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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秩序的乌托邦——施蒂夫特的《晚夏》

（说明：这应该是我2010年上研究生二年级时候的翻译课副产品——实践部分的作业是翻译了《晚夏》的一章。译文和这篇文章都经导师审阅、修订后发表在同年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上。）

《晚夏》（Der Nachsommer，1857）是德语文学中“诗意现实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奥地利作家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 – 1868）创作于1857年的著名成长发展小说。

施蒂夫特1805年出生于波西米亚南部（现属捷克）的一个贫苦家庭；1826年起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学，后肄业。为了维持生计，他长期担任家庭教师，1843年到1846年间曾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家中任教。1844年至1850年，施蒂夫特出版了六卷本短篇小说集《习作》（Studien），收录著名作品《布里吉塔》（Brigitta）等，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1848年革命时，施蒂夫特当选为法兰克福议会的选举人，此后陆续被任命为地方督学和文物保护官员等。1853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彩石》（Bunte Steine），收入代表作《石灰岩》（Kalkstein）、《山中水晶》（Bergkristall）等。1857年，长篇小说《晚夏》问世。1865年，施蒂夫特因病退休，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维提克》（Witiko），该书于1867年付梓。1868年，饱受病痛折磨的施蒂夫特自杀离世。

《晚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的商人家庭。丰厚的家资使“我”无需考虑谋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游学。一日，“我”为了避雨偶然来到阿斯普庄园，受到了主人里萨赫男爵的热情款待，同男爵、他的养子古斯塔夫、为男爵工作的农民艺术家等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从此，每年进山考察后“我”都会到阿斯普庄园小住。男爵不仅对自然科学颇有研究，也是艺术收藏的行家。在阿斯普庄园，人人都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在众人的影响下，“我”也开始热爱艺术。

“我”还在阿斯普庄园结识了男爵养子的生母玛蒂尔德夫人和她的女儿娜塔莉。“我”与娜塔莉日久生情，决定征得家人的同意结为夫妇。玛蒂尔德夫人、男爵与“我”的父母都很赞成这门婚事。

“我”和娜塔莉订婚之前，男爵讲述了他与玛蒂尔德夫人的往事：里萨赫男爵出身寒门，年轻时一度教书为生，玛蒂尔德是他学生的姐姐。虽然他们已经私定终身，但是里萨赫被玛蒂尔德的父母说服，决意先打好生活基础，暂不谈婚论嫁。玛蒂尔德认为里萨赫背叛爱情，遂与他断绝来往。数年后，已然事业有成的里萨赫再次向玛蒂尔德求婚，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两人只得各自成婚，却未过上幸福生活。多年后两人分别丧偶，玛蒂尔德偶然得知里萨赫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才明白自己当年错怪了他。两人重新建立了友谊，决定像亲人一样度过生命的“晚夏”。

在“我”和娜塔莉的婚礼上，“我”的父亲宣布要效法男爵，退休并定居乡间，在晚年搜集和研究艺术品、管理庄园。“我”和娜塔莉的姻缘成了连接几个家庭的纽带，为众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幸福。

《晚夏》与秩序

长达三卷的《晚夏》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我”成年后几年内极富规律的行动。故事按四季展开，从无例外：“我”春天离开城市前往森林开展科学考察；夏初到里萨赫男爵处盘桓，研习科学艺术；秋末返城，继续自学。四季的更迭在《晚夏》中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因为自然秩序在这里成了作者倡导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模板。“他赞赏自然律无情而平静的存在，它永不犯错、总能达到目的。对他而言，它象征着平静而不可阻挡的道德律的存在。”[1]

《晚夏》中人物寥寥，且形象高度趋同。不同人物通常只是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同一形象。比如古斯塔夫是少年“理想男性”，“我”是青年“理想男性”，父亲和里萨赫男爵是成熟的“理想男性”。人物的成长与其说是形成独特自我的过程，毋宁说是在行为和精神上不断仿效长辈，以便成为长辈的翻版的过程。因此，早在《晚夏》问世后不久，就有评论称这部小说根本称不上现实主义作品，因为其中“‘苍白、无生命的人物’让人想起‘机械人’和‘木偶’。”[2]不过，这样的人物塑造正能与小说中的四季主题呼应：人物因为严守各类秩序而变得面目相似，他们的生活也就和波澜不惊的四季交替有了共通之处。

