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洞里的排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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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上海有过半的日子被阴雨笼罩。那天，我穿着雨披去襄阳南路，想为一段鲜为人知的摇滚传奇找寻凭证。结果难以预计。这附近应该有一片民防工程，说得通俗点，是一个体积庞大的防空洞，分隔成若干房间，在本世纪初，突然被一些没地方排练的摇滚乐队租下，改造成简陋的排练房。襄阳南路的那些排练房，当年被知情人称为“襄阳路”，就像后来崛起的、在乐史留下身影的“零陵路”（零陵路93号），都是霉潮不堪却风云一时的摇滚乌托邦。

“襄阳路”是没有详细地址的，关于它，我所掌握的信息主要来自李巍。1998年，李巍还是橡皮指纹乐队的一员，乐队想找一个稳定的排练场所，通过房屋中介认识了区人防办，后来，他们成了为“襄阳路”挂招牌的吃螃蟹者。二十多年过去了，说起那地方的大致方位，李巍给了我一些提示：永嘉路口，弄堂外面有一个公共厕所。我由此锁定了目标，闯了进去，因为在弄堂里来回摸索，张东望西，不久便成了车库保安的眼中钉。

“师傅，此地是不是有个地下室啊？”我索性主动进攻，说上海话，绝口不提防空洞。几天前，防空洞这三个字在杨浦区某机构的门口刚一亮相就被人喝倒彩：“国家机密哦，怎么能随便讲。”也许是策略奏效。保安用国语给了我一个正面答复。我继续道：“我朋友廿多年前在下面租过，讲房间又便宜又好，现在还能租吗？”

“啊呀，最后一间去年租掉了。”他居然表现得比我还懊恼，而我呢，把李巍讲的那些细节搬给他听，删除乐队排练的内容，还向他打听现在的租客情况。

“都是附近做小百货生意的，当仓库用的。”他跟我详细介绍，赞美地下室如何实惠。

“现在租金多少啊？”

“去年那间是五百五，”他说，“要不你留个电话吧，等有了我再联系你。”

他的回答以及热心肠让我有点尴尬。二十多年过去了，襄阳南路防空洞的单间租金居然还没翻倍，而地面房屋的租金，同比翻了六七个跟头。同样是防空洞，同为市区的黄金地段，李巍在华山路的月租金超过四千，除了面积增大，溢价的主因还是用途的差异，给房东带来了某方面的隐患。在华山路的防空洞，李巍和他的拍档李炜宇搭建了一个包含排练房的录音棚，客户多为国内的摇滚乐队、独立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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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不少上了岁数的防空洞，绝大多数都建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申城进入临战状态，全民深挖洞。还好，苏联的导弹明智地收了火气，而特定年代炮制的民防工程在二十年后意外地拯救了上海的原创摇滚乐。

那是九〇年代，偌大的上海滩却没有对摇滚乐队出租的专业排练房。排练房的需求也少，乐队凤毛麟角，电视里的演出还都是假唱，似乎没有排练的必要。有一些类似专业录音棚的地方，可以排练，但是非常贵，摇滚乐队根本负担不起。在张海生的记忆里，为了排练，当年多数乐队都在外面借房子，器材跟设备全都要自己带，主要是去防空洞，因为不太扰民，而且租金低廉。

欧美国家鲜有类似的社会矛盾。他们的房子配备车库，玩乐队可以去车库，或者去地下室，还有大量的专业排练房，人家有那个产业，发达的音乐产业带动周边的基础配套。

同为寸土寸金的密集型城市，谈上海，自然要类比香港和东京。我翻阅了一些摇滚乐杂志，譬如二十多年前香港出的《音乐殖民地》，在一些豆腐干广告里不难找到排练房的出租条目。日本的排练房广告多如牛毛，不亚于新唱片的发布信息。而在上海，同时期的摇滚人为了有地方安心排练伤透了脑筋。所以，当育音堂作为livehouse的沪上老字号面临升级扩张的时候，张海生不仅想到了开分店，还在老店的二楼增设了排练房，仿佛是为了服务过去的自己。

