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畸形教育下显得高端的话题：“过度阐释”和“反讽”

中国的畸形“教育”导致的是全面脑残，即没有独立靠谱思维能力。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从线下到线上都是稀巴烂，从传销到“粉头”。

但是，死马当活马医，则需要从各种角度医治起。这也包括解读能力或文本细读能力角度，来局部“解毒”。

但仍然，题目里面的两个议题距离悲催的现状来说，仍然显得高端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符号表征的文化世界里。人们的一切交流、记录、获取和告知，都建立在庞大复杂、千变万化的符号之网上。不同的符号表征，裹挟着它们被人类赋予的成千上万种意义，和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最终构成了我们的情感、思想，以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面貌。

语言符号，并不十分可靠，而且处在没有尽头的变动之中，即尼采所比方的“一支由比喻、借喻、和拟人化修辞所组成的流动大军”。这是一场浩大的，基于巫术时代“接触律”和“相似律”思维的作茧自缚。但是，也没有比这更可靠的思想构成原料了。人们以探索真理的名义探究并构建自己，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人对于“本源”与“真实”的探求是永无止境的。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考虑的，肯定不是“你想多了”（“过度阐释”）的问题。

（至于现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常常出现的文风，对于一个事情一层层地“拔”、“扒”、“引申”、“跑题”、带偏，那不配叫过度阐释，叫“耍贫嘴”。）

“你想多了”（学名叫“过度阐释”）这个警告，在日常的学习、研究实践里容易成为束缚阅读的绊脚石，值得分析一下各种情况和适用度。

一旦你聚精会神、摩拳擦掌想做点儿文本细读时，“过度阐释”这个词组就可能出来吓唬你。其结果不想多了而是不敢去想了，不是“过度阐释”，而是不敢阐释了。（特别是在我国“应试教育”的多年阴影之下，事关“想啥”、“怎样去想”的事儿，本来就意味着潜在的“引蛇出洞”的危险。在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威性暗示之前，最好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不敢去多想，算不算中国式的“想多了”？）

（吐槽一下中小学教材、教学和社会上的“知识付费”。中小学“正确答案”式教学已经早已难以为继却不停地继、继、继，而且花样翻新，即骨子里面死也不变，但表面上十分光鲜。比如，就拿语文、历史、地理这些学科来说吧，写作业很犯难，因为他们出题很“活”，让我儿子很为难。但我是从小就考试考出来的，久经考验，知道实际上仍然是“按点给分”，与过去没有区别，但课本已经改革到越来越薄的地步，使得孩子们去“百度”来所求答案，并战战兢兢地揣摩老师心中的难测的“圣意”。而潜规则却是，逼你去买人教版的“教材解读”，但在教育部的文件和官样文章里面，则一切都“与国际接轨”了。——这样的脑残式教育，催生了终身脑残，和知识付费装逼市场。愚昧的教育与愚昧的大众文化是一根愚昧的主脉上的双生花。所有这些市场都是建立在对独立思维进行联合绞杀的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基础之上的。）

再者，在学会文本细读的本领之前，也完全不必操心这样的事儿。在逻辑上，也要先精通多想和充分阐释的本领之后，才有可能去思考“过度阐释”是否是一个真的命题。否则，就好比温饱尚未解决，就发愁今后血脂高起来了怎么办，或者连个女朋友还没有，就已经看破红尘了一样。

再看看国外理论家“大牛”的阅读阐释实践。德里达和拉康如果不是往多了去想，怎么能分别阐发出对爱伦·泼的小说《失窃的信》的迥异的但同样著名的解读？罗兰·巴特对于广告、埃菲尔铁塔、脱衣舞等的解读，福柯对于监狱、刑罚、性别和性生活的社会史阐释，必须是发前人所未想，然后才振聋发聩，洞穿了前人的盲区。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仍然要多多地去想，积极地去阐释，因为这本来应该是人的重要存在方式，是作为动词的存在感，出于符号化生存的内在需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动词“思”是主语“我”存在的条件。

