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忌日，还是写写《霸王别姬》

大概任何一部电影史或任何一张榜单，都会把它列入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品当中，甚至，慷慨地不再加上“之一”。

大概任何一个故事和任何一个角色，都不会如它一样，衬映出哥哥的风华绝代，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此境非你莫属。

哦对了，当饭圈文化重置了时代的主流话语，“我家哥哥”成了一个予取予求、每位粉丝都可以随机用于自家爱豆的昵称时，大概很多人已经忘了，曾经，“哥哥”这个词，专属于这个叫张国荣的男人。

我在电影课上讲了五年的《霸王别姬》，我早就想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备课笔记，把它变成一篇，可以称为影评，又或者不配称为影评的东西。

但我耐着性子等到了四月一号。

他的忌日。

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和愚人节相反的、至情至性的日子，在那一天每个人都必须说真话，喜欢谁就必须去告白，讨厌谁就必须去绝交，那该多好。

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日子的。

但世界上，曾经有过至情至性的人，至情至性的故事，至情至性的电影。

很多孩子都问过我，这样的片子，搁在那个时候，是怎么过审的？

他们不太能想象那个属于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尺度，那种匪夷所思的尺度。

但他们也没说错，毕竟，那还是一个大多数中国人对同性之爱一无所知、习惯性对其施加病理化想象的岁月。

我有时候会跟学生开玩笑：第五代导演拍文艺片的日子，算是得到了计划经济时代最后那抹余晖的恩泽，至少，他们不用考虑市场、投资和票房，拿到今天，哪个老板会把钱投给《黄土地》、《孩子王》、《红高粱》和《秋菊打官司》。

只有《霸王别姬》不太一样，毕竟它有奇情，还有，抱歉我这么说，还有cp可磕。

但那真的是今天腐女们眼中“同框即发糖，对视即上床，相视一笑儿孙满堂”的那种cp吗？

肯定不是。

甚至，他们究竟是不是方才所言的“同性之爱”，《霸王别姬》究竟算不算一部绝对意义上的同性题材电影，都没法绝对坐实。

无法坐实也是一种叙述上的安全，你问它怎么过审，这算是一种答案。

但无法坐实更是一种叙述上的多维与多义，那里面留下了太多的层次，太多的阐释空间。

程蝶衣对段小楼的情感，无疑是复杂的，是拥有“太多的层次、太多的阐释空间”的。

首先那是某种程度的母爱的替代，这点一直被人忽视，在程蝶衣被斩断第六指送入梨园、失去所有庇护和所有既往经验、开始独自面对世界的那个夜晚，是段小楼在一群欺生的师弟们面前，保护了这个“窑子里出来”的人。从此，他在他的生活光谱里置换掉了他的母亲，成了他唯一的内心庇佑来源。巧合的是，在他被母亲抱着前往戏班、即将踏入火海的路上，他与他就有一场惊鸿一瞥的相见，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个敢向脑袋上拍砖的凶狠男孩，将要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他的眼神意味深长，因为一切确实太接近于一次天启神示般的预言。

然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情，他替他挨打，他替他疗伤，在班结党者罚，师父也不明白，他们那压根不叫结党，他们那叫相依、互舐、取暖。用一个很俗烂的比喻，就像退潮后终于在沙滩上靠到一起的贝壳，反正，再也回不去海里了。

在捡回那个婴儿、就是后来的小四的时候，他们俩甚至有了某种父亲母亲般的赋能和想象：那一天非常关键，程蝶衣完成了性别转换、出名了、失身了，在主动绝望后瞬间被赋予所有希望，在拥有希望后再次被蹂躏继而对命运彻底绝望。但那个婴儿出现的恰到好处，他好像凭空有了一些关于责任的念头，这些念头再次从起点上就与段小楼绑定相关，在从少年变成了女人之后，他甚至立即变成了母亲，变成母亲的前提是身边还有一个父亲，父亲是谁，不言而喻。

成年后舞台上霸王虞姬角色在现实中的投射，这个，无须多言。

人总说最高境界叫人戏合一，角色和本人交缠在一起，性情也罢、遭际也罢，再也难于区分。

虞姬之于程蝶衣是这样，程蝶衣之于张国荣也是这样。

故事里的这个人，演故事里这个人的那个人，故事里这个人去演的那个人，三位一体了。

谁都知道段小楼在蝶衣的性别认同重建里，起了何等关键的推动作用，烟袋入嘴、满口鲜血，他泪流满面、他咬牙切齿，他这一生都在拿着狠辣当作武器，却要在此刻将之施予自己最怜爱的人，他别无选择的原因是他知道师弟别无选择，他知道师弟只有说对这句唱词、并且从内心深处认同这句唱词，他才有机会活下去，才有机会得到安身立命的东西。

他成功了，蝶衣完成了从“男儿郎”到“女娇娥”的转变。

从这一刻起，段小楼成全了蝶衣。师父把“成全”这个词挂在嘴上敲打了程蝶衣一辈子，程蝶衣当然也记了一辈子，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逻辑记下的：师哥使我成为了女人，我就要一辈子做师哥的女人。

综上所述你不难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若隐若现的，你说有同性恋吗？有，而且是最大的卖点和最大的隐线，但它真的，从来没被“坐实”过。

因为同性恋是一个“性”取向，但这部电影，一直在用情去置换性。

蝶衣和小楼的关系有那么深厚的情的积累和铺垫，所以对当时还没怎么明白过同性恋、甚至大部分人还觉得同性恋是变态的中国观众来说，这段关系依然可以接受，可以祝福，可以铭心刻骨地见证，甚至可以完成自我代入。

不信的话，我们可以举一个反例，你只要看看袁四爷和程蝶衣之间的感觉，就会明白“情”是一种多么关键的铺垫。

袁四爷问出那句“程老板，你愿为我的红颜知己吗”时，之所以会让观众不习惯，除开葛优的日常人设比较跳戏的缘故（最近大家都在调侃姜文曾经申请要演程蝶衣，其实倒可以试试让姜文