1994年，张海生有了人生的第一把电吉他，当时的民风还比较朴实，住在弄堂里，邻里矛盾尽量协商，不会动不动就报警。吉他音箱还是识趣的，在张海生练琴的时候通常比较低调。矛盾若是浓情化不开，张海生就在家里改练木吉他。

玩电吉他比张海生要早、如今是知名音乐制作人的严俊，在九〇年代初的上海也有相似的领悟。严俊起初也是在家里练琴，苦于没有专门针对摇滚乐的排练场所，也不知道电吉他要开大声才好听，更不知道什么失真效果器，练了很久的小音量清音。严俊的第一支乐队玩重金属，因为鼓不便搬动，最早勉强在鼓手的家里排练。老式的石库门弄堂，完全没有隔音，只能在下午排练，排练的时候，整个弄堂回荡着乐器的粗糙声响。

张海生的乐队比较幸运，贝司手是华师大音乐系的，有门路，他们在华师大学生会的对面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琴房。从1996年开始，在那里排了一年多，琴房后来拆掉了，贝司手紧急通知大家去抢救音箱，不过仍然有一个吉他音箱失窃。

这几年，我陆续接触了一批上海的摇滚乐先驱。我把当年在酒吧、歌舞厅驻唱的称为酒吧乐队，把那些依托某所学校而生的归为学生乐队。这两类当年几乎没有排练难的困扰，起码在某段时间是如此。“月蚀”、“Seven”当年在四平路的部落人酒吧排练，因为他们在那里驻唱。学生乐队有学校资源，学校那么大，总能找到不扰民的夹缝，譬如华东理工的工业设计系有画室，独栋的教学楼，全日供电，远离宿舍区，章志强和“恐惧的眼”的其他成员经常夜里十点在那里排练，毫无顾忌，声势浩大；交通大学的闵行校区有专门的活动中心，供学生社团使用，陈意心记得里面不仅有钢琴，还配置了音响，“Freebirds”最早排练还可以用学校的乐器设备，回本部校区之后，排练改到文治堂，那个地方平常用来办晚会以及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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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乐队不可能吃定酒吧，店里生意不好难免倒闭。学生乐队总有离开学校的那天，任何成员的毕业都可能是解散的催命符，或者，突然发现排练成了大问题。离开了特定环境，这两个群体就成了社会乐队，如同张海生当年面临的情况，学校的琴房强拆，他被迫满大街地寻找下一个排练房。而复旦大学的“布拉格”乐队，遇到类似的困难曾经去过上海新客站附近的一个地下工厂。到处都是机床用过的油棉纱，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储志勇记得，当年排完出来，耳朵鼻子嘴巴感觉整个七窍都是黑的。可即便条件如此艰苦，还不是想来就能来，还要感谢朋友的仗义，因为那个友人在这家工厂上班，放乐队进来排练必须通关系，事先还得请示领导。

那个年代圈子小，玩乐队的基本上都认识，所谓的排练房就是几个乐队在防空洞合租一个房间，几百元一个月，讲究共享。在1996至1997年，上海的社会乐队有相当比例都去杨浦区的平凉路排练，那里有一处专业的防空洞，离地面极深，可以开卡车下去，据说战备时期能容纳十万人。防空洞的入口是一个斜坡，斜坡的尽头是拐弯进到另一个斜坡，等到路好不容易平缓了，在某个分岔，右手通向工厂、仓库，墙壁粉刷过，白凄凄的，左边沿途全是房间，大小不匀，或明或暗，头上几乎没有照明，走到深处，手电筒必须点亮……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在严俊的记忆里，那底下深到无法想象。传言上海的民防，像“平凉路”这样的专业防空洞，区与区之间是打通的，你如果够胆，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

