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波斯特｜维兰·傅拉瑟媒介思想导读
本文首发于学术研究公众号【观察者的技术】Tech-observer
维兰·傅拉瑟媒介思想导读 Introduction of Vilém Flusser
作者｜马克·波斯特 翻译｜灰狼 校对｜Mia
对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学者，尤其对英语学界的上述学者来说，维兰·傅拉瑟（Vilém Flusser）仍然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有鉴于此，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电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tions）丛书特别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的英译本，即《书写还有未来吗？》以及《进入技术图像的宇宙》，两本书都由南希·安·罗斯（Nancy Ann Roth）翻译完成。
我们相信，这些出版物以及其他出版社已经出版的读物，都能将傅拉瑟的思想带给更多的英语读者。傅拉瑟本人本不应该需要我这样介绍，因为他的作品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媒介的文化世界来说至关重要。这个世界上文本、图像及声音的生产、复制、消费、传播和存储越来越依赖电子设备，它们如今几乎全部数字化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媒介在日常生活中急剧传播而带来的巨大影响，然而在信息媒介的理论化和实证研究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亟待进行。
许多障碍制约了我们对媒介的新思考。媒介无疑是过去几个世纪西方社会和当代及未来新兴全球社会的核心。信息机器的使用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复杂，技术也越来越成为生产、复制、存储及传播文本、图像、声音这些文化构成要素时的必需之物。这种现象被称为“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1]，意味着在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生态基础上又叠加了一层。任何从事批判性话语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媒介的问题。我认为，媒介为理解涉及人机交互新配置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把钥匙。
媒介不容易被定义，一个人的媒介策略会影响其话语的特点和阈限。很多时候，媒介被普遍化或超验化对待，就像西方理论中的典型姿态：将人类视为制造工具的动物，从而享受工具“创造人类财产”（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在50年前所说的那样[2]）的好处。笛卡尔为培根的乌托邦想象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人类是精神，是主体，对他们来说所有的物质活动（包括人的身体）都只不过是需要被塑造来促进人类进步的惰性物质。这种本体论，在对人类精神自由的赞美和对这些外在对象的出现并威胁到精神自由的可能性焦虑之间摇摆不定。这种威胁叫做“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对此进行了尖刻的描绘。
“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西方形象的另一个问题是将媒介和技术混为一谈。我认为，处理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机器与处理木材、钢铁的机器有很大的区别。无论后一种机器多么重要，它终究和信息机器千差万别，也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媒介机器（media machines）作用于文化的组成部分，而非自然的组成部分（如果还可以采用这种区分的话），它以一种与机械机器全然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类。我们可以说，信息机器比机械机器更接近人类，并且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更深刻的关系。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摆脱旧框架（“制造工具的动物”）的批判性话语，并寻求理解人类与信息机器关系的开端，这些开端有望取代精神自由和技术决定论的二元论。这种框架需要承认人类和机器的逻辑，以及它们之间的多元互动逻辑。这些逻辑将会说明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界面（interface）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跨越全球的延伸，经常会打破政治和文化的界限，并形成新的政治和文化领域。以上都是简单的“媒介”概念引发的重要问题，对此有一位理论家勇敢地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就是维兰·傅拉瑟。
