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维罗尼卡

第一部分

在我来到这个海边小镇之前，我想象这里很干燥，有很多棕榈树，而且应当有一众阿拉伯人——另一个马拉加。当然，我也担心游客众口相传的臭名远扬的扒手群体——只有你想象不到的作案手法，再怎么小心也不过分。

结果，因为正值冬季——这里白天的温度最高也有十五度——并没有什么游客。城市的主街空荡荡的，大理石路面反射的微弱阳光四处触摸，更显得这地方了无生气。下午两三点，还在开门的只有几家店，其中一家理发店似乎是非洲移民的集散中心。每次路过，没见到几个在理发的，但在店里面以及门口的人行道上，总是簇拥着十几个人。他们相互之间也没有多少话说，只是懒洋洋地杵在那里，有些人嘴角叼着一根烟，另外一些嘴里嚼个不停。他们毫不在意路过的行人，路过的行人也没有留意他们的存在。在理发店附近，有一个自助KTV，一个醉醺醺的人在那里光着膀子跟着音乐的节奏挥动手臂。

看过几部北方人嘲笑南方人的电影——在资源丰厚、装模作样的北方人眼里，这里是一片荒蛮之地，是一片可以吞噬文明人的沼泽。还好，我也没有真的在意。这里的街道确实破旧，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有一段路四野无人、杂草丛生，路两旁还各自有一条塑料垃圾组成的护卫带。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一个正常人类集聚地该有的样子。相比于北方，这边的人更热情，原意回答你的问题，并向你推荐解决方案。不过，一旦聊开了，我就被撇在一边，他们相互之间开始说个没完没了。

这里有去希腊的客轮，我一度心向往之。为了找到港口所在的位置，我在市中心的巷道中穿梭，逐渐逼近海边。今日的太阳绵软无力，走了二十分钟，我已经感受到从海边吹来的凉飕飕的风灌进我的领子。风里带着一丝盐的气息。这里让我想起科孚，同样曲曲折折的小巷，同样有堡垒的遗迹，本地人同样把衣服晾在阳台外，像飘扬彩旗。旅行时，我往往比在家时更加懒惰，那种一天赶好几个景点的日子我无力应对。还没有走到海边，我就已经想着附近有啥咖啡馆可以供我歇脚，躲在舒适的屋内看外面天空阴晴不定，也是一件赏心乐事。（我更倾向于独自旅行，我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旅伴。仅有的几次经验告诉我，当别人已经逛完几个景点回酒店休息时，我可能还在和我的梦魇作斗争。）

海水倒是湛蓝清澈（享受这个瞬间吧，天气预报告诉我今天会是一个阴雨天），但海边并无诱人的风景。这里不是尼斯或威尼斯。我佩服那些穿着短裤跑步的人。在我的左手方向，小湾的对面，有一座灰色的碉楼，也许作灯塔之用。在我的右手方向，有一艘黄色的大客轮，也许在将来——我是说我重访的时候——我可以乘坐这艘船，在亚得里亚海上乘风破浪七八个小时，到达希腊西部的某个岛屿。但是这里的渔船去哪里了呢？一天的观景之旅到此应该终结了。

我找到了一家叫做维罗尼卡（Veronica）的咖啡馆，离海边不远；透过窗口，在房屋之间找到一条缝隙——如果你的视力足够好——你还是可以看到一片豆腐干大小的海水。很早就有人很我说过，在意大利，很多人都是站着喝咖啡的。随便走进路边一家咖啡馆（意大利人管它叫bar，不过维罗尼卡的大名是Caffè Veronica），点上一杯浓缩，站在柜台前和老板聊几句天，留下一欧元，喝完走人。维罗尼卡有些年头了，在前台工作的老爷爷也是。店里大约有七八张桌子，我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柜台前喝浓缩咖啡，另外一个人在窗边的一张桌子上看报纸，那种充斥着本地传奇和八卦的报纸。店里的墙上，挂着城市的黑白老照片。店内没有音乐，顾客之间也没有人搭话。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要了一个可颂，选择了另一张靠窗的桌子，在异地正式开始了我的日常生活。其实找咖啡馆读书这种事并不见得容易，通常一个咖啡馆不是人满为患，就是音乐声太吵（想象占领全球的星巴克内的嘈杂环境）；而最近几年，还开始出现不让你充电的咖啡馆——生怕你待的时间过长。生意还在其次，一种傲然的态度一定要先摆出来。我从背包中拿出我的Kindle，开始继续阅读一本关于亚马逊丛林的人类学报告。我的一个学生曾经和我说，我很像那个“老板”——她说的“老板”，是电影《希腊人左巴》中的叙述者；他被左巴称之为“老板”，是左巴各种奇妙计划的赞助者和追随者。电影开场的镜头，就是“老板”在一个大雨天气中，坐在港口边的咖啡馆中，等待着开往克里特岛的客轮。左巴透过窗口注意到了埋头书本之中的他。