最早发现“平凉路”适合搭建排练房的是严俊参与的“前线”乐队，吴峻参与的“戈多”乐队紧随其后。吴峻认识“前线”的主唱，由此知道了“平凉路”。第一次下去，他觉得这个防空洞无比神奇，大到超乎想象。还有“前线”乐队借的那间房，门口挂了一块“作战指挥部”的牌子，里面富丽堂皇，精心装修，有很长一个开会的台子。严俊坚信那个房间原本真是作战指挥部，他记得房内有整个地区的民防地图以及相关资料。他们来租房子的时候，防空洞的这片区域基本都空着，所以挑了这间面积最大的，三百平米当年月租才四百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好些防空洞相继改造成商业设施，杨浦区的尤以地下旅馆居多。“平凉路”当时没改造成旅馆，接纳严俊他们的房东为了创收，还把大量空房借给了打工仔和外来妹。互不影响，隔音特别好，那种三四十公分的石门，一关上简直与世隔绝。有时候，严俊和乐队排练到深夜，公交车停运了，乐手们不舍得打车，就住在防空洞里。唯一缺点就是太潮湿，地上总是湿漉漉的，这样的环境对乐器设备很糟糕。

吴峻深有同感。总感觉地上有水会渗出来，一个礼拜不去，乐器摆在里面都霉得一塌糊涂。他们当时也穷，没什么好乐器，随便几个人，买点设备就进去了，都是很便宜的迷你吉他音箱，鼓是二手的。“戈多”乐队的排练房就在“作战指挥部”的旁边，面积只有对方的五分之一，月租三百元。这支乐队甚至还是在“平凉路”成立的。在那之前吴峻都是在家里练琴，玩乐队的想法一直都有，能玩的朋友也有，但没有实际行动。就他而言，当时的资源实在太少，不像现在玩乐队，只要人员凑齐随时随地就能开始。他很感激“平凉路”，因为“戈多”的成立，其实是先有“平凉路”才算正式敲定。

他们每周去“平凉路”排练一到两次，翻排Joy Division、Bauhaus、The Cure这些国外经典乐队的作品。上海的乐队，一开始都是翻唱，以此磨合，所谓的原创都是在磨合的过程中瞎玩，玩出来的。他们不是科班的乐队，不可能在家里拿出一张白纸，说我开始谱曲，开始写歌词了。他们的创作完全是靠排练来磨。吴峻与“戈多”的故事足以为排练背书，而排练除了这些功效，也是娱乐，在这点上，我相信那些爱去卡拉OK唱歌的人都能理解。

“平凉路”的条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艰苦，但在当时已经是上海最理想的选择了。严俊觉得，那简直是梦想中的地方。于是，口耳相传，“平凉路”一度成为上海摇滚乐的孵化中心，最多的时候有十几支乐队在里面排练和生活，异常喧闹。摇滚乐队的素质参差不齐，难免乌烟瘴气，房东觉得这样不太合适，1997年岁末，严俊接到了退租通知，房东打算把所有乐队统统赶走。所谓的乌烟瘴气，无非是那些男女方面的事情，吴峻说，房东看你们男女混租，房间里一排啤酒瓶，香烟屁股满地都是，从他们老派人的眼里就接受不了。他同时指出，摇滚乐队的形象在上世纪还无法被社会包容，搞乐队的都是长头发，穿得邋里邋遢，给人家的感觉确实不好。

那批摇滚人，从“平凉路”搬离之后鲜有人想到重访，不光是乐手，还有去过那里的乐评人、乐迷，几乎无一例外。

“后来再没去过。”乐评人费强回答我。

“没去过。”章志强说。

“再也没去过。”吴峻说。

我问了好些人，唯有严俊例外。他告诉我原因。

“路过平凉路也没想到进去看看？”我接着问吴峻。

“可能是因为我搬过太多地方了，所以没有严俊那种特别的感情。”吴峻思忖道。他算了一下，从1997至2017年，他总共换了十个排练房，搬的原因无非是两种：1）扰民，人家不肯借了；2）涨租金，钱包承受不起。“平凉路”的情况比较特殊，那个地方太深了，不可能扰民，也没涨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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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专程去了平凉路，期待能像十年前的严俊那样下到防空洞，得见传说中的“作战指挥部”。没有人能给出具体的地址，时间太过久远，记忆漫漶，我完全是乱摸一气，还被一条线索误导——有人提到防空洞的上面是一家化工厂。