维兰·傅拉瑟绝对可以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以及让·鲍德里亚相提并论。与麦克卢汉相似，傅拉瑟对媒介进行了严肃探究；与鲍德里亚相似，他发现了媒介对文化的影响。与麦克卢汉、鲍德里亚一样，傅拉瑟在其他许多文化理论家认真思考媒介文化之前，就已经将媒介文化理论化了。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如沃尔特·本雅明、哈罗德·英尼斯、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等。
但像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尤尔根·哈贝马斯、埃内斯托·拉克劳、霍米巴巴和朱迪斯·巴特勒等人（从1970年代开始，这个名单上的主要理论家可能会比此处列举的多得多），要么根本没注意到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生的媒介文化的巨大变化，要么仅把媒介作为放大资本主义或代议民主等其他制度的工具来评论。在这批思想家的衬托下，傅拉瑟和其他少数人一起脱颖而出，作为一个有预见性和洞察力的人，他破译了媒介装置下传播的物质性密码。
或许文化理论家们对媒介缺乏关注的原因之一是麦克卢汉、鲍德里亚和傅拉瑟的论战姿态。他们都乐于嘲笑那些看不到媒介重要性的人。和麦克卢汉一样，傅拉瑟也一再欢呼印刷品的终结和图像时代的到来。例如，他在关于书写的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书写，在排列字母和标点的意义上看，似乎没什么前途。”[3]正如麦克卢汉宣告了“古腾堡银河”的终结，傅拉瑟也宣告了书写的终结。两者都不会对一个正在发现语言、书写等重要性的理论世界产生太大的吸引力。而在对大众文化嗤之以鼻的精神惯习中，三个人都认真对待电视（麦克卢汉）、风格（鲍德里亚）以及在全球网络上普及和扩展符号交流（傅拉瑟）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对电子媒介现象的洞察力，而在于他们从根本上关注了电子媒介这一简单且更基本的事实。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一篇文章对傅拉瑟进行了颇具特色的批评。他反对麦克卢汉和傅拉瑟对印刷品和图像进行粗暴的区分：
那些媒介理论家，尤其是麦克卢汉和随后的维兰·傅拉瑟，在书写品和图像之间做出了绝对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最终建立在几何学的概念之上。他们将印刷书籍的线性或一维性和图像那不可通约的二维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即使在今天计算机技术能够将文本建模为字符串的情况下，这种区分都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却压制了我们很久之前就强调过的简单事实，无独有偶，新浪漫主义者米歇尔·布托尔（Michel Butor）也如此说道：“最常使用的书籍，曾经是《圣经》，今天是电话簿——它们都不是以线性的方式被阅读的。[4]
基特勒对印刷-图像二元论的批判起到了一些警示作用，但并没有把握到有关媒介特殊性及其文化含义的基本问题。他的批判也有些令人费解，因为他使用了福柯式的历史方法来处理媒介问题，其中“话语网络”是由时代来定义的，而不同时代的话语网络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5]
傅拉瑟媒介理论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是他描绘了书写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并暗示了这种分析对时间性概念的影响。在针对媒介和历史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傅拉瑟以一种自维柯（Vico）以来前所未见的系统性将时间性去语境化了（denaturalizes）。[6]傅拉瑟首先认为，没有书写，历史是不可能的：
随着书写的发明，历史开始了。这并不是因为书写牢牢地抓住了过程，而是因为它将场景转化为过程：它创造了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7]
在傅拉瑟描绘的书写与历史的关系中，媒介实践以一种将时间意识作为线性运动的方式，在文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对他来说，“书写”已经执行了“将场景转化为过程”的功能。由此，傅拉瑟将基于书写的文化和基于图像的文化对立起来。与德里达不同，傅拉瑟并非将书写体制和记忆形式的变化（如延异）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其和对图像的抵抗联系在一起：“希腊哲学和犹太预言都是代表文本对图像发出的战斗呐喊。”[8]对德里达来说，古希腊人至少关注了书写与言语相比的危险性，而傅拉瑟的书写/图像二元论则产生了关于希腊人对书写评价的不同结论。
对傅拉瑟的媒介理论而言，最突出的是书写对时间性的影响。傅拉瑟大肆渲染书写是线性的——在这种媒介中，一件事总会紧随着另一件事发生。人们不能轻易地在一个书写文本（即在随着书写数字化而出现的超文本之前的文本）中跳来跳去。尽管罗兰·巴特等理论家以及从劳伦斯·斯特恩到雷蒙·奎诺（Raymond Quéneau）、“乌力波”（Oulipo group）等作家都在努力，但它们在建构允许或鼓励读者在纸上找到自己阅读方式的文本时，也必然是非常困难的。[9]
尽管有这些例外和异议，傅拉瑟仍坚持书写作为线性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他写道：