在这个本地人都在冬眠的季节，还能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其他东亚面孔就更让人惊异了。在他们两人进入咖啡馆后，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许久。他们两个中等身材，体型差距不大，其中一个穿着黄色的羽绒服，另一个穿着灰色的毛衣，同样灰色的外套搭在左手上。柜台没有玻璃橱柜，他们点了两杯咖啡，还在前台老爷爷的指点下要了两个可颂。也罢也罢，估计他们也不知道这里面有非常甜腻的馅。在意大利，人们早餐吃的东西甜腻无比，各种蛋糕和面包简直使用白糖捏成的，可以把牙齿都粘住拔下来。他们两人选择了我右手侧的一张桌子，小心翼翼地瞄了我一眼，想要搭话但又忍住了。

我并不是想要偷听他们的对话，只是咖啡馆过于安静，从门缝漏进来的风把人声衬托得更为清脆。读书已经无以为继，当周围的人说着你听不懂的语言的时候，再吵闹你的大脑也会自动把它们当作环境噪音过滤掉，但是当你面对你的母语中文，以及一门你甚至都听得懂的方言时，大脑自动在为你灌输信息。人脑并没有这样的开关，可以让你把一些关键词或语言过滤掉。于是，大脑开始主动为我分析信息：在冬天一月的南意，中国游客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会到这个不知名的海边小镇来？加上他们和你说着相同的两门母语（普通话和方言），这概率大概低于百分之一吧。我也不时往他们那个方向凝望——他们也许认为我是韩国人，或者至少认定我不可能懂他们说的方言。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老同学？还是亲戚？还是职业导游和客户？如果是最后一种，什么样的客户会选择雇佣一个导游来这里？很显然，穿黄衣服的那个人是那两人中负责对外沟通、制定行程的人，而另外一个，眼神带着疲倦。我对这种疲倦很熟稔，不是身体上的劳累，而是大脑对各种不同信息应接不暇后造成的。很可能，那个穿灰色大衣的人是第一次出国，至少是第一次来意大利；他在观察各种细节，并进行分析。在对话中，他也很小心翼翼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第二部分

半个月了，我们的旅行几乎抵达了终点。带人出行可是苦差事，特别是当你的伙伴缺乏旅行经验时；更糟糕的是，他不会说基本的英语，虽然在中欧和南欧，英语并不普及。当然，语言不是唯一的障碍，有时候我自己都需要使用在线翻译工具搞明白某个告示的意思（本地的火车和汽车时刻表通常没有英文版本）。当一个人疏于出行，他很难灵活使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连搞明白东南西北都需要费一番功夫——如今在城市里，找路都靠在线地图，谁又需要知道东南西北呢？关于出行，我依旧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城市里经常找不到亲戚家或者他们所说的附近某个地方的位置，结果就是我被嘲笑无法在城市生活。这个判断如今看来不无道理，但绝不是因为我找不到路。对一个在稻田边长大的孩子来说，城市里的一切参照物都不同，偶尔进一趟城自然找不到方向——有着相似背景的人都会经历这过程。但区别是有些幸运的人会有别人耐心指引，其他人需要自己摸索经验。

我的表哥大我十五岁，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旅行。说服他来这么一趟长途跋涉可不容易，他需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将自己的一段短暂的生命交给我全权管理。在过去两周里，他更像是我的孩子，需要我照顾饮食起居。就算我告诉他了麦当劳的自助机操作和国内也是差不多的，菜单也有中文，他在早上的时候也一定要等我一起去。经验这东西真的是很神奇，当一个人越是满足于在家乡如鱼得水，只要他有一口饭吃，就不太会想着外出尝试。而关于家乡的经验积累得越多，脑子里留给好奇心的空间就越少。而一旦一个人习惯将旅行中遇到的东西和家乡的进行比较，评价孰优孰劣，那么他也很难从旅行中学习到新的知识，留下的只是可资炫耀的照片。