“化工厂啊，”一位住在附近的老者回答我，“最近的化工厂在后头的杨树浦路。”

我倒是找到了一家啤酒厂，巨大的储存罐颇有化工的况味。我拍了很多照片，在微信上传给严俊，用更多的语音骚扰他。他回了我一张黑白照片，是他2009年2月重访时用胶片机拍的，点明防空洞就在这条弄堂的深处。弄口的门牌号码放大以后完全失真，左边的商家只露出“家电行”三个字，旁边一块招牌写着“上海汉高化妆品有限公司”。我把附近搜遍了，对号入座失败。其实，这家化妆品公司正是朋友所说的化工厂。公司如今完全废弃，厂房就在防空洞隐蔽入口的旁边，墙面千疮百孔。我能找进去多亏了一根大石柱，它的底部有黑色和橘黄色的条纹。相差十年，这条弄堂口居然只有这根柱子不曾变脸。后续的寻找又花了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阻扰我，从弄口进到厂房要走一公里，周围形同废墟。

我虽然找到了防空洞的入口，无奈铁门上锁。通过网孔，能看到他们说的斜坡，坡面呈绿色，极深。

“我对‘平凉路’的感情比较深，”严俊说，“因为那段时光很特别，对我一生都有影响，我基本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真正玩音乐的，这一玩就玩了二十年。”所以，十年前他特地去了平凉路，想看看那个地方还在不在，还有没有以前的足迹。

“作战指挥部”的牌子还在，里面变成了成衣加工厂。屋内放满了缝纫机，很多工人在里面工作，巨大的噪音，墙上依旧贴着当年严俊他们收集的西方摇滚乐队的海报。

“你知道我看到那些海报有多感动吗？”严俊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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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路”后来成了上海摇滚圈的一种模式，尽管在那之前，圈内已经有改造防空洞的先例，创造了一些粗劣的排练房。“平凉路”之所以传奇，在于它成规模，以及专业防空洞在隔音方面的得天独厚。但凡去那里玩过就会受到启发。这种模式有一点宿命的悲剧，在“平凉路”之后，上海的摇滚乐队又从防空洞改造了一些排练基地，命运大多如此：个体找到一处好地方，圈内跟进，乌烟瘴气，最后被取缔。

被迫搬离了“平凉路”，为了“戈多”乐队能排练，吴峻在自家附近寻找适合的防空洞。1998年，他找到了位于周家嘴路的公平大楼，楼下的防空洞开了一家乒乓房，生意一般，老板有一间隔开的内室愿意出租。没任何装修，自己带了乐器和设备就进去排练了。当时圈内对排练房的定义就是鼓手出一套鼓，贝司手出一台贝司音箱，吉他手出一台吉他音箱，主唱自带话筒，大家租房间，房租分摊。吴峻觉得，这种地方与其叫排练房，不如称作“乐队合租的排练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类似的乐队专属排练室当时利用率普遍低下，每周很少超过两次，却没有商业外租的先例。如何收费？入账如何分配？吴峻以2000年他在嵩山路租旧厂房改造排练室为例，设备和房租都由大家分摊。嵩山路因为地段好，在圈内一度颇有影响力，当时有很多朋友过来排练，更多的是网友聚会，吴峻不知道该怎么收费，也确实没有其他乐队主动问他这个排练室能租吗？换句话说，市场还未形成，而它的形成与“零陵路”有关。

2002年的夏天，吴峻带着“戈多”乐队改去位于零陵路93号的一处防空洞排练。那是吴峻全新打造的据点，每周去一到两次，剩余的时间对外出租，按小时收费。他有底气迈出业界的第一步，除了环境有改善，譬如乐队数量增多，圈子之间有网络和手机方便联系，主要还在于他玩乐队的这五年里已经攒了一批不错的设备。鼓是日产的“珍珠”，音箱有美国的“百威”，还有“雅马哈”，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都比较贫民化，但已经是纯进口的设备了。更为关键的是，所有硬件，从设备到房租全是吴峻买单，这是他打造的排练房，而不是乐队合租的排练室。正当性具备了，网络也推了他一把。