线性编码要求一种历时性的共时性。它们要求逐步接收。它导致的是一种新的时间体验，即线性时间，这是一种不可阻挡其过程的时间流、一种戏剧性的不可重复的时间流、一种框定的时间流，简而言之，这就是历史。[10]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在历史与书写的关系方面都站在傅拉瑟一边，虽然其理由各不相同。历史学家宣称，如果没有书写，就没有关于过去记忆的物质的、客观的基础；正如傅拉瑟所言，书写“牢牢地抓住了过去”。换句话说，傅拉瑟将他关于书写和历史的论点与历史学家们的论点区别如下：
史前史与历史的区别不在于我们有书面文献，而是在历史上有识字的人，将世界作为一种‘生成’来体验、理解和评价。[11]
因此，没有书写的社会就是没有历史的社会。历史学家对书写文本的富足感以及其中所包含真理的表面价值的追求，并不是傅拉瑟的主张。也许直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犹太人大屠杀研究[12]以及其他更普遍的创伤经验的研究，历史学家们才得以重新思考书写对其学科本身的独特价值，并开启了历史学研究可能在口述报告和访谈中找到证据性真相的可能性。另外，由于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方法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物质性的人工制品虽然是欠缺书写的对象，但至少可以作为档案的补充资料。
但傅拉瑟关于书写与时间性关系的论点并非历史学家们的首要关注点。傅拉瑟强调书写的“单向流动”（unidirectional flow）以及它作为这一媒介显著方面的“不可重复性”（unrepeatability），即使这些方面没有决定时间的过程性，也至少是对时间过程性的一种文化铭写。对傅拉瑟来说，书写和阅读的实践诱发了一种线性的时间感，并使一般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相比显得更为突出。傅拉瑟认为现代社会打破了人类对时间的一般周期性认识——后者是从自然节律中推断出来的，这要归功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书写的日益突出。时间作为一种线性发展的全面延伸，并非随着书写的简单发明而出现的，而是随着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而出现的：如印刷机让书写得以被广泛复制，现代民主国家让义务教育得以普及，严重依赖书写文件的城市商业文化的兴起，具有官僚形式的现代国家的出现等等。
傅拉瑟的书写和时间性理论还有一个值得点出的方面。对傅拉瑟来说，书写作为一种媒介，鼓励一种特殊的时间性形式。媒介与时间的特征是独特的。这表明，每一种媒介都可能有一种与之相关的、特殊的时间性形式。由此，傅拉瑟的媒介理论说明了每种信息技术的特殊性。他的观点与德里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将书写的时间逻辑理解为所有媒介——事实上所有技术的范式。因此，解构主义哲学很难区分不同的媒介文化，如书写文化和图像文化之间的差别。贝尔纳·斯蒂格勒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找到了德里达的错误[13]，这也导致媒介技术与时间的关系在德里达和傅拉瑟的观点中差异甚大。
对傅拉瑟来说，如果历史是一种与书写相关的线性意识模式，那么今天它必须被视为处在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原因很简单：书写正在被图像所取代——一种新的媒介被添加到旧的媒介中，并在文化中占据了优先性。傅拉瑟从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媒介的变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傅拉瑟依靠历史将媒介变革时代化，这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图像文化始于照片。[14]作为技术生产的图像，照片鼓励一种非线性的构成和阅读形式，它们是“放置于历史之流中的大坝，阻滞着历史的发生。”[15]阅读照片的时间性是一种突然性（all-at-onceness），而非线性的进展。书写文本则是以线性方式被解读的，是以叙事性的步骤顺序从头到尾进行的。傅拉瑟认为，解读图像的过程与之不同：“在图片中，我们可能先得到信息，然后再试图去分解它……这种差异是时间性的差异，涉及过去、现在和将来。”[16]书写文本的“历史时间”则会诱发读者的方向感，让他们产生要去某个地方的感觉；而图像的阅读却没有运动感，只有一种无处可去的感觉。
同样，傅拉瑟认为照片与书写在构成上也彼此不同，因为照片基于一种“计算的、正式的”思维方式。[17]然而对他来说，照片绝非是要重返史前时代。例如，照片和洞穴壁画之间看起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后者是模仿性的，前者则是“经过计算的可能性（投射到环境中的模型）。”[18]
傅拉瑟在坚持区分史前图像和照片的说法也许是最没有说服力的。即使照片具备“模型”的形式属性，人们也可以对洞穴壁画说同样的话。即使洞穴壁画首先是模仿性的，人们也可以轻易地认为，至少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照片也具备模仿性。当然，在19世纪的整体文化中，照片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索引性的（indexical）。为了让傅拉瑟的论点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史前图像技术与摄影技术的差别。这两种图像制作形式在构图过程中的差异无疑是鲜明的。仔细阅读《进入技术图像的宇宙》也许会帮助读者们澄清这种区别。