好在我表哥也不是那种到哪里都想着中餐馆的人，也不是每顿吃不到米饭就想着泡方便面的狠角色。与此相反，他会留意到一些被我忽视的细节，比如各地的可乐的味道不太一样，麦当劳和肯德基的菜品有哪些差异等。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更关注一些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信息：汽车的品牌啦，发动机的型号啦，各种车票的造型啦等等。让我惊喜的是——虽然对于英语这门国际通用语他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兴趣，但是他开始努力辨识那些由字母拼凑成的地名，发现其中的差异。在维也纳市中心的火车站等车时，他问我为什么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是Wien，而他依稀记得英语中这个地名是以V开头的。他也同样注意到了Praha和Prague的区别。我们在布达佩斯、布拉格和维也纳看了不少规模宏大的城堡——这些城堡让我们感受到了个体的渺小；他说相比之下，他更欣赏苏州园林，给人一种亲切感。我默默思忖，他说的没错，体量带来的压抑感是挥之不去的。你在不自觉之中就会对其肃然起敬，压低音量，甚至希望自己的脚步都是悄无声息的。有些城堡天花板高悬头顶，在中间的走廊上甚至可以骑马驰骋——那时候类似的娱乐活动应该也不鲜见。我们尝试着一起估量那几条河流的宽度，这方面我表哥肯定比我更在行。“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明显是最宽的，维也纳的多瑙河比较窄，估计还没有黄浦江宽。布拉格那条河叫什么名字来着？它的宽度应该介于两者之间。”在飞往巴里的飞机上，我问他最喜欢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在老城区能看到一整片错落有致的红屋顶，能感觉到那里上千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维也纳呢，建筑格局已经比较乱了。玻璃幕墙的新建筑已经开始占据城市的天际线。

我表哥的假期有限，原本坐火车沿着米兰、罗马一路南下的计划被取消，我们直接飞往了草木茂盛、秩序混乱的南方。那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景点可看，只是因为最近我的老友一家在那里新开了一家餐馆，趁此机会应该去探访一下。在周末，这个海边小镇异常冷清，萎靡的棕榈树在海风下懒洋洋地摇曳着树枝，只有几家超市和咖啡馆还开着门。选择维罗尼卡小坐一会只是因为，这是附近唯一还开着门的咖啡馆。

表哥说他想起了维也纳市中心那家中央咖啡馆。我们离开维也纳的那天中午，天色阴冷，夹杂着雪花的雨滴飘洒下来，整个城市一片黯淡。我们在圣斯蒂芬尖顶的注视下走过格拉本大街，拜谒了黑死病纪念碑，在霍夫堡门口注视着如今为游客准备的马车来来往往。我们最后站在中央咖啡馆对面的街边，看着等待进入的客人排成一个长队。

“这里的咖啡难道特别好吗？”

“也不见得，也可能只是人云亦云，或者为了留下一点聚会的谈资罢了。”

咖啡馆里有另外一张东亚面孔，目光有点涣散，似乎在想着什么往事。我突然想起，我表哥曾经说过，他的目标就是走遍家乡的每一个乡镇。在更早年的一些假期里，他骑摩托带着我走街串巷，去了一些我自己不可能想到要去的地方——尽管那些小镇离我出生的村子不过二十公里的距离。

“当年没能和你去成东极岛，一直很遗憾。”

“你现在也可以去啊，那里又不算远。”

“可是现在已经不怎么想去了。”

“既然现在不想去了，那就不该有遗憾了。”

“现在的生活压力太大了，忙忙碌碌就为碎银几两。我们厂里的同事，那些已经买房的，拼命加班；领导知道了他们买房以后，也拼命使唤他们，因为领导知道他们需要钱，绝对不敢辞职。”

“所以那些不愿意加班的，也得表现出这样的意愿来，否则就会被淘汰。”

“我观察到欧洲这边的大城市，生活节奏也挺快的。大城市里才有工作机会，所以各地方的人都来了。这边意大利的南方，大家悠闲很多。”

“有点像东南亚，热带的人总是更放得开一些。晚上我们去吃那家披萨，中午的话本来要去那家牛排馆的，我们刚才路过，居然关着门。我们等会去超市买点东西，回房间吃吧。”

“你觉得这里的超市会有泡面吗？”

“不好说，可能会有。”