那个年代，宽带尚未普及，拨号上网是民用的主流，全国的网民都很痴迷BBS论坛的社交网络，上海最有名的摇滚论坛叫“现代变奏”。吴峻的朋友B6当时和他一起玩乐队，在“现代变奏”发了一个帖子叫“戈多宇宙无敌排练房”。朋友的这个玩笑，使得吴峻涉足排练房的租赁，因为他开始接到各种询问，问设备，问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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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小时收费、比较专业的排练房在上海是从“零陵路”起步的吗？多数的业内人士基本认同。张海生觉得专业的排练房除了专业的器材与设备，场地还必须做声学处理，隔音吸音，“零陵路”还不够专业，但后来成规模了，影响力很大，可以从它算起。吴峻对专业的定义更为苛刻，“零陵路”在他眼里纯粹只是一个摇滚乌托邦。若要计较哪家最早，在他的印象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崛起于五角场某垃圾站的“挂二音乐工场”已经有提供排练房租赁的服务，但是“挂二”的概念还是空房出租，只不过收费单位从月缩短为小时。“零陵路”在圈内极有名，即便这个防空洞在几年前因为无证经营演出而被举报，排练房已经尽数清除，但它仍旧是一处会让人想去参观的摇滚地标。“零陵路”有名，还得益于“顶楼的马戏团”的专辑《蒂米重返零陵路93号》，是“顶马”成就了“零陵路”，其次就是这个地方完全不扰民。

“零陵路”的上方是一个小学，吴峻租的房间在防空洞的最深处，一开始，洞内的其他租客主要是小作坊工厂，还有卖水果的借了当仓库用，那种生的香蕉熟成再卖。洞内晚上没人留宿，头上的学校空空荡荡，无扰民之忧，几乎是想什么时候排就什么时候排。吴峻率先推出了通宵排练的服务，一百块包夜，颇受欢迎。“零陵路”的客户来自上海的东南西北，最远的是几支学生乐队，从譬如南汇大学城这样的郊区赶过来。商机似乎闻到了。直到2005年的年末，零陵路的排练房都是吴峻在经营，只有他这一间，平均每月能赚两千元左右。

我第一次去“零陵路”是2003年，看陈意心的乐队排练，帮他操作DV拍点花絮。从地下室的入口到那个排练房的距离超过百米，这段下行路是没有照明的，一个狭长的走道，步步潮湿，仿佛能听到水滴的声音。脚步的回声很大，大家靠手机的照明开路，走到某个方位，出现一根电线，拉下才会有一盏灯亮起。屋内设备齐全，收费是每小时二十元，三小时五十元，这个标准在“零陵路”持续了好些年。陈意心的乐队当时每周排练一次，租用吴峻的排练房显然比自己搭一个实惠，还轻松。四年之后，我再去“零陵路”，已经变了天地，防空洞里的排练房已经从单间激增到十几间，过道也敞亮起来，各种节奏分庭抗礼，每走一步都感觉有好几支乐队在冲击墙壁。

“因为上海在那之前新出了政策，防空洞不允许再开工厂，”吴峻说，“房间空出来了，就有人去问房东借。”那时期，吴峻已经离开了“零陵路”。2006年开春，他把最早的那间排练房，包含设备，转让给了一个朋友，自己则在吴兴路的公寓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开起了录音棚兼排练房。他想要离开防空洞，因为这些年简直离不开防空洞，实在是待得怨了，实在是太脏太潮湿，实在是想做一个更好更专业的地方。刚巧当时有朋友怂恿他合作开录音棚，自诩手上有项目，房租不用太担心。结果被忽悠了。吴兴路的房租每月四千八百元，“零陵路”最初是三百元，后来涨到四百，虽然排练费在吴兴路有增长到每小时五十元，房间也增加到两间，但是排练费即便在生意最旺的那个月收进了四千元，却还不够交房租，更别提水电开销以及设备折旧。