在分析书写和图像的不同时间性时，傅拉瑟发展出一种视觉理论。书写和图像间的差异就像线条和表面一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前者产生了历史社会，后者则产生了“通讯社会”（telematic society）。傅拉瑟对这个新世界做了以下描述：“通讯社会将会是第一个认识到将信息生产作为社会的实际功能，从而系统地促进这种生产的社会，即第一个有自我意识、因而也是自由的社会。”[19]在某种程度上，傅拉瑟以乌托邦式的口吻预见了数字图像首先取代文字、继而取代模拟图像（电视、摄影、电影）时的革命性变化。同样，他想象着作者统治的终结，这很像福柯和罗兰·巴特。他写道：“只有在抛弃了信息作者的神话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有规律的、理论化的创造力。”[20]对傅拉瑟来说，计算机生成图像需要一种过去未知的创造力水平，而复制自然则是图像制作的目标。
对媒介的文化研究受阻于基于超验的、无条件的、无语境的“我思”的认识论传统。从康德（时间作为一种先验理性的综合）到胡塞尔（时间作为思想中出现的意识的特征）甚至伯格森（时间作为绵延），时间的性质都是由逻辑推导出来的。直到德里达带来了某种变化，他将时间与书写技术联系在一起，但在这里，书写变成所有媒介的内在形式（延异），从而脱离了技术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实践。斯蒂格勒在他的三卷本《技术与时间》中试图打破这一传统，也就是通过将技术更为紧密地插入到时间的概念形成中。
在他的文章“德里达与技术”中，以及在他与德里达的电视辩论中（作为一本名为《电视的无线波》的对话录出版），斯蒂格勒抱怨说当德里达将书写总结为“原始书写”（archewriting）时，他将技术置于一个时间性的寄存器中，从而失去了不同媒介的特殊性。他如此写道：“所有媒介对德里达来说，都是图形，是由原始写作构成的起源形象。”[21]因此，对斯蒂格勒来说，经由文化对象的技术性铭写，时间是可能的（正如对傅拉瑟而言一样）。在纠结于媒介时间性的超验性问题时，斯蒂格勒在他所谓的“非超验性”（a-transcendentality）[22]的中间地带得出了结论。
在对《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评论中，马克·汉森指出，斯蒂格勒对数字图像离散性（discreteness）的发现，使他把媒介假定为不同时间意识形式中的构成主体。[23]摄影、电影和网络计算因此在主体中构建出截然不同的时间性形式。然而，斯蒂格勒在思维的严谨性和系统性之上，仍然维持着对媒介作为记忆的物质形式、作为一种假体（prostheses）的原始处理。在他的作品中，有个问题仍然具备开放性，并与傅拉瑟的媒介理论形成了一个富有成效的交集，那就是——人们会赋予这个主要或最初的假体形象以多大程度的决定性。我认为，人们必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将时间和媒介理论化，即这种关系不完全依赖于人作为基础，而是为人与机器的多重组合提供了更复杂的可能性；不是作为人的假体，而是作为人—机器的混合物，关系的结果或具体的形式并不是在最初的关系概念中预设的。这种关系的偶然性必须保持开放。这样一来，媒介和时间的不同文化形式将具备各自的有效性，而如何在网络计算中建立更新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仍将是一个开放的政治问题。
考虑到媒介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傅拉瑟在这个领域内的工作，1970和1980年代的文化理论家倾向于忽视媒介理论、忽视傅拉瑟的思想是让人失望的。让我们简单看一下这种缺失和这一问题的一些例子。
米歇尔·福柯提供了有关该问题的一些有趣的例子，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例子也存在于德里达的作品中。福柯在1970年代的作品中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媒介的隐喻。《规训与惩罚》和《性意识史》第一卷集中依赖于“权力的技术”和“网络”等术语，其中个人则被理解为“节点”（nodes）。福柯将个人或主体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由网络构成并生活在网络中，这对理解媒介的作用来说有很强的暗示性。同样，他将忏悔室描述为早期现代法国的一个特殊言语空间，这非常接近于对一种语言形式与主体地位关系的分析。
更有甚者，他对作者功能之外世界的神秘描绘，暗示了早在全球通讯现象存在之前，互联网上普遍存在的交流类型就已经存在了：
然后，所有的讨论都将在匿名的低语中发展。我们将听不到长久以来一直重复的问题：到底是谁在说话？真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以怎样的真实性和原创性诉说的？他在话语中表达了他最深层自我的哪一部分？相反会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这种话语的存在模式是什么？它在哪里被使用过，如何传播，谁又能将它据为己有？在其中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主体的存在空间？谁能承担这些不同主体的功能？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只会听到一种冷漠的激荡：谁在说话到底有什么不同呢？[24]