与其纠结在阐释是否“过度”上面，还不如不去管它，只管一个阐释是否“有效”。

"有效性"，也永远是受到时间空间限定的，具备一时一地性，至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个人来说，此时对自己有效就很好，今后水平提高或者阅历增长或者受到刺激，又会修正、丰富，从而达成新的有效性。对群体来说，则是一个在特定时刻，获得共识、认可；当然，时过境迁，可能又会出现新的有效阐释。（举个例子。又是我儿子小时候，儿子看电视纪录片看到非洲某地对小男孩“割礼”习俗就惊呼‘割鸡鸡！“~终于解释清楚懂得不是割鸡鸡之后，他又提问：那中国的太监为啥也要割礼？）。。。以此类推。解读永远是一时一地的，不可能一下子“搞定”。退一步说，即使别人替你搞定了，那也不是属于你的“搞定”，毫无意义。——对于我儿子来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如此。

（哪怕是对一部分人来说千秋万代的绝对意义上的神圣文本的阐释，也仍然如此。否则，基督教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次一次的大公会议，确认“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卡尔西顿信经”、“阿塔纳修信经”等等阐释性决议了。这些也从来没有保证阐释问题能够一劳永逸，而是恒久地波澜壮阔。）人类是“符号动物”。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符号和解读符号，就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那部分生活本身。这个生活，本来就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解读行为是活的，随时随地发生，没有定论、答案。既是个人私生活，又具备公共性。这是因为解读需要借助表述，表述出来就是使用符号了，又进入了公共表意系统。没有两个人的解读、表述，是完全相同的，但一定会在千秋万代不同时空里面的人群里面具备相似的个体。 。。。

如下是关于文本细读的各种疑问。

提问：如果忙活了半天，解读出来的却不是原作者的原意，那还有个啥意义呢？

回答：问得太有代表性了，这个疑惑也是再正常不过。但还是特别要把这个心理包袱放下来，因为这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二十世纪40、50年代在英美兴起的“新批评”理论里面早就有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的这个疑问，对新批评学派来说，就是“意图谬误”的体现。 “意图谬误”，见于 Wimsatt, William K. and Monroe C. Beardsley.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Sewanee Review, vol. 54, no. 3 (1946): 468-488：

意图谬误在于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始于想从诗歌的心理上的起因里推究出评判的标准，终结于传记式评判和相对性思维。/ Criticism which takes account of authorial intention in a work is commiting a fallacy--the intentional fallacy. ... The intentional fallacy is a confusion between the poem and its origins . . . it begins by trying to derive the standard of criticism from the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the poem and ends in biography and relativism.

…… 在20世纪中期英美“新批评”的比较狭隘的话语体系中，所谓“诗”，可以约等于“文学”。（新批评学派里面的几位宗师比较擅长分析诗歌。）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讲，“意图谬误”就是说，太把作者脑子里咋想的当回事儿，把作者的“圣旨”，当成了文学作品的意义。于是就把阐释的权柄，让给了想象中的作者，拼命想知道他是怎样想的，如果作者没说话或说得不多，就去看作者传记去猜，结果反而疏远了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本身了。在“新批评”巅峰期的清规戒律看来，作品就是作品。作者的话，以及想象中的作者的话，不应与作品里面的话语，相混淆。各种可能的含义，都储存在作品（文本）中，需要通过我们的解读，来释放出来。

提问：你说过，细读并无客观的正确答案，其结果是“私有财产”。但同时，你也讲了，细读它同时还具有“公共价值”。那么，作为私有财产的细读，如何具有公共价值呢？

回答：公共价值不是指某种解读能够一统江湖，而是指在一个个私有的解读财产之间的交流价值。公共价值的价值在于交流，不在于定论。一个个“私有财产”摆在那里，各不相同，这样的状况，本身就是“公共价值”的体现。公共价值不是统一于某一个私有财产，而是在公共的符号系统中，相互之间的协商甚至竞争，而且不断有新的声音出现。在一时一地的PK之中，交流之中，公共价值不断被生成、刷新。