正经开一家专业的排练房绝对赔本——这个结论十几年就被上海的市场证实过，现在一样适用。吴峻算了一笔账。育音堂的排练房每小时一百二十元，在圈内不算便宜，但是他们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从运营来讲，他们的这个排练房在酒吧的二楼，空着也是空着，讲穿了，不存在房租压力；如果他是专门去运营一个排练房，那么他一年的房租（五万元，不超过三十平方的一间），加装修（五万元，无非是各种隔音吸音），再加上乐器和音箱的设备（十万元，很普通的一套），这样算下来起码二十万元。我们不能托大，说设备要买多么专业，那是无底洞，现在算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投入。现在上海的排练房行情是一天顶多能出租三个小时，因为乐队都是晚上来排练，白天没人。吴峻建议我按一百二十元每小时，每天三小时，三百六十五天排满来算收入，年收十三万一千四百元，相比二十万的投入还是亏了六万多。而育音堂排练房的实际占用率，张海生给我的数据是每周三天左右，好一点四天。如果按这个数据的平均值来计算，年收对折，只有六万五千七百元，勉强对付房租和电费的水平。我从汪文伟（前“水晶蝶”乐队的吉他手）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更残酷，他说自己有阶段经常下午去育音堂，租二楼的排练房练琴，有时整个星期东西都不用收，基本没人排练。他戏称自己简直是在替张海生交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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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练难”到“排练荒”，上海的乐队排练产业始终难逃防空洞的掌心。李巍在华山路的一处防空洞经营排练房，2007年入驻的时候，房间总面积五六十平米，月租不足一千七。他说生意最好是2008、2009年，每小时四十元，两间房间，最高的那个月营业额做到了九千多。地段好，内环线内；交通方便，距离地铁十号线的出站口只有百米；设备好，业界中上流……这些都为他的排练房加分，还有一个红利。他回忆那阶段上海的乐队有一个井喷，某个夏天突然多了一百多支。在“前微信时代”，营销上他靠QQ群、豆瓣小组以及朋友介绍，每天忙到停不下来。他的两个排练房之间是过道，摆放了一张皮沙发，每天从早到晚，他几乎都坐在这张沙发上，他的妻子还在墙上画了不少摇滚涂鸦。这些涂鸦如今还在，回头客倒是少了一大片。李巍的排练房在几年前彻底转型为录音棚，添置更专业的隔音与乐器设备。与他合伙的李炜宇负责录音和制作。李炜宇说现在主要就是帮乐队录专辑，做制作。他提到一个现象，随着说唱、电音在中国的兴起，国内的年轻人玩摇滚的已经少了。

在华山路的防空洞，我能感受到那种反差。“导游”李巍领着我参观，好些墙壁画满了涂鸦，各种彩笔签名以及口号，让人想起M50的创意园区。最热闹的时候，这个防空洞下面有十三四间排练房，大多数是乐队自己借的，据说站在过道里就听到各种鼓声。如今，周围是大量的空房，推门进去，浓烈的霉潮气味，开灯，墙上布满了黄色的吸音海绵，屋内一片狼藉。

这里的防空洞过道呈环形，被一堵堵让人想起银行金库的石门分隔，墙上贴有“音乐室使用规则”的告示，列出小区物业的八条硬性规定，包含刷卡进出、禁烟、禁明火、禁喧哗、禁私接电线、限时排练以及禁留宿他人等等。在2010年之前，李巍曾经短暂扮演过“物业”的角色。那时，有人为了排练的目的来租房子，都是他出面与房东签合同，然后转租，如同中介赚取一定的差价。他说其实也没赚多少钱，因为要帮他们做隔音装修，不然他们毛坯进去直接排练，绝对会扰民。我把李巍的管家角色定义为“物业”。他的忧患意识不是毫无道理。此处防空洞的头上其实是一个居民小区，每栋大楼底下都有一个防空洞，而他最早是在三号防空洞驻扎，没过三个月就因为居民连续举报，被赶了出去，搬到现在的一号防空洞。

