少就其预测而言。她们给我准备了奶茶、小吃、眼药水，还在第二天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我在所有的评价标准上都打了勾——意思是满足所有被资助的条件。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无非是，我并没有见到任何不好的现象（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笑得和姚大嘴一般），也没有得到任何负面的反馈（如果她们还想得到各种支持，对一个不知由来的人大倒苦水显然是不明智的），阿南德的意见只是一家之词，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在我干这一行这么多年中，很少有人能在第二次见面就戳穿虚伪的表面，告诉我底下泛滥的脏水。大家都需要维持一个虚伪的表象，努力说服自己。但在阿南德看来，生活本身已经足够艰难，要欺骗自己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所有那些矫饰积累起来，会让人筋疲力尽。因此，他放弃了自己可以拥有的还算舒适的房间，也放弃了自己对远大前程的幻想，拒绝对自己赖以为生的汽车做在他看来不必要的维护，对我这个陌生人敞开胸怀。他已经五十七岁了（也就是说他当了二十五年房客！），但他看起来比我更年轻，也更有活力；在人生的长跑中，他必然会比我坚持更长时间——因为我自己的内心，已经被刻意和不刻意的谎言磨损得千疮百孔了。

这座城市的出租车行业有一个明晰的系统，不同的线路由不同的团体掌控。这样的团体有五个（曾经有不下三十个）。每个团体有一个大头目，负责公关，还有数个中层管理人员，主责调配资源。通常的模式是，如果一家酒店的客人需要打车去机场，他首先需要和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交代，然后前台会打电话给负责该线路的负责人（团队中某个中层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确定行程后，然后再安排一个司机去接客。这样的好处是，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内部的利益冲突。那一些团体是如何获得那些热门的线路的？阿南德并没有细说，很显然在这个规则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免不了一阵血雨腥风。如今局面已经稳定，小的团体被更大的团体吞并，地头蛇变成了打工仔。阿南德自己则是其中一个叫做“大公领土”的团队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不需要抛头露面，也不用卑躬屈膝——专门负责我所住酒店区域和机场之间的线路，所以，过两天我去机场的话，很可能又是他去送我。

“那这条线就你自己霸占着吗？你管理的其他司机呢？”

“一般这里比较豪华的酒店的客人的接送我会亲自负责，其它不那么好的酒店的客人我就会安排别人了。”

“你的车这么差，难道客人或酒店不会抗议吗？”

“客人有时会向他们的酒店投诉，但是到了酒店那里，他们又能和谁投诉呢？就是投诉到湿婆军最大的领导那里——如今占据了市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最后也是不了了之。”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湿婆军难道不是这个新时代的南方领地上的大公吗？“因为他们已经是政客了，管着市政建设，有很多油水可捞，犯不着和我们这个行业起冲突。曾经有一次他们一个领导人和我们五个团体头目开会，我们那五个老大明确告诉他，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要是让我们没生意做，他们也没有好日子过。”

“你们出租车司机又能掌握他们什么把柄？”

“这你就不知道了，负责湿婆军几个办公室区域的团队，车上都有录音设备，那帮人喝醉了在车上什么都敢说，也什么都愿意给你看。”

“那作为一个中层管理人员，你有补贴吗？”

“有，一个月的补贴大概相当我半个月开车挣的钱。”这家伙还真是活得自在，来去自由，无牵无挂，相比之下，我才是那个需要同情的可怜虫。

“我这几天除了开会就没出过酒店，附近有什么好逛的地方吗？”

“还真没有，你住的那一块是新城区中比较老的区域。有一些纱丽店、金店、一家麦当劳，还有一个兄弟五人合伙开的古董店。各种古董的饰品、文具、电视游戏机、录像带，有时还卖老手机。”他骄傲地拿出了自己手中的小屏幕九宫格键盘手机，和我十五年前用的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手机几乎一模一样。“你瞧这个，就是我从他们店里买的，三百五十卢比。很结实，平时我也不用电子支付，只用现金，所以政府官员追踪不了我，也搞不清楚我一个月赚了多少钱。”

“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十万卢比左右。”这个数字吓了我一跳，看来把握住机场这条线路让他们那个小团队挣得钵满盆满。但阿南德平时的消费很低，穿着宽松的运动裤和T恤衫，脚蹬一双回力鞋（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品），我好奇他把他的钱用来干什么了。“我每年去斯利那加一趟，花费在三万卢比左右。其余的钱，我攒下来要重新赎回祖父的田产，在上面盖一座英国式的院子，就像在班加罗尔那个英印混血儿社区的那种传统的英国庭院。”

“那里剩下的院子可不多了，土地都卖给开发商了。”