从情节布局上看，《晚夏》并不具备由不同事件组成的跌宕起伏的线性结构，而是拥有循环往复、缺乏变化的环形结构。占据全书绝大部分篇幅的是重复出现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大量涉及艺术和科学等主题的长篇说教。主干情节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冲突；除了插叙的里萨赫男爵和玛蒂尔德夫人青年时的爱情悲剧，书中几乎没有戏剧性事件。一言以蔽之，“单调和宁静替代了前进和变换。”[3]不过，摒弃情节起伏与塑造雷同人物一样，都是作者自觉运用的写作技法。施蒂夫特认为，引人入胜的冲突式情节偏离了日常生活秩序，并不具备普遍代表性：“正如普遍规律在自然界中安静而永恒地运行着，而异常现象只是这些规律的一种表现，道德律也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永不停歇的交往安静而振奋人心地运行着。偶发事件造成的短暂奇迹只是这一普遍力量的小小特征。”[4]

由此可见，于矛盾迭出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小说这片精神领域里建立一个让某些批评者深觉无趣的充满秩序的乌托邦恰是施蒂夫特的理想，也是当时德语小说的任务之一，因为“随着市民阶层兴起，世俗化进程加快，过去稳固的基督教的神的秩序在人们心中逐渐淡化，小说的功能就是以文学形式在人的想象中创造一种新的统一和完整的秩序。”[5]这种重建秩序的愿望是“诗意现实主义”作品的共同特征，也体现于它们美化现实的种种努力之中。在《晚夏》里，“美化策略”（Verklärungsstrategien）无处不在：施蒂夫特营造的世界“是根据美学原则塑造的日常生活，所有不美好、不和谐的事务都被阻隔在外。（……）施蒂夫特的世界由此成了一个过滤后的世界，其中只有过滤后的人，他们在固定的、按照道德律运行的秩序框架内生活。相应地，这个世界中没有斗争，没有任何事务会打扰这里的居民，个人和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存在。”[6]

社会秩序

阿斯普庄园是《晚夏》世界里秩序的直观表现：那里没有噪音；休息室里的书籍不允许放错位置；书房里看不到一丝工作的痕迹；田产几乎不会受到病虫害侵袭；庄园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玫瑰种植，即对自然的驯服，它的本能和野性必须得到控制。”[7]

男爵对手下人的管理同样一丝不苟，连女仆的穿着也会得到他的特别关照：“屋里的女仆穿的是农村服装，只有当这些服装（……）不讨人喜欢或者有点丑陋的时候，它们才会在主人的影响下得到改良，并点缀上在我看来很美丽的小饰品。一开始这些饰品不受欢迎，但由于它们是老主人赠送的，因为不想让他不快，饰品还是被接受了，后来，它们不仅得到了周遭居民的羡慕，还成了仿效的对象。”[8]通过强调“我”对男爵审美品位的赞同，施蒂夫特将女仆和男爵的审美差异刻画成了女仆的审美缺陷，这样一来，男爵对仆人生活细节的干涉就成了友好而合理的举动——此为“美化策略”的一重表现。“美化策略”的另一重表现见于施蒂夫特塑造的仆人的反应：她们欣然接受了男爵的深度管理，甚至以此为荣。通过这样的笔法，社会上层人物行动中的专制色彩就被大大削弱。

男爵“改良”女仆服装的事例是《晚夏》世界里消除等级矛盾的模板：上层人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而是通过温和、善意的“建议”影响下层人的生活；下层人则乐于接受“教化”。只要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依照自己的身份行事，将等级秩序内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任何社会矛盾都不会产生。

既然要使笔下人物将遵守社会秩序作为要务，并且也让读者认同这一点，作者就得首先证明这种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我”和里萨赫男爵初次相遇时，施蒂夫特就试图通过男爵对手下农民的评价来解决这个问题。里萨赫说：“他们根本不懂天气，（……）他们割草只是因为我吩咐他们这么做。”[9]正如女仆在穿着打扮方面需要主人的指导，施蒂夫特笔下的农民也要依靠地主告诉他们天时，后文中“我”在进山考察时也能凭借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反过来指导当地向导登山。以上例子说明《晚夏》中的农民被塑造成了智力贫乏、性格顺从的“童稚者”，甚至不具备从日常生活中总结直接经验的能力。而市民的素质——甚至包括身体素质——则远在他们之上。“我”表示，“妹妹尽管被周围的人当成小姐，却很乐意干那些所谓的家务粗活，这样就能证明她不仅知道怎么干活，体力上也比那些从小干这些活的人还要强。”[10]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施蒂夫特在他的乌托邦中顺利“证明”了管理和领导农民和仆人是市民的“天职”。同样地，出于证明等级秩序合理性的需要，《晚夏》中的贵族也绝不可能被塑造成仅仅因为出身名门就能身居要职的尸位素餐之徒。