在这里，福柯似乎预见了到了聊天室、电子邮件、博客和网页的世界，在那里作者的身份始终是个问题。他似乎在描绘，甚至是渴望一个交流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身份或许成疑，并且从属于文本的流动，从属于创造力的冲动。由此，媒介这个词从作者论的批评词汇中缺席了。然而最终，除了顺便评论写作对自我关怀的重要性之外，福柯并没有将媒介理论化为他所说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然后是雅克·拉康，他的工作激发了斯拉沃热·齐泽克的重要作品，但拉康本人关于媒介的工作也许提供了有关我讨论问题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我很抱歉地指出，在他被广泛阅读（和观看）的电视采访中（以《电视》为书名出版），拉康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他对媒介没有半点了解。
在《研讨班17》中，拉康抱怨1968年五月风暴中巴黎叛逆学生的行为没有一点罪恶感和羞耻感，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已经象征性地杀死了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没能认识到大他者（the Other）凝视的权威性。
因此，他们不能到达法律之下，也不能通过主能指（master signifier）的善意恩惠而成为欲望主体等等。在这种精神分析对媒介的惊人应用中，重要的一点是拉康把这种道德上的过失归于电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了电视，就会存在一种声音，却不再有个体。[25]这里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电视与广播、电影或互联网有什么不同？它们难道不是在没有说话者在场的情况下发出声音的？事实上，书籍、报纸——所有的印刷品都可以被列入清单，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声音”并没有伴随着物理声响。那么，为什么要把抱怨局限在电视上呢？很明显，将拉康视为一个引导者是不合适的，精神分析并不能给媒介研究带来实质性的帮助。[26]
吉尔·德勒兹提供了20世纪理论中媒介缺失的另一种变体。他与菲利克斯·加塔利共同撰写的创造性的、甚至是权威性的作品《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在没有提及媒介的情况下，批判性地探讨了现代性的社会和文化空间。
媒介的缺失可能会破坏对西方现实的深刻反思。德勒兹关于电影的两卷本读物也是如此。[27]在德勒兹可观且分量十足的文集中，唯一的例外是1990年的短文“关于控制社会的附言”[28]，该标题暗示了它在德勒兹思想中的边缘地位。在英语话语界，思想家们非常渴望对媒介进行讨论，以至于这篇短文获得的关注和赞誉远远超过了其谦逊的地位。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仅仅是因为名气，它也是值得被关注的。
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德勒兹强调了计算机技术的使用所提供的支配权行使过程中缺乏限制性空间配置。哈特和內格里对德勒兹论点的表述是：“发生变化的是，随着体制的崩塌，规训部署在社会领域中的限制和约束减少了。教会的规训、学校的规训、工厂的规训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主体的混合生产。”[29]除了缺少“主要的禁锢组织场所”[30]这一负面特征外，控制社会在这个文本中几乎是让人恼火到无从定义。德勒兹在“在电影中拥有一种理念”[31]中再次讨论了控制社会，但同样是既简短又含糊，只是补充了他之前的讨论，他表示，因为“信息正是控制的系统”[32]，“反信息”（counterinformation）就成为一种反抗形式[33]，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德勒兹对网络数字信息机器的理解仍然是初级的。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反信息可能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批判性内容就是抵抗吗？还是说批判内容的形式构成了抵抗？
从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的对立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勒兹将自己置于福柯的对立面，或者说他至少是超越了福柯，辨认出了圆形监狱的史学家所不曾想到的统治形式。然而，情况根本不是如此。总之，德勒兹宣称他同意福柯的观点，并再次引用威廉·巴罗斯（William Burroughs）作为其支撑。德勒兹写道：“福柯同意巴罗斯的观点，后者声称我们的未来将被控制而非被规训。”[34]但德勒兹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表明，福柯已经预料到向控制社会的转变，并且将规训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看起来，德勒兹本人不愿意将自己定位为超越福柯的思想家，即使在同一段落中他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两种统治秩序之间的断裂。在下面这段话中，德勒兹坚持认为福柯采用了控制社会的概念：“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是关于我们逐渐不再是什么的历史，我们今天的现实采取了公开和持续控制的处理形式，这与近代的封闭规训截然不同。”[35]
