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和理性选择（Edgar Kiser访谈片段）

理性选择理论为何从未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相比政治学）？思想史和知识社会学的好问题，打算明年找时间认真写篇论文分析一下。

问：华盛顿大学似乎已经是理性选择理论的重镇了，对吧？

凯泽：是的，曾经是，但我认为现在并非如此了。

问：还有康奈尔大学。

凯泽：是啊，吉姆·科尔曼（Jim Coleman）[1]在的时候芝加哥大学也是，但这项事业从未起飞。不得不说，这是一件我完全（预测）错了的事情。拿政治学来说，理性选择理论起初在政治学中什么都不是，但现在这门学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都在做理性选择研究。当我跟迈克尔[2]合作的时候，美国社会学会还没有理性选择专业委员会，《理性与社会》杂志（Rationality and Society）还没有创建。不夸张地说，当时只有一小撮社会学家在进行这种尝试，但政治学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想：“哇，既然他们行，我们也行！”当吉姆写了他的大部头理论书[3]时，当《理性与社会》创刊时，当美国社会学会理性选择专业委员会成立时，我觉得我们所有（从事理性选择研究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场变革的开始，我们就要见证政治学的历史在社会学重演。之后的进展显然不是这样。

问：这与詹姆斯·科尔曼的去世关系大吗？

凯泽：我不觉得，因为这本书[4]在他去世之前就没有得到非常正面的评价。他真的以为这本书会改变这门学科，但并没有。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不是所有原因都是有道理的学术原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形势已经很明朗：理性选择研究仍将是社会学内部的一个小部落,它不会扩张，也不会成为主流理论。

尽管如此，就像你之前跟我聊天时说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许多其他唯物主义式的结构主义者都在隐含地运用理性选择理论。他们必须这样，因为这是他们在微观层面上的预设。

但无论如何，理性选择研究没有起飞。我真正意识到理性选择研究没有转危为安，而是被打入冷宫，是在我的一个从事理性选择研究的学生临毕业时。我当时跟她说了这件事，我们都决定，为了她能找到教职，她应该淡化她的理论部分，淡化她的理性选择内容。当一个人不得不那样做，当一个人甚至不得不从根本上否认她是在做这项研究时，在那一刻，我真正明白大局已定。

[1] 即James Coleman。

[2] 即迈克尔·赫克特。

[3] 即《社会理论的基础》。

[4] 即《社会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