“所以我早就决定不搬去那了，而是自己建一个，在自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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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前台的员工告诉我，最近如此干燥不仅是因为植被的减少，更是因为雨季迟到了。往年这个时候，每天的雨水都会将城市的一些角落淹没，这时候人力三轮车会登场，占据原本属于阿南德他们的舞台。但今年，雨季已经迟到了半个月。城区因为有那个大湖，还有一个位于北郊的水库，供水一时半会还不成问题。就算如此，贫民窟那边，每个区域的公共水龙头的供水时间还是在缩短，从早晚的各三个小时减少到了两个小时。而在城外的山间，表面看着绿树成荫、草木丰美，但饮水着实是一个大问题。一些村民每天需要来回走上两个小时，随着一些小池塘的干涸，他们需要走的距离越来越长。一些人已经搬到了城中的湖边，就是阿南德没有带我走过的东北角。数百人之众的环境难民在湖边搭建了简易帐篷，一边从湖中汲水作日常之用，一边又将自己的屎尿排泄到湖中。根据本地的法规，公共用地（还没铺上水泥或沥青的裸露土地）的所有权，可以为占据者所有。只要一个人在一块地上生活满五年，那块地就会属于他。于是，我们能看到的不仅是湖边的聚居地，甚至在一些宽敞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一些宽不过五十厘米、由绿色铁栅栏圈住的条状区域）也会有外来移民的安身之所。在蹲着大便的丈夫身边，妻子点着土炉灶在铁锅里煎roti。我想人的大便是否也可以像牛粪一样直接当柴烧，这样丈夫这种生物就可以物尽其用，市政府花大力气建设的花圃也能存在得更长久一些。在五十年代中期，为了标榜自己的先进性，也是为了彰显自己和那个新建立的落后国家不一样，大公邀请了一位意大利的建筑师，建设了一个新城区——有公共住宅、图书馆、市议会大厅，还有一座微缩版的中央公园。可在成为这个共和国的一个邦半个世纪后，所有这些都倾颓衰败了。在阿南德眼里，印度教是他得以确认身份的宗教，但又是荼毒印度这个国家，最后终于毁掉这个公国的致命因素。圣雄甘地借助这个宗教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但是因为这个宗教，丢掉了两大片土地；同样是因为这个宗教，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比两千年前更加严重。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觉得，过去人们没有出路，只好认定自己的命运，但现代化不是让更多人有了机会吗？甚至连最底层的人民都建立了自己的各种协会和工会。但在阿南德看来，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互联网能给予底层人民的机会极其有限，和它们给他们许诺的人人平等的世界相差甚远，这种巨大的落差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日常冲突。也许不会再有印巴分治时期的那种大动荡了，但人们又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因此，他很羡慕他祖父作为宫廷祭司的生活，他祖父还在世的时候曾经带他进过大公的宫殿（如今已经是一个博物馆，大公的一位后人在里面担任馆长），参与冗长的仪式。一些祭奠先人的仪式长达五天，在院中最大的那棵菩提树下，他们点着各种香薰，念唱着阿南德无法理解的经文，铜锣敲得震天响；多年以后，阿南德终于发觉，那种仪式才是他心中所系的故乡的感觉，而不是这座城市里的一套公寓。

阿南德诚不我欺，在大堂外倚靠着破烂车门笑眯眯等着我的，果然是他。我注意到前挡风玻璃的右上角，贴了一个不规则形状的标志，上面写着两个字母：RS。这两个字母缠绕在一起，仿佛一个被蟒蛇困住的可怜虫在垂死挣扎——R是棕色，S是深绿色的。阿南德说，那是他们团队的最新确定的商标（“你确定你们不是在为拉贾斯坦做宣传？”）。有了这个商标后，其它团队和他们抢生意的冲突会更少一些。

“你们每个团队不是有固定的线路吗，为什么还会抢生意？”

“任何规则都防不住普遍的人类情感。有些司机给酒店的回扣比较高，酒店就会偷偷联系他们；而一些司机也会铤而走险，为了多赚点钱而跑别的线路。”

“那你这个商标有啥防伪措施吗？别人也可以偷偷自己贴一个。”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知道我为啥把车搞得这么破旧吗？因为没地方可以藏简易录音设备。就算有人装了，我每天早上检查的时候，会很容易发现。”

机场上空积聚的黑云是出行的不祥之兆，但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却是一个好消息——人们翘首以盼的雨季，终于开始展露它的狂野面貌——这已经开始的闪电和雷暴，只是它小试牛刀的热身而已。“希望你的航班不会延误。”

“但愿吧，不过就算延误，我可以在麦当劳读一会书。”

“你在读什么？”

“《印度之行》。”

阿南德将大使停在了二号航站楼的三号口，替我打开了车门。我递给他一张一千卢比的钞票，并表示不用找零了。他将行李交到我手中，然后用双手捧住我的右手，“朋友，祝你永远好运。祝你永远不用再和辩才天女们打交道。”

“谢谢你。也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