德勒兹的次级理论，从规训通向控制，也带有明显的线性特征。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存在控制因素，因为国家雇佣间谍来跟踪可疑的异端人士。同样，规训形式在21世纪激增。例如，美国在最近和现任政府所谓的“强硬政策”下，建立了越来越多的监狱。从规训向控制的转变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这些国家策略在南半球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弗朗索瓦·维尔热斯（François Vergès）指出：“在后殖民时代的留尼旺，这两种策略同时发生。新型的制裁、教育和管理在克里奥尔人周围构筑了一张控制网，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控制网络的建立，出现了监狱的激增、政治的犯罪化和心理化。”[36]因此，德勒兹的控制模式作为规训的下一个阶段，包含了许多层面的问题。
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迈克尔·哈特试图解释控制社会的概念，并以此超越德勒兹呈现给我们的概念。哈特断言，作为权力的主要新形式，“控制社会的隐喻空间也许最好用不断变化的沙漠来描述，在那里位置不断被冲走；或者更好的比喻是网络空间的平滑表面，并伴随着其代码和信息的无限程序化流动。”[37]平滑的表面与条纹状的平面相对立，人们不难回想起《千高原》[38]中分别指向同质性空间和异质性空间的类别。[39]但哈特忽略了网络空间抵制控制社会权力形成的一面，各类空间中的版权法、固定身份、审查制度等不断被回避和挑战。网络空间很难说是哈特的透明和控制性的平滑表面，而是一个高度分化的抵抗、冲突和不确定的领域。
对哈特来说，控制社会之所以“平滑”（smooth），是因为市民社会已然崩溃，导致社会缺乏中介性。[40]哈特分析了从黑格尔到福柯的市民社会辩证法，认为“那么，在后社会公民中，已经走到尽头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重要性已经下降的，恰恰是这些调解与教育功能，以及赋予它们形式的机构。”[41]福柯的规训体制已经失去了对个人进行定位和赋予身份的能力。哈特认为，取代了这些禁锢性空间的，恰恰是媒介。
但是我们必须再次反对：媒介也是调节性的，尽管其形式和教育、家庭等旧有机构不同。哈特关于从规训到控制的理解中，所缺乏的恰恰是对媒介作为权力技术的分析。当然，媒介不同于监狱和教育等等，但我们必须理解媒介作为结构系统的特殊性，同时也要注意一种媒介和另一种媒介的差异。电视、印刷品、互联网都是一种规训体制——就此而言，他们彼此不同，但也和监狱相似，因为它们建构了主体、定义了身份、定位了个人、配置了文化对象。诚然，媒介不需要像作坊和监狱那样的空间安排，但人类仍然被固定在时间和空间中：在电脑前、在电视机前、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或骑车，或者佩戴耳机/mp3/手机乘坐地铁。我把这种主体建构的配置称为一种“超级全景监狱”（superpanopticon），以表明它和现代体制的不同。[42]控制社会这个术语的缺点是失去了一种捕捉新的权力技术的能力，即捕捉媒介的能力。
在更普遍的层面上，阻碍德勒兹媒介理论方法的是他对电影作为艺术的理解。从《差异与重复》到1980年代的两卷本《电影》，德勒兹仅把电影框定为艺术。
当他认识到被改变的日常生活领域已经沉浸在视听技术中时，他也是首先在艺术中找到一种摆脱世俗的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是显得标准化、刻板化，越是受制于消费对象的加速复制，艺术就必须注入其中。”[43]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视为退化的、低劣的、有害的，就不能充分切近媒介的问题。
或许，转向傅拉瑟能够改变1970-1990年代文化理论中对媒介的漠视局面。而对傅拉瑟来说，无论他的文章多么浮夸和好战，都对电子媒介的出现对西方文化乃至全球文化的影响做出了认真且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马修·富勒，《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剑桥：MIT出版社，2005年。
[2] 弗朗西斯·培根，《学术的进展》，伦敦：卡斯勒，1893年，第1卷，第5章，第11段。
[3] 维兰·傅拉瑟，《书写还有未来吗？》，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4]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观点与书籍”，《灰房间》，2001年，第39页。
[5]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话语网络1800/1900》，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
[6] 维柯，《新科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4年。
[7] 维兰·傅拉瑟，《书写还有未来吗？》，第39页。
[8] 同上。
[9] 凯瑟琳·海尔斯，《书写机器》，剑桥：MIT出版社，2002年。
