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顶

最后一天在野外徒步的时候，我收到了谢尔盖的回邮：“那么难得来一次，要不要到我家坐坐？我今晚不上班。”我认识谢尔盖很久了，但并不代表我与他有过许多交集——准确地说，我和他仅仅是刚相识的时候有过“频繁”的聊天。那应该是2015年，我还在对抗着少年和青年过渡期的无聊时刻，便注册了一个国外的笔友网站。谢尔盖是那上面第一个与我打招呼的人。于是我以一两周一封电子邮件的形式，逐步形成了对俄罗斯人最初的刻板印象。

前一天，他在Facebook上看见我发了托卡内夫灯塔的照片，随后就私信问我是不是来了海参崴。他还不停地向我介绍附近的景点，尽管这些都已在旅游攻略上悉数列出。“地址是这个……距离你的酒店有点远，可以打车过来，或者我开车去接你。”

安全起见，我最后选择了晚饭后自己打车过去，得益于这个城市也有十分便宜且方便的网约车。“雷蒙！”我下车后听到马路对面一声吼——“雷蒙！是你吗？”那个大舌音可谓震耳欲聋。我一边招手一边跑过马路去。“你是谢尔盖？”我问。“是，是，我的朋友。”他果然沿袭了斯拉夫民族见谁都是朋友的优良传统。

我刻意与谢尔盖保持一段距离，可能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长期沉迷烟酒而散发出来的不大友好的气味。他与照片上的他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身材要瘦削一些，还有，秃顶了。对于一个1985年生的人来说，这也不算特别稀奇。不稀奇的还有他把我带进来的赫鲁晓夫楼小区。稀奇的是，他的英语并没有手机上的他那么顺畅，甚至可以说有些难以理解——即便当时我对俄式英语口音有了万全的准备，频繁出现的奇葩发音还是足以让我束手无策。我听不出来他问的“你要留下来吃饭吗”，就随口说了个“好”。

他的妻子也在家。两人住在一间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苏联式小公寓里。室内柠檬黄的灯光精准地隔绝了呼啸的海风，创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人的世界，说不上温暖，甚至说有点贫瘠。但作为局外人，固然是没有资格对他人的生活评头论足的。

“这是我的妻子，艾莲娜。”我嘀咕着：“谢尔盖，艾莲娜，非常俄式。”艾莲娜与我握手：“你好！雷蒙！来自中国的朋友！” 艾莲娜是老师，在当地小学教俄语。她会的英语不比谢尔盖少，但有趣的是，两人会的英语并不怎么重叠。时而由谢尔盖翻译艾莲娜的话，时而反过来，时而用谷歌翻译。

“来啦，朋友！鱼汤！”艾莲娜端出自己精心烹调的菜品，我才猛然想到那一句没听懂的英文：“你要留下来吃饭吗？”我硬着头皮，顶着肚皮在饭桌前坐下了。鱼汤说不出来有多鲜美，但味道可以接受。柠檬黄的灯光下，盘子里的物质显得不是特别有食欲。低头吃饭的谢尔盖，他“谢了的盖”一直对着我。夫妻俩的话不算多，也并没有因为我这个外人在而变得多起来——我感觉我并不存在。“中国啊！那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我没去过。”艾莲娜突然发问。我说：“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因为太大了。”

谢尔盖的盖突然往上抬，五官正对着我，说：“那也远没有俄罗斯大。不过，你用几个词就能概括俄罗斯，不是吗？”我被这番话逗笑了，他把这句话给艾莲娜翻译了一遍，她也跟着笑起来。“俄罗斯是怎样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苏联是怎样的，就不那么好回答了。”谢尔盖说。“我爸爸是苏联人，我妈妈也是苏联人”——谢尔盖对于苏联的记忆犹如他的英语口音一般破碎。“六岁的时候，我过完生日不久的某天，爸爸妈妈脸色就变了。圣诞节那天，我记得很清楚，跟之前的气氛完全不一样。”