（打个比方，征婚节目“非诚勿扰”里面，每个男嘉宾、女嘉宾眼里都有自己主观感觉上的“美女”、“帅哥”，甚至与邻座的眼光迥异，因为“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但是，在按灯、灭灯的时候，在那一个时刻，那个演播室里，还是在民主原则（一人一票）之下，形成了相对的“公共价值”——绝大多数人认为谁更帅、谁更美。）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经典作品，就是在长时间里面经过细读的检验，从大量的文学作品里面凸显出来的，相当于“众测”出来的。有一种让人膝盖发软的说法：“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治学是为了传承学术，等等。但是，学术首先是属于学者私人的解读！例如在朱熹对汉儒的颠覆性解读中，儒学得到了再创造，得到了传承。学问、文学、文化的历史，如一条长河，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再创造，从而保持活力。从每个细部看，都是私人的“解读”性活动。

提问：美国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有一本批评文集却叫《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里面有一篇同名文章，也很火。你怎么看？

回答：她不是真正反对阐释的。她这句话里面的修辞，本身就需要阐释。 这篇曾经在美国文人圈子里面很有反响的文章，是出现在1964年的。但对阐释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就此而终止。 桑塔格说，“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一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的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桑塔格反对的“阐释”，是后一种。而前一种，是我们所同样追求的。 桑塔格真正“反对”的，不是“阐释”活动本身，而是那些令她不爽的一些阐释行为。总之，当时的桑塔格，作为一名“愤怒的年轻人”，肯定是不太爽于当时大西洋两岸（即英美两国）的文艺批评界和学术圈的。（包括前面说的“新批评”学派，已经被人觉得日渐僵化了。）她的“反对阐释”，本质上是“反对别人的阐释”，不反对自己的阐释，更不反对自己对别人的阐释。毕竟，她本人还是很能阐释的，对不对？《反对阐释》整本文集，不都是她一个人在阐释这个阐释那个么？ 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位已经去世的批评家为榜样，先自己精通阐释，然后再反对别人的阐释也不迟。

提问：难道“过度阐释”这个问题真地不存在吗？阐释之事，难道没有限度吗？你是不是过于激进了？

回答：你放心，我不会过于绝对化。待我娓娓道来。 阐释得过度还是不够，做出这样判断的前提，其实是标准尺度问题。 标准尺度问题的前提，是尺子拿在谁手里面，即阐释权归谁，谁是裁判的问题。 阐释权归谁？——从大者来说是三位：上帝、自然，与人。“上帝”指超自然超人类超理性和超感性的存在。“自然”指不依赖于上帝和人类而自行运转的标准、权威等等。在人类里面，又分集体还是个体，怎样的群体，怎样的个体。 在思想史、文学理论史里面，基于对于阐释权归谁（谁有资格当裁判）的不同的理解，就会带来对阐释的尺度（裁判手里的尺子）的不同理解。再往后，才是具体来进行裁判，即说出哪个是过度阐释，哪个是阐释不足。——所以你看，问题很复杂。 “新批评”认为尺度在文本里面。（他们对文本持一种“有机”观念，认为这像大自然乃至人类社会那样，里面充满了张力、矛盾、含混，但又是自行运转的，需要批评家来发现。）这个态度和科学家很像。比如生物工程。科学家不管基因的“作者”是谁，只分析基因自身规律，这个规律是“客观”的，无法被观察者或“读者”的主观意愿所左右。 新批评之后的“接受美学”认为尺度在作者、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之间，仍然有客观性。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则把尺度权柄放到了读者手里。 ——对于我本人来说，对于过时的新批评的认为阐释的裁判员就是文本的绝对化说法，当然是不能同意的，对于读者就是阐释者兼裁判员的说法，也不敢苟同。

问题真地很复杂。再拿“反讽”修辞来说。

你说反讽到底出现在哪里？在作者的意图中？文本中？还是读者的心里？

——这里面可能有三大种情况：

1，在作者心中本来就有并被读者在文本中找到痕迹，从而让作者与读者会心一笑达成默契的那种，我们在网络上一般管这种叫“高级黑”。《小兵张嘎》里面的老钟叔对日本鬼子的反讽就是这种。（老钟叔本人当然不是作者，是角色。）

