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矫情

一种精神产品，必对应到一种生活的实际，哪怕是很曲折很费解的，也一定有它的实际。毕加索的画，李商隐的诗，都有各自的实际。比较好的，应该是样貌与实际合一，也就是名实合一，或者实大于名。实大于名可能更好，正如冰山沉在水面之下，出来的那部分被看见了，而底下的分量是足够的。

矫情则是窃取了名，而少其实。生活的内在实际不足，就用一些在外的手段去填补和虚构。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外人只能看见冰山的尖尖，冰山下面的东西要靠想象。于是有些人就聪明地发现，只要有了那个尖尖，就能够让很多人相信这下面有冰山了。矫情，就是把力气过多地用到了浮出水面的尖尖上。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篇矫情的文章。父母子女，有些可言说，有些不可言说，而不可言说者多。我不能说她的情感是假的，但，她的语言太漂亮，太光滑了。有些小朋友写不出作文，情急之下只能去编一些煽情的假剧情，正是受了这种矫情文风的影响。写不出，并不是孩子冷漠，而恰恰是因为，父母子女之际，并不是这样油光水滑的。小孩子的情感大多素朴，经不起这种刻意的语言技术的折腾。

史铁生写的母爱比较动人，比之《目送》高很多。高很多了，但还是矫情。《项脊轩志》这种收得很紧的写法可能更好。但也还是不免矫情。不是说这些就不能写，但对比一下阮籍的吐血三升，还是有分别。受魏晋文章影响的鲁迅，写《为了忘却的纪念》，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无写处的写，似乎更有力量。但鲁迅对此犹嫌不足，所以要说，当沉默才感到充实，开口便感到空虚。越是会写的，越能体察语言本身的悖谬。

苏东坡，超级偶像；“十年生死两茫茫”，超级名篇。但这篇悼念亡妻的大名篇，其实是矫情的。“相顾无言”尚可，“惟有泪千行”就泄了底，让人嗅出表演的味道。对比“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我想，苏轼之爱秦观，恐怕比爱王弗更多些。但“万人何赎”这个话，还是矫情。你既爱此人，又何必惦记那毫无干系的千人万人呢？东坡的粉丝多，他老人家的偶像包袱太重了。

小叔去世的时候，我写过文章。但外婆去世就没有。坦率说，小叔的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还写得出。因为这些“情”在一个“文”承受得住的范围里。当然现在回头看，还是虚夸。让人自我感动，甚至拿出来去感动别人的，却也往往是这些虚夸。

作文为什么害道，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一方面，作文是功夫，化性起伪，把那些散乱飘忽的东西固定下来，由此为人生标了刻度，定了节点。功夫总须有节次，有文也就是有了节次，这是好的，文可贯道。但另一方面，文也是诱惑。你学了一个名，会弄一种文，就有可能借此而得到超过其实的回报，这个诱惑，很少有人能拒绝。演说同理。其他可见的才艺同理。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主张让小孩子过早学习登台表演的原因。成熟的表演家会有分寸感，知道哪些掌声是恰当的，哪些是不恰当的；即使如此，我依然不认为演员是一个好职业。作家同理，教师同理，一切在人前展示自己美好一面的职业同理。教师对着二十个学生是上课，对着两百个学生，就有表演的意味。公开课，教学赛，都是表演。表演会给你带来回报，这个回报很可能高于你的贡献。长此以往，人的自我认知要出问题。

才艺才艺，别以为只是自己的才，自己的艺。除非你坚守着自家才和艺，不去交换任何东西。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才子一词，基本上是个侮辱性的词汇。但我开公众号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还以为阅读量多就是好事。写个文章开个打赏，以为没什么。上一篇不小心把打赏又开了，我只能说，谢谢打赏的各位，下次不了。以后无特殊原因，不开打赏了。戒不掉写文章刷存在感，那也至少写得纯粹一点。知道自己有矫情的毛病，至少注意一点吧。

无所求于人，才能不受制于人。所谓自由，所谓独立，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无论你要的是钱，还是掌声，只要一贪，难免翩翩起舞。矫情就是这样的舞蹈。舞得好，赢些赏。今天赢了赏，明天继续舞。可是任何赏赐，都是有代价的。流量时代，靠直播打赏也可以谋生，有些人甚至可以挣挺多钱。但背后的代价呢？离了赏，能不能活？能不能活得好？