“你们在说什么？”艾莲娜问。谢尔盖不耐烦地冒出四个俄语字母：“СССР.”艾莲娜顿时不出声，低下头来细细品尝鱼汤和面包。

“‘党证能让我们饿不死。’这句话是我爸爸经常说的。”谢尔盖说着就把他父亲的党证从饭桌旁边的柜子里拿了出来。“就是这小本子。”艾莲娜笑了，说：“我爸爸妈妈也有呢，不过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谢尔盖说这个的时候语气十分滑稽：“爸爸总是把这本党证放在衣兜里，说就算是犯罪了它也能使你免于坐牢呢！”他的表情看起来十分荒诞，像是在阐述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艾莲娜听过翻译后也大笑起来，笑个不停。我是感觉他们俩在话里加入了一些更好玩的却无法翻译的东西。

“那，你们两位有孩子吗？他们上学了吗？”我问道。他们的笑声慢慢地止住。此时谢尔盖显得有点难堪——我不由得反思问别人有没有孩子是不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艾莲娜问我刚刚说了什么，但她没听懂“儿子”、“女儿”和“孩子”。我就用手在肚子前比划了个“怀孕”的手势。艾莲娜挑挑眉，拍了下桌子，指了一下谢尔盖，又指了指我的下体，用俄语说了个“不”，又开始哈哈大笑。说起这事来，艾莲娜显得云淡风轻。而对谢尔盖来说，这显得难以启齿。我也感到有些尴尬，毕竟自己被拿来举例子了。不过他并不会因为这个而发怒，反问我是不是该找对象了或是该结婚了。他听说中国家庭都很想孩子结婚。

“我还是学生呢。”我说。两人异口同声回答：“那又怎样？”似乎在他们眼里，学生的身份与婚姻、组建新家庭没有任何冲突。谢尔盖向我详细说了说艾莲娜人有多好：早上做好早饭，每天都会帮忙打理家务，虽然收入不多但是稳定而且够花——“你看，如果你的伴侣人好的话，生活也会容易很多，对吧？我的朋友！”我点头，无法对这个道理表示丝毫的不同意，“确实如此。”

我指了指对面墙上挂着的威严的男士照片。“那是我爸爸，”艾莲娜说，“他在解体后不久就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十几岁。”没错，我大抵看出艾莲娜实际上比谢尔盖要大上几年。艾莲娜说起父亲来，语气里却并没有明显的悲痛或者感伤，甚至夹杂着一种超脱：“他是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出生的。他也是党员，一辈子为了国家兢兢业业……你知道的，那个年代，棺材里的不仅仅是我爸爸，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她又笑了，但这回我并不能搞清楚她笑的是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忘记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我自己也在忘记。我也记不清我小时候家里的奶妈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了。但我不能忘记我的爸爸。”

谢尔盖听懂了，点点头，吃完了鱼汤和面包。“我的朋友，这个汤不错吧？不要难过，艾莲娜讲起她爸爸来总是这样的。”艾莲娜又跟着笑了。这次，我依然不知道她在笑什么，只是像柠檬黄灯光一样，在两人之间沉默了很久。她父亲也是秃顶，不过看着刚劲有力，制服上别着几个勋章。照片下面是个书架，我只认出了侧面写着“索尔仁尼琴”几个粗大字母的书。因为灯不能照到书架那边，我没看清那是本什么书。天没有完全黑下来，海风依然在肆虐，能听见它不断拍打薄薄的玻璃窗的声音，在看不见的地方，在海岸，用浪潮重复着命运的相似。

今年年初，我收到了谢尔盖的信息：“雷蒙，听说中国最近情况很紧急。要保重，我的朋友。”我回了近乎相同的内容。

那天晚饭后，我没有在他们的家里停留过长时间。在长日将尽之际，我与谢尔盖和艾莲娜道别，回到了熟悉的灯火通明的海参崴，等待渐暗的穹顶再次将海湾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