在施蒂夫特笔下，等级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异：下等人是因为自身的种种缺陷而成为下等人，一如贵族是由于智力过人、品德卓越而成为贵族。既然“本质”和自然律一样无法变更，那么人们当然必须服从自己的“本质”，安于自己的等级身份。

从维护既定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艺术”主题在本书中的意义也能得到揭示。“我”学习绘画，欣赏古代雕塑、家具以及寻访文物的过程是《晚夏》叙事的重中之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我”，还是作为“我”榜样的里萨赫男爵和父亲，都从未从事过任何艺术创造活动。搜集古代艺术品、按照古代标准仿制新的器物就是三人艺术行为的全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创造性艺术行为和以遵循秩序为目标的生活准则无法共存：创造意味着破坏或颠覆规则；富于开拓精神的艺术家必然是既有审美标准的叛逆者。在施蒂夫特的乌托邦里，这类“危险”的行为和人物不可能受欢迎。与创造相反，收藏意味着承认和延续既有艺术标准。如果说艺术创造有时表示同大众的审美眼光背道而驰，那么艺术收藏就表示贴近特定人群——其他“雅好艺术者”，在书中指社会上层人士，即贵族和有教养的市民——的价值观。

为了营造一个无比和谐、绝无矛盾的乌托邦，施蒂夫特没有直接以容易引起冲突的经济实力或者政治权力，而是以对文学、艺术、科学的爱好程度作为衡量人物社会地位的尺度。基于这一“美化策略”，欣赏并收藏艺术品便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爱好，也不再仅仅涉及艺术本身，而被描述成了上流社会的标准生活内容之一。由此，“我”研习艺术的过程也就和“我”在精神领域向社会等级更高者看齐的过程合二为一了。与此相似，在小说也占据了相当篇幅的“我”的自然科学考察虽然没有成果，却最终为“我”和贵族赢得了共同语言，其社会意义同样不言自明。

家庭秩序

黑格尔在《美学》中调侃了一些成长发展小说的主人公：“今天的年轻人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法律和职业作对，仿佛要打破这个秩序，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但过了不久他们磨去了自己的稚气和锋芒，开始与存在妥协，开始遵守各种理性规范。到最后，人人都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姑娘和一份好工作，娶妻生子，成了庸俗的市民。”[11]但是这个说法并不符合“我”和《晚夏》中的其他主要人物，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秩序的反叛者，不是无奈地向秩序妥协之人，而是秩序的忠心拥护、执行者；秩序也不是束缚他们的枷锁，而是生活幸福的保障。

在社会秩序方面，“我”和身边人都自觉自愿地做着符合自己地位的事；在家庭秩序方面，他们则将晚辈对长辈、女性对男性的无条件服从视为重要的美德。

施蒂夫特曾借里萨赫男爵之口宣扬了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义务：“孩子不能不听父母的话”[12]、“父母的意愿是孩子的法律”[13]。为了避免给读者留下长辈在家中建立“一言堂”的印象，服从家长没有被塑造成长辈对晚辈的命令，而是成了晚辈对自己的要求：“我”成年之后，父亲允许“我”自由安排名下财产，“我”却向他承诺“我永远不会在财产事务和其他事务上违背他的意愿行事，倘若没有获得建议，我连最小的一步都不会跨出。”[14]被允许单独去剧院后，“我”仍旧只看父母带“我”看过的戏，不越雷池一步。古斯塔夫也只阅读养父为他选定的书籍，“因为对他而言，养父说的就是真理。”[15]

为了避免读者得出晚辈的个性受到压抑的结论，施蒂夫特再次运用了“美化策略”，着力刻画了两位模范父亲的形象。这种写法的内在逻辑是：只要论证了父亲永远正确，那么子女的长期服从也就合情合理。古斯塔夫的养父里萨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爱好艺术、保护文物、阅历丰富、品德高尚、治家有术，身上简直集中了人类所能具备的全部正面特质。“我”那辛苦持家、博学多闻、酷爱收藏的父亲也堪称人中龙凤。有了这样的完美家长，施蒂夫特树立晚辈对长辈言听计从的家庭秩序也就顺理成章了。

《晚夏》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对妇女的“三从”要求。在家庭生活中，她们始终处于辅助地位，在任何方面都自觉接受“永远正确”的男性家长的领导。根据贯彻全书的“美化策略”，女性对男性的服从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行为被描绘成了她们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男性对她们的要求。“我”的母亲曾向妹妹指出“女人的主要义务在于她的家庭”[16]。娜塔莉也曾对“我”说：“敢于干大事、见世面可能是男人的特权。”[17]

