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吧，赶紧的”
不知从何时起，公版书扎堆出版在舆论场中的定性，从一个必须治理的乱象，逐渐变成整个出版行业衰退的征兆。这倒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故事的开始起于某大V兼知名作家在微博上批评国内“公版书”的起名乱象——
“有些编辑怎么回事，给沈从文的书起名《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也就算了，蒲宁好端端一个俄国文学大师，出本书叫《我的青春是一场烟花散尽的漂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公版书由此成为图书行业的热议话题，没多久，行政力量的介入使舆论形势急转直下，因治理“公版书”而导致的书号收紧，一跃成为当年的第一热门话题，甚至一直延续到2019年。不少人在猜测，如此大规模的出版限制是否会导致民营图书公司的熔断式溃败？再然后，时间到了2019年至2020年之交，一部名曰《在路上》的公版书又一次引爆了话题，一篇名叫《十几本〈在路上〉扎堆上市，公版书大乱斗谁是赢家》的文章将公版书的问题再次推上舆论中心，让人很多人第一见识到了公版书领域刺刀见红式的搏杀。
习惯了岁月静好的读者，初见到图书行业的激烈竞争，不免产生怀疑，于是又一次唱衰出版行业，认为如此惨烈的斗争恰是图书行业“内卷化”的标志。
于是，又有一群真实生活在行业内部的人出来“辟谣”，譬如《出版社扎堆做“公版书”，是行业衰退的信号吗？》《公版书密集重复出版，说明了什么？》等，半是在辩白，半是在科普——公版书不是不要钱，公版书不是不要技术，要的要的都要的。虽然苦口婆心，却未必能够说服大多数人。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出版人都说出版公版书不是免费书，因为译本、注释都是要花钱的。但是从最朴素的认知来讲，公版书毕竟少了购买原文版权的投入，出版版权引进书，需要付两笔钱，出版公版书，只需要付一笔钱。这是一道简单的计算题。从业者当然也不可能要求行业外的读者去了解，一本引进书的版权到底价值几何，甚或书与书之间的版权价格差距可能会有多大。这是解释的不到位。
要理解“忽然之间”公版书扎堆的出版现象，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么多种类图书中，有哪一类是真正的摇钱树？是成功学、偶像涂鸦，还是文艺网红？当然都不是，无论出版社如何创造发挥，如何开疆拓土，教材教辅永远是那只生金蛋的鹅。根据新闻总署发布的《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该年中国教材教辅图书零售总额为609亿元，占图书零售总额的65%，其余读者们能够想到的好书、烂书、公版书，加起来也只能分那剩下来的35%。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但至少不涉及对中国应试教育的批判。
教材教辅的高营业额真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出版行业背后的运营逻辑——年龄的生意永远最好做——这甚至不仅仅是出版行业的金律了。做书为什么教材最好做，因为孩子每一年都会长大；化妆品为什么抗衰老最好做，因为每一年人都会变老。于是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公版书是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每一年都有孩子到了该读名著的年龄。何况，中国读者的经典阅读量，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得那么乐观。 接下来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是所有公版书都扎堆出版吗？答案显然不是。“公羊”“榖梁”都已经公版好几千年了，也没见有人扎堆做。同样是公版书，凯鲁亚克和克尔凯郭尔，显然不会有相同的待遇。进入出版行业后，每一个编辑的第一堂课都会讲：图书出版具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二重性，物质生产对应经济价值，精神生产对应社会价值。因此，民营出版公司不涉足成本投入相对较少，盈利预期更高的“公版书”，反倒是咄咄怪事。有些民营出版公司最早就是以“公版书”翻新起家，如我们如今所熟悉的果麦、读客、大星等，早已入列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出版品牌（爱也好，恨也好，至少广为人知），足见国内阅读领域的公版书需求缺口。
至于那些大众知晓度不高，盈利预期不明朗的公版书，恐怕还将继续冷门下去，但不代表不会被出版。事实上，许多国有出版社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翻译、出版公版书，一些大型丛书项目可以延续十年、二十年，甚至耗费几代人的心血。
《中国古籍总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国家谱总目》《两汉全书》《中医古籍孤本大全》……这份不为大众所知的名单很长很长。普通读者不知道，不代表没有出版的价值与必要，而这一部分工作往往由国有出版社承担，这正是出版的社会责任。
现在的很多人只知道《大渡海》，只知道《校阅女孩》，说到底是我们的传播出了问题。浩繁的四卷《辞海》也不是一天编成的。
所以，我们明白了“公版书”的扎堆，有成本问题，有盈利问题，也关乎公版书本身的知晓度，只有市场知晓度极高的经典名著才会出现“扎堆”，对于现代商业的运营逻辑来说，“冷灶烧热”的技术门槛不仅太高，也没有必要。
朋友送给我一本他们家新出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5》，封面上的十六个名字大半不曾听说，至今仍为他们的举动致敬喝彩。实际上，这家知名的图书公司也是国有出版社的资本背景，翻看他们的书目常常能收获许多惊喜。这似乎可称为正规部队打造的用于搏杀商场的特种尖兵？这似乎又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大家可以先阅读《跟着这些小众出版品牌买书，准不会错》一文了解一下这些部队的“番号”。
回到本文集中讨论的问题，为何“忽然之间”公版书扎堆？在明确了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之后，最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似乎是：为何是“忽然之间”？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甚至可能构不成问题。
且不说果麦、大星这样以公版书起家的民营图书公司，难道小时候书店里成列的那些世界名著，都是某一家出版社一个批次印出来的吗？英国诗人奥登曾说：“历史上很多好书莫名其妙被人忘记了，真是可惜，但是没有一本书是莫名其妙被人记住的。”那些被“扎堆”出版的“公版书”本身也正是一些常读常新的文化经典，在出版行业中实际也是一版再版、常版常新。这件事，既不突然，也不新鲜。
那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图书出版行业多年的自由竞争，终于使得民营资本有了抢夺国社老大哥蛋糕的实力与声望。小时候，因为封面上的油画与低廉的价格，进购了一套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世界名著”，结果被嘲笑了很久。买书要看出版社，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的共同记忆。在公版书领域，所谓的“中华书局出中国古籍，商务印书馆出洋古籍”，不正是最佳的历史注脚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民营出版公司，如果麦、读客等，甚至一些原本不太知名的国有出版社，开始涉足名著经典的出版竞争，恰恰说明其出版品牌及社会声望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新一代读者更愿意为他们出版的经典买单。
此外，还有一条可能不那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出版市场充分竞争形成的营销差异化。
过去，公版书的再版，恐怕连封面都不会换，只是在版权页的角落里，默默地印上一行：本书第几版，印刷第几次，印了多少本。但是在讲究市场差异化的今天，如此做法显然不现实。一本新书的诞生，不仅需要名著名译，还需要装帧、版式、封面设计、插图、周边等方方面面用力。民营出版公司的成长给出版行业带来了活力，在盈利预期最好的公版书领域，自然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显神通——这是“唯一完整版”，这是“名家翻译版”，这是“原版插图版”，这是“纪念典藏版”，这是“三部曲版”……其中个别做法固然引人“嘲笑”，但终归是出版行业勇于尝试的结果。这是个苍老的年轻行业，愿它越走越好。
至于会不会衰退，会不会亡，谁知道呢？出版行业的兴盛衰败，可能与出版人无关，甚至与国家的政策无关，而只与读者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