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面纱的阿尔及利亚（二）

阿尔及利亚的男性则是他们的欧洲同事——或更准确的说，他们的老板——的批评对象。每个欧洲工人迟早都会在工作场所、商店或办公室里，向阿尔及利亚人提出这样的礼节性问题：“你妻子戴面纱吗？你为什么不带你妻子去看电影，去看拳赛，去咖啡馆？”

欧洲的老板们不会满足于这种虚情假意的质疑和轻描淡写的邀请。他们在这里以一种“印度式的狡猾”来逼着阿尔及利亚人做出痛苦的决定。在诸如圣诞节或新年的节假日，抑或只是公司的社交活动中，老板都会邀请阿尔及利亚人和他的妻子。这种邀请并非是集体的邀请；每个阿尔及利亚人都被叫去上司的办公室，被指名带上“自己的小家”。“公司是个大家，如果有人不带自己的妻子来上班，那就不够体面，懂吗？”有时在这种正式的传唤之前，阿尔及利亚人就要体会到困难的抉择。如果他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起来，这意味着承认失败，意味着通过放弃抵抗，使妻子公众展览而侮辱她。然而，独自出席就意味着拒绝取悦老板，也就是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对随机选取的例子的研究表明，这个欧洲人设下的诡计就是希望让阿尔及利亚人袒露心扉，宣布：“我的妻子带着面纱，她不能外出。”否则只能违背之前说的“如果你想见到她，她就在这了”。这便揭示了这种人际关系施虐与任性的特征，并将殖民地的悲剧缩影于心理层面。殖民地社会的史诗便在两种体系的互相对抗的方式、在它面对殖民主义的九头蛇时以特有的方式彰显。

在阿尔及利亚的知识分子身上，殖民主义的进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征服者们对费拉（fellah），这些“在严苛规制下被动的奴隶”们，给予了一定的纵容，而律师与医生们则受到了严厉的斥责。这些把自己的妻子置于半奴隶地位的知识分子们实际上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殖民地社会激烈的抨击阿尔及利亚女性低人一等的地位；它的成员忧心并且关切那些高墙所禁足，注定要去生儿育女的不幸的女性。

在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前，种族主义的论点会容易以特别快的速度出现。人们会这样讲，尽管他是个医生，但是他还是个阿拉伯人。“狗改不了吃屎！”这种种族主义的偏见可以无限的增加。显然，知识分子因为限制了西方文化习惯的拓展而受到了指责，或是因为他们在殖民地变革中没能扮演自己的积极角色，或是因为他没能让自己的妻子享受到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活带来的好处等。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经常会听到欧洲人尖酸的陈述到，他和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认识了二十余年，可是从未见到过他的妻子。从更难解，但是更深省的理解层面来讲，我们观察到了这苦涩的结果：“伊斯兰教捉到了猎物就不会放手，而我们只会徒劳无功。”

殖民者将阿尔及利亚人描述为伊斯兰教和法国的西方文化同等凶残地争抢的猎物，这揭示了他们方针的全貌、他们的哲学、以及他们的政策。这一表述阐明，正因失败而痛苦的殖民者以一种简化的、负面的方式建构了一套被殖民者以此抵抗了他们无数次进攻的价值体系。事实上来讲，对独特身份的主张和对业已金瓯有缺的国家存在的关注，已经被认知是宗教性的、巫术性的、狂热的行为。

这种对于征服者的拒斥由于环境或殖民地的境况表现为原始的形式。总的来讲，人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这种拒斥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也不能说此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完全正确的。欠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专家们和致力于促进落后社会发展的技术专员们最好去了解任何努力的无力与有害之处，因为那正反映出了殖民地社会被给定的元素。即使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的框架内，抛开当地人民的心理平衡不谈，也没有人能在不危及自身所从事的事业的情况下对整个文化的某些部分发起质疑。更确切的说，反文化交流现象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完全不可能在不对自身最深刻的价值与最稳固的模式进行重估的前提下改变其任何一种习俗。在殖民境况下谈反文化交流实是滑天下之大稽，在被殖民者那里观察到的拒斥现象一定是与反同化有关的，是与保持文化的、民族的独创性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