综上所述，施蒂夫特塑造的理想家庭秩序有着浓厚的父权制色彩。“他笔下的父权统治基本不以残酷、专制的丑恶面目示人。（……）但在大多数家庭中笼罩着一种明显的——几乎令人感到古老的——父权制秩序。”[18]在这种秩序中，长辈晚辈、男性女性的尊卑地位都是完全固定的，因此“这种角色分配下的交流过程自然是单向性的，即非民主的。”[19]

爱情秩序

《晚夏》中的爱情也受到了规范的严格约束，它被要求仅仅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且必须远离激情、深沉平静。

施蒂夫特首先借笔下人物之口提出了理想爱情的标准。“我”和娜塔莉充满节制的感情得到了长辈的赞美：“你们的好感不是很快产生的，而是有准备的，你想要克服这种感情，你什么也没说，你很少向我们提起娜塔莉，因此这份感情不是仓促的、具有吸引力的要求，而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爱慕。”[20]施蒂夫特还通过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安排强调了遵循感情秩序的必要：里萨赫男爵和玛蒂尔德夫人青年时的恋情由于充满激情而以悲剧告终；“我”同娜塔莉情感含蓄，最终得以结为夫妇。值得指出的是，施蒂夫特之所以如此看重婚姻并以“我”的婚礼结束整部作品，就是因为结婚本身就是建立秩序的表现，“婚礼代表回到稳固的生活秩序”[21]。

爱情秩序在《晚夏》中的反映是精细而有趣的。小说开始时，“我”在戏院看《李尔王》时曾受到一名因激动而晕倒的少女的吸引：“她满面泪光，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22]走出戏院“我”又再次与她相遇：“我注视着她，她似乎友好地看着我，朝我动人地微笑”。[23]此后“我”便开始关注和绘制少女的头像，却觉得所有画中人和现实中的女子“没有一个拥有跟我在包厢中见到的少女稍能相提并论的美貌”[24]。这次偶遇算得上是“我”情窦初开的经历。事后“我”也没有去打听少女的身份下落，只在心里留下了一丝朦胧的好感。在一般读者看来，“我”的举动可说是发乎情止乎理。但在施蒂夫特眼中，这段感情却似乎成了“我”身上的“污点”，是“我”在心理上对日后的妻子不忠，因此他在全书末尾特意指出这个少女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成了“我”妻子的娜塔莉。这样一来，妻子也就成了“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爱慕对象；“我”对那个陌生少女的暗自倾慕也就成了日后敬爱妻子的初始阶段。

上述细节体现了施蒂夫特的道德观严苛到了何种地步——他笔下的人物不仅不能在行为上有任何越轨之处，在心理上也要做到绝对的“生平无二色”。但这类经过高度美化的感情会不会因其过分夸张而让读者觉得脱离现实、缺乏感染力，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涉及到“美化”程度和小说现实主义色彩的关系的问题；而《晚夏》中真正感人的部分恰是一些人物身上无法完全压抑、不能完全臣服于严格秩序的感情。

尽管施蒂夫特竭力将“我”塑造成一个克己复礼的“完美”青年，但“我”身上还存留着一些未被根除的激情，譬如对假想情敌的嫉妒，而正是这类细节让“我”的形象获得了生气。一次，在造访玛蒂尔德和娜塔莉居住的乡村别墅时，“我”“再次注意到，他（指农民艺术家罗兰——笔者）的眼光时不时地盯着娜塔莉”。[25]因为娜塔莉此时尚未成为“我”的未婚妻，所以按照施蒂夫特式的道德律，“我”本不应该盯着她看，施蒂夫特也没有写“我”在关注娜塔莉。不过，假如“我”不曾特别关心她，又怎么会“再次”发现罗兰看着她？在此，原本为了指出罗兰行为失当、提倡感情秩序的一笔，却间接透露了“我”对娜塔莉的爱慕和对“情敌”的嫉妒。可是“我”这种在严格意义上也已称得上“违背秩序”的行为非但不会让读者觉得不妥，反而会促使他们对“我”的认同，因为按照常理，青年欣赏、爱慕异性不仅正常，还能体现出他们的生命活力。