我们陷入沉默，目光转向外面的街道。斜对面是一个小小的遗址公园，院子门口有一只肥硕的公猫横躺着。此刻，一些记忆的碎片涌来——在我小学时候，表哥带我去县城某个寺院拜佛烧香；长大一点后，他带我坐公交去周边几个小镇的寺院；后来在我大学期间，他出来游玩暂住我的宿舍。我在西南山区工作的那些年间，我三番五次劝说他来探访，却一直未成行。时间过于无情，两个中年男人在这里欣赏风景、感慨往事，实属幸运。我们心知肚明，不可能还有下一次了。而这个共识，在不断拉长我们之间的沉默。旅行到了终点，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使命已经完成。

多年以前，我们应邀前往另一个亲戚家做客；我们坐在客厅里，面对一桌零食，各自默默品尝，相互之间并没有说话。亲戚从厨房走进来，质问我们：“你们两个在这里喝闷酒吗？”我已经不太清楚当时我们是如何应对这个尴尬场面的，如今回想起来，硬着头皮找话说比不说话更加难堪。就像在昨天，我见到了十多年未见的老友，在他的家里，我们干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在Switch上玩足球游戏。那么多年没见了，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又好像并没有什么必须要说的。有些事情恒久不变，就像当年我和他用电脑玩足球游戏一样。告别后，我和朋友说很抱歉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说没关系的，朋友就是羁绊，一起聚聚就够了，不需要说太多话。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语言纯粹是交流的障碍。一定需要语言这个虚拟载体来描述的事物，一定离真实很遥远了。此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在现实的场景和扭曲的记忆中闪回，对话的主题变得支离破碎，如今一个月过去了，坐在电脑前回忆这段不算遥远的旅行时，我居然分不清哪些对话只是出于我的想象——一些我觉得应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对谈被诉诸笔端，而真实的回忆，也许仅限于对维罗尼卡咖啡馆令人昏睡的缓慢节奏的感知，以及那位充满活力的老爷爷。我仿佛又见到那一团白发在墙上黑白照片的印衬下跳动——那是因为操作那个咖啡机，还是因为需要给顾客拿面包？

第三部分

有人问我开咖啡馆能挣多少钱，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前两年，因为疫情，这里的游客很少。很多指望在夏天做北欧或者美国游客生意的餐馆艰难挣扎，倒闭的也不在少数。不过对于我这个家族小咖啡馆而言，主要的客户是本地的退休老头老太——对了，就是我的同龄人——疫情似乎影响也不大。除了有一段时间要求就餐都要戴口罩以外。这是我见过的最荒唐的规定，在餐馆吃饭，一旦吃完了，就应该期待顾客戴上口罩。好在这样的规定也没有人会认真执行。拜疫情所赐，很多餐馆的外卖业务做了起来，比如市政厅广场对面那家披萨店。那家店平常就很火爆，门口会挤满手里夹着LV包排队的顾客。如今加上外卖业务，怪不得他们可以从早做到晚。像我们这样只有咖啡、面包、甜点的小店，如何做外卖呢？顾客们要的就是坐一会，和我聊闲天的感觉。所以，我这家咖啡馆生意从来没好过，当然也不至于破产。如今我最担心的事，这个家族生意无法维持下去了。我的一对儿女都无意接手这个小咖啡馆，他们一个在巴里的剧院做秘书，另一个在北方某个城市的博物馆里兼职做讲解员。到了我退休的那一天，咖啡馆难道就要关门了？也许已经等不到我退休的那一天，我的老主顾们已经排队走向坟墓了。

高中辍学的那一天，我的数学老师问我为什么离开学校。我说是为了家族生意，他恍然大悟，拍了拍我的肩膀，要我为家族努力。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大家族（或者本地黑手党团体）的继承人。可惜，我继承的只是我妈的小咖啡馆，原因是她生病了，在家中床上躺着的时间比开店的时间更长，生计已经难以维持。我是不是忘了说，维罗尼卡是我奶奶的名字，也是我妹妹的名字。

过去一周，发生了很多事情，超出了我那越来越迟钝的大脑的应对能力。在火车站有人被抢了，市郊的麦当劳发生了群体斗殴；而已经和我认识了五十多年的维卡里奥，选择了上吊自杀。我以为他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腿脚灵便，也还不至于操心未来几年的生活。到了这个年纪，没有什么还特别要做的事情了——至少据我所知没有。他可以待在家里没日没夜得看八十年代的意大利电视剧，有空的时候在我这里喝咖啡，聊聊最近的足球新闻。对于现在意大利的球员，他总是抱怨个没完没了。他怀念的那是那个九十年代，那时的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包括我们的国家队。