[10] 同上，第39页。
[11] 维兰·傅拉瑟，《书写还有未来吗？》，第63页。
[12]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与记忆》，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
[13] 雅克·德里达与贝尔纳·斯蒂格勒，《电视的无线波：采访录像》，巴黎：国家视听研究院，1996年。
[14] 维兰·傅拉瑟，《摄影哲学的思考》，哥廷根：欧洲摄影出版社，1984年。
[15] 维兰·傅拉瑟，《书写还有未来吗？》，第127页。
[16] 同上，第23页。
[17] 同上，第128页。
[18] 同上，第129页。
[19] 维兰·傅拉瑟，《进入技术图像的宇宙》，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20] 同上，第101页。
[21] 雅克·德里达与贝尔纳·斯蒂格勒，《电视的无线波》，伦敦：政治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22] 贝尔纳·斯蒂格勒，“我们的病态体制”，《文化机器XX》，1993年。
[23] 马克·汉森，“实时合成与身体的延异：解构主义之后的技术文化研究”，《文化机器XX》，2004年。
[24] 米歇尔·福柯，“何为作者？”，载《福柯读本》，P.拉比诺译，纽约：万神殿图书，1984年，第119-120页。
[25] 雅克·拉康，《电视》，纽约：诺顿出版社，1990年，第27页。
[2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纽约：诺顿出版社，1961年，第39页）中也表现出对媒介的深深不屑。在著名的电话案例中，他嘲弄说电话所提供的满足感，并没有比寒冷的冬夜里把腿从被子里伸出来，以求事后让它回归舒适和温暖中的满足感更强。有关拉康对电视见解的价值，参见罗莎琳德·莫里斯，“战争驱力：影像文件的毁灭”，《社会文本》，第25卷第2期，2007年，第103-142页。
[27] 吉尔·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 吉尔·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附言”，载《哲学与权力的谈判：1972-198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77-182页。
[29] 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內格里，《帝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
[30] 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1972-199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
[31] 吉尔·德勒兹，“在电影中拥有一种理念”，载《德勒兹与加塔利：政治、哲学与文化的新版图》，埃尔诺·考夫曼与凯文·海勒主编，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9页。
[32] 同上，第17页。
[33] 同上，第18页。
[34] 吉尔·德勒兹，“什么是哲学？”，载《哲学家福柯》，弗朗索瓦·埃瓦尔德主编，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
[35] 同上。
[36] 弗朗索瓦·瓦尔热斯，《怪物与革命者：后殖民地家庭的浪漫与杂交》，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37] 迈克尔·哈特，“市民社会的凋零”，《社会文本》，第45期，1995年，第32页。
[38] 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年。
[39] 同上。
[40] 迈克尔·哈特，“市民社会的凋零”。
[41] 同上，第36页。
[42] 马克·波斯特，《信息模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
[43]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保罗·帕顿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3页。
原文出处
维兰·傅拉瑟，《进入技术图像的宇宙》以及《书写还有未来吗？》，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1年。本文为马克·波斯特为这两本书的英译本所撰写的导言。
作者简介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媒介理论家，生前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系、电影与传播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著有《信息模式》（1990）、《第二媒介时代》（1995）、《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1997）、《互联网怎么了》（2001）等等。波斯特是英美学界跨越哲学、历史和媒介领域的视野最全面的当代理论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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