最近流行起来的一个词，凡尔赛，算是矫情之一种吧。说穿了，无非是嫌一般的虚夸太容易被识破，于是在这上面再加一层套子，好显得隐蔽一点。不过，连苏东坡都免不了的矫情，凡尔赛这种粗浅的手段，显然是遮不住的。

别觉得有文化就了不起。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矫情。有的人了解文化的悖谬，正视它，挣扎于中，那就算得真诚。有的人却不了解，还有的是故意视而不见。所谓文化偶像者，大概是视而不见的那一种。因为他们深知视而不见的好处。何炳棣，杨树达，都是妥妥的凡尔赛大师。《读史阅世六十年》这样的凡学名著，我是真看不下去。我向来尊敬的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还比较真诚，但也有些凡尔赛的味道；至于《师友杂忆》，就只能跳着看了。

一个作品，两头连着作者与读者，从一种生活实际，到另一种生活实际，鸿沟其实很大。但人的想象力是个奇妙的东西，一旦有了它，就可以填补这种鸿沟。但这个填充物是虚的，虚的变不了实的，正如云朵变不了面包。莫说作者本身就可能矫情，哪怕作者有十二分的真诚，到了读者这里，也要走样变形的。这一进一出，变化出来的东西，固然有很多妙处，但归根到底，还是虚的。

读书是很可能对生活带来妨碍的。哪怕是读好书，也不能避免。因为人很难克制这种念头，即：你没有那种生活实际，却想要与那种生活实际相匹配的好处。这就是矫情。

我不是钱穆，但我读过钱穆的书啊！他是国学大师，那我是不是也沾点光？我在千百人跟前，举一本繁体竖排的《国史大纲》，犹嫌不足，那就再举《先秦诸子系年》，岂不是也能稍稍分享一点国学大师的好处？国学大师不够，最好还得中西兼通。中西兼通，又要为人所知，那就非钱钟书莫属。《围城》大家都看，逼格不够，那就非《管锥编》莫属。《管锥编》如果还有人看，那就再加上几句德语、法语、拉丁语，背上几段周易、左传、太史公曰。钱钟书本身就够唬人的，我不但看过钱钟书的书，还看过钱钟书看的那些书呢，你怕不怕？我还认识杨绛呢，你怕不怕？

人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这些矫情给唬住。年轻人血气不定，心性上本来就容易矫情，其实未足深责。比较糟糕的是，那些有经验的，明明知道有坑，却不但不加提醒，反而还要忽悠年轻人往里头跳。

是的，我说的就是活字文化。叶嘉莹先生，长寿不说，以其文化资本之厚，社会声望之隆，你我读者，能没有一点艳羡？能没有一点想要分享这些好处的想法？这是藏在“情怀”背后的东西，刚开始自己都未必觉察。而这就是矫情的开端，诱惑的开端。“情怀”不是抽象的，而是需要节制，需要练习的。对入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不容易分辨，可是老人，尤其是在行业里打拼多年并卓有成就的人，不可能不懂。揣着明白装糊涂，显然是别有所图。

同样是给年轻人开书单，梁启超比较真诚，是为年轻人着想；鲁迅干脆不开，也是一种真诚；而胡适的书单，就有点为自家圈地养私兵的味道。当然，他们都是偶像。我关心这些书单的时候，也正是自己特别矫情的时候，或者想成为文化名人，或者想成为殉道者，总之，都是自己的生活实际里没有的东西。

当然，现在没有，不意味着将来必定没有。所以矫情有时候也能够鼓舞人心，激励行动。但总得是行动，而不是幻想。一个好老师，应该要帮助你去分辨：哪些是你现在有的，哪些是你现在没有而将来可能有的，哪些是你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的。做不到，那至少也该谨慎，至少会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一味地夸大可能性，只是鼓励你向前冲，这样的人很危险。

偶像偶像，那就是我们没有成为却想要成为的人。这样的人适合放在远处，放在抽象的高处。那样纵是矫情，危害也不会很大。幻想的归幻想，实际的归实际，也行。到了近处就麻烦了。偶像是经不起凑近了看的。如果近在咫尺的偶像，还让你义无反顾，大概率发生的，绝不是你遇到了圣雄甘地，而是你的心智受到了蛊惑。你太急于求成，太想尽快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太想要借助偶像的力量起飞了。这个时候，想想伊卡洛斯的故事吧。靠太阳近了，蜡就要融化，翅膀就要掉落。

其实是掉下来好。飞不起来又如何？本来也不是鸟，就踏实做个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