除了扰民的问题，区里“民防办”的定期检查也让李巍伤脑筋。“明天又要来安全检查了，”他对我说，“看看脏乱差，火灾隐患什么的，有时需要每个房间打开给他们看，每月都来。”让他更头疼的是未来。上海在2016年发布了政策，民防工程禁止出租。房东的租期也快到了，李巍说房东自己也想借下去，但是天晓得呢，拖一天是一天吧。现在这个地下录音棚，租金每月四千出头，同等的地段与面积，在地上复制，光是房租就要翻两倍多，隔音成本更高。说到这，他有点羡慕“左摇音乐”。老袁经营的“左摇”位于靖宇东路，那地方很神奇，你从延吉中路地铁站的某个出口能直接走进去，当年也是杨浦区的一个防空洞，后来被地铁工程打通了。

“左摇”有十间排练房，几百平米，几年前，李巍从老板老袁那里打听到的租金让他非常羡慕。难怪乎，他们的排练费还停留在四五十元每小时，学生乐队能低至三十元，自诩本市最便宜。有趣的是，作家王占黑当年在复旦读书的时候也曾组过一支学生乐队，我向她询问，她说排练就在“左摇”，是一个老小区下面的防空洞。

在“左摇”的豆瓣小组，公告里介绍了它的营业范围，包含音乐排练场地、灯光音响租赁、舞台设计搭建、演员演艺经纪以及电声乐器维修。这也应证了吴峻的观点。他说现在还在做排练房的，都靠其他项目来养。他自己当年则是靠演出设备租赁。换言之，上海目前有那么十几家可供出租的排练房，似乎形成了一个产业，其实那是一片海市蜃楼，或者说，那是上海音乐生态里的一只寄居蟹。

吴峻很推崇“瓦肆现场”的排练房。据说光设备投入就砸了三十万元，接近演唱会的标准，五个小时租金高达一千五百元。对绝大多数的上海乐队而言，这个数字足以咋舌。瓦肆现场和育音堂主要是livehouse，与其说这两个演出场地开排练房是为了赚钱，倒不如赞美他们的老板有一腔热血。譬如张海生是乐手出生，有那个情结。

专业的排练房在上海，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绝对不是能赚钱的行业，因为它的大投入。吴峻始终强调，要达到专业这两个字是个无底洞，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租成本很高，似乎只有防空洞能制造奇迹，而在当下，这是违反政策的。

“讲穿了还是中国的音乐教育基础太差，这跟中国男足的问题是一样的。”吴峻越说越激动，在他看来，排练房本该是音乐产业的核心基础，本该是金字塔的底部，正如徐根宝搞崇明基地，是青训救国。中国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追赶世界，吴峻觉得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就是三六九抓现钞，相反，赚不到钱的事情就乏人问津。中国十几亿人，居然凑不齐一支足球队进世界杯；中国十几亿人，居然凑不齐一支乐队拿格莱美奖。“可能吗？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已经烂到根了。”这是吴峻的答案。

二十多年过去了，原创摇滚乐在上海还是没有办法与防空洞彻底拗断，他们如同一对露水夫妻，相互嫌弃，却无法分离，让人想起豆腐渣工程这五个字。我想起2017年的一则新闻。黄浦区的民防办在蓬莱公园的假山下发现了一处防空洞，废弃近四十年将被回填。民防办的科长认为该洞非常简陋，防空和改用的价值均已丧失。新闻里还透露了黄浦区为期三年的地下民防设施排查工作，当时已完成了区内六成防空洞的分类整治。同年还有一则新闻，介绍了上海部分防空洞正在进行的个性化修缮，一些有条件的防空洞作为公益性服务场所将向市民开放，保屯路上便有一家由防空洞改造而来的市民健身房。我很好奇，防空洞的个性化修缮是否可以扩大范围，打造一些社区公益的活动室，不仅对摇滚乐队开放，也对其他的音乐教育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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