同样地，尽管施蒂夫特为了维护爱情秩序而惩罚了青年时期的里萨赫男爵和玛蒂尔德夫人，让他们不能结为连理，但他们的爱情悲剧却成了书中最感人的篇章。何况，就连施蒂夫特也不得不承认，遵守爱情秩序只是幸福婚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体现于他对里萨赫和玛蒂尔德分手后的经历的描述。尽管两人后来分别结了婚，也过上了举案齐眉的模范家庭生活，甚至还被视为夫妇中的典范，但是不以强烈的感情吸引为基础的婚姻却从未让两人满意，只有晚年时的重逢才给他们带来了慰藉。这似乎说明了即便在《晚夏》这个充满秩序的乌托邦中，爱情仍是人类身上最难被约束、被规范的因素。

结语

通过无处不在的“美化策略”，施蒂夫特在《晚夏》中有效地建立了一个理想世界：“被篱笆围成花园的自然、在收藏室中得到保存的艺术、通向婚姻的有节制的爱情在施蒂夫特的作品中以存在之必然秩序的形式出现，它令一切主观意愿、一切个人要求都显得无足轻重。”[26]至于读者能不能像《晚夏》世界的营造者和其中的居民一样热爱这个充满秩序的乌托邦则令人存疑。由于守秩序和受压抑往往只有几步之隔，评价《晚夏》世界的标准也必然因人而异，足以让所有的读者和评论者见仁见智。

[1] Theo Rosebrock: Erläuterung zu Adalbert Stifters Brigitta. Hollfeld/Obfr.: C Bange 1981, S. 24.

[2] Sabina Becker: Bürgerlicher Realismus. Literatur und Kultur im bürgerlichen Zeitalter 1848-1900. Tübingen und Basel: A. Francke 2003, S. 208.

[3] Joachim Bark: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d. 3, Biedermeier und Vormärz/Bürgerlicher Realismus. Leipzig: Ernst Klett Schulbuchverlag 2002, S. 118.

[4] Adalbert Stifter: Aus der Vorrede zu Bunte Steine, in: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 Band 11. Bürgerlicher Realismus. Hg. von Andreas Huyssen, Stuttgart: Reclam 1974, S. 46-50, hier S. 49.

[5] 谷裕：《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6] Sabina Becker: Bürgerlicher Realismus. Literatur und Kultur im bürgerlichen Zeitalter 1848-1900, S. 216.

[7] Ebd. S. 206.

[8]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 Pesth: Verlag von Gustav Heckenast. 1857. S. 367.

[9] Ebd. S. 106.

[10] Ebd. S. 23.

[11]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7页以下

[12]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II. S. 315.

[13] Ebd. S. 319.

[14]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 S. 44.

[15]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II, S. 87.

[16]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I, S. 73.

[17]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II, S. 21.

[18] Ulrike Schacherreiter: „Ordnung der Liebe“. Kind sein in den Erzählungen Granit und Bergkristall, in: IDE (Informationen zur Deutschdidatik), 1/2005, S. 73-81, hier 74.

[19] Ebd.

[20]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II, S. 36f.

[21] 谷裕：《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第11页。

[22]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 S. 305.

[23] Ebd. S. 306.

[24] Ebd. S. 309.

[25] Adalbert Stifter: Nachsommer, Bd. II, S. 216.

[26] Plumpe: Roman. In: Plumpe McInnes (Hg. ): Bürgerlicher Realismus und Gründerzeit. S. 529-689. hier: S. 622. zitiert nach: Sabina Becker: Bürgerlicher Realismus. Literatur und Kultur im bürgerlichen Zeitalter 1848-1900. S. 211.

参考书目

谷裕：《现代市民史诗——十九世纪德语小说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Bark, Joachi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Bd. 3, Biedermeier und Vormärz/Bürgerlicher Realismus. Leipzig: Ernst Klett Schulbuchverlag 2002.

Becker, Sabina: Bürgerlicher Realismus. Literatur und Kultur im bürgerlichen Zeitalter 1848-1900. Tübingen; Basel: A. Francke 2003.

Schacherreiter, Ulrike: „Ordnung der Liebe“. Kind sein in den Erzählungen Granit und Bergkristall, in: IDE (Informationen zur Deutschdidatik), 1/2005. S. 73-81.

Stifter, Adalbert: Aus der Vorrede zu Bunte Steine, in: Huyssen, Andreas (Hg.):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 Bd. 11, Bürgerlicher Realismus. Stuttgart: Reclam 1974. S. 46-50.

Stifter, Adalbert: Nachsommer. Pesth: Verlag von Gustav Heckenast. 1857.

Rosebrock, Theo: Erläuterung zu Adalbert Stifters Brigitta. Hollfeld/Obfr.: C Bange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