“现在的意大利，连像卡萨诺这样的球员都培养不出来了。”

当我还以为他会花三个月跟我抱怨那几个球员的赌球事件时，时间像被大坝截断的水流一样停止了前行。三天前，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前去悼念的人不足二十，其中一半是咖啡馆的老顾客。化妆和棺材的装饰是在公寓中完成的，通过在外面的吊车，棺材从三楼的阳台转运到殡仪车上。在远离海岸的城市另一侧的公墓里，维卡里奥永远地住了下来。从公墓的最高处，往东可以看到这个季节里毫无波澜的大海。牧师离开后，我们几个老家伙默默抽着烟。

多明戈和我打听更多的细节，然而我并不知情。三个儿子都在米兰，这次葬礼都没有回来。但这个深藏不露的老家伙居然提前安排了律师，不知道他能有多少财产可以分配。那栋三楼的小公寓确实也能卖出一些钱，不过也不够这三个视财如命的儿子分的。塞在家中书房的书和CD，他又准备怎么处理呢？一个老友的去世，就像一场灯的熄灭，在我日渐老朽的躯体内再也激不起任何波澜——就像维罗尼卡门口的一盏灯，坏掉以后，我从来没有心思去换新的。要不是在这个时刻，我都已经想不起这件事了。我已经无法再留意到失去和死亡了。

今天来了三个外国游客，这在一月算是新鲜事。第一个游客问我能不能吸烟，按照本地的法律是不可以的。但是我的那些老顾客谁又不吸烟呢？我顺手给了他一个烟灰缸。这个烟灰缸上有一个天鹅头的小雕像，是本地一个动物园的标志——一个动物园在烟灰缸上打广告也算是奇观，也不难理解为啥它在九十年代初就倒闭了，还剩下的动物要么陆续放生了，要么转运去了别的动物园。那个东亚脸的顾客一边喝咖啡、一边笨拙抽烟的方式让我想起了老维卡里奥——每周三上午他在这里消磨时光的时候，也总是坐那个靠窗的座位。他曾经和我说，烟灰缸就像一个棺材，而从燃尽的烟头处飘洒下的烟灰就像人的骨灰一样。

“火化在亚洲很流行，特别是在印度。当地人就在河边搭一个柴堆，把尸体放上去一把火烧掉。不过火化也很浪费资源，人的尸体可以有更好的用途。比如，可以扔在森林里，或者大海里喂食其它动物。”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暗示已经在准备死亡，不过他最后的梦想并没有实现。想到一个人在死后，自己身体的处置权在于别人，我也不禁悲从中来。不过也许，那也只是他心血来潮的想法罢了，他并没有真正委托任何人去实现他最后的梦想。在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他有足够的时间安排好一切。也许他并不真的在乎，埋在地里一层层的其它白骨之上，也能肥沃土地吧。我不知道，喂给大海里的鲨鱼，还是和千百年来无数陌生人的尸首挤在一处，哪一个更文明一些。

笼罩城市港口上空的铅灰色的乌云慢慢散开，一束束绵软无力的阳光从缝隙中投射到水面上，以及老城中心的石板路上。港口处停泊着一艘客轮，在冬天的时候，每两周才有一班去希腊本土的客轮。寥寥无几的乘客，让这艘长达百米的客船显得无比凄凉。在这个大客轮港口的北方，沿着海岸线走上几公里，有另一处小湾，停泊着很多小游艇、渔船，以及海军几艘表面已经坑坑洼洼的补给舰。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我就没见过这几艘军舰出港，我都好奇它们还能不能正常运作。考虑到这边士兵的懒散作风，那几艘船可能永远躺在那里了。那个在我们本地人称之为军港的附近，另外有一片城区，城区西侧是一片富人的别墅区。如果你从市中心坐车前往北方的另一个小镇圣维托，就会穿越那个精致得不像话的住宅区。在2021年冬天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维卡里奥曾经建议我把咖啡馆搬到那里去。他说，我们穷人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哪还有闲情逸致出来喝咖啡；北方那帮人——他当然不是指米兰或热那亚，而是三公里外的北方——有的是闲钱，把他们哄高兴了，小费给的比餐费还多。

“你看我这样的退休老头，手里能有什么闲钱吗？”说完这一句，他把一枚一欧元的硬币塞进了小费箱内。等那几个亚洲游客来结账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建议他们去那个军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