2， 作者不直接反讽，而是用各种手段来营造和达成在读者内心里面所产生的反讽效果。也就是说， 在作者心里面也确实有这样的意图，但更加隐晦，或者为了更震撼的效果，作者要利用专门的叙事技巧，来扩大读者的权限，欲擒故纵，操纵读者的心理效果，显得更加“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里面又可以细分。 ①差异可以来自于认知差异（年龄、三观、阶级、性别、道德趣味，等等）——比如马克·吐温笔下创造出童言无忌的哈克贝利。或者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里面的丫蛋儿说的：“我来自国际化大都市铁岭。。。” ②差异也可以是来自于知情权限的不同（男主抛弃了女主，读者知道了，但女主不知道，那么我们再看到女主的实心眼，就会特别揪心）。——比如《伤逝》里面，当涓生依旧痴情的时候，子君已经在想着抛弃涓生的念头了。 ③作者不露声色地在各种差异之间制造潜在的冲突、不和谐。——比如《不差钱》里面丫蛋儿说：“毕姥爷您就让我去北京吧。您让我去北京，我感谢您八辈儿祖宗，做鬼也要感谢您。”。。。

3，作者心目中很可能就没有反讽的意图，但让读者读出了反讽，作者自己都未必想到。这里面也可以细分。用网络流行词，可以大致会意为“低级红”。 ①“童言无忌”类。小朋友写作文，无意中泄露出大人、社会的问题，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这是真的童言无忌，不是大人为了反讽而假装儿童的童言无忌——那就是上面第二大类了。） ②写作者的趣味、教育、三观，与读者确实相距甚远，其对笔下主人公的理解，确实与读者的理解不同。——18世纪小说《摩尔·法兰德斯》，写的是下等妇女的生活，很世故、无道德。我们今天读者认为是作者笛福在反讽，但也许笛福真不是反讽，而是认为这一切很正常。再比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的低级官员王大点写的《王大点日记》。

你看，在反讽里面，必须要考虑作者意图，也必须顾及读者自己的感受，还要必须仔细研判文本里面的内容。新批评的“意图谬误”就显得很狭隘，因为单纯从文本出发是无法分辨反讽与否的，特别是第二和第三大类。 新批评所指出的“感受谬误”，其实说的就是读者以自己为中心，无视作品的时候，产生的阐释“谬误”—— 见于 Wimsatt, W.K & Monroe Beardsley, "The affective fallacy", Sewanee Review, vol. 57, no. 1, (1949): 31-55：

感受谬误则在于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始于想从诗歌的心理上的结果来推究出评判的标准，终结于印象式评判和相对性思维。/The affective fallacy is a confusion between the poem and its results (what it is and what it does). It begins by trying to derive the standard of criticism from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poem and ends in impressionism and relativism.

用大白话来讲，这个“感受谬误”，就是用自己的主观好恶，来代替对作品本身的客观分析、阐释。例如，看小说，被煽情煽得死去活来，“陷进去”了，从而无法比较有智商地去打开这个作品，只知道被感动了，而说不出为什么感动，如何被感动。这时的问题，是陷入了意淫和自恋，并没有从解读中得到以他者为镜的收益，满眼看到的仍然全是自己那感人的被感动的样子，百看不厌。

对“反讽”这一十分关键的核心修辞装置的思考，可以说是对解读活动复杂性思考的一个缩略图。

无论如何，新批评指出的两个谬误、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对我们还是有益的，至少警告我们要专心看文本，从文本出发来说话。光揣度作者的话，或自己的想法，唯独忽略文本，是不行的。（意图谬误、感受谬误，甚至两者的叠加，都很容易犯。）

警惕了这两点之后，面对作品进行阐释，就是一件正经事，无需更多清规戒律了。在这个意义上，“过度阐释”这个吓唬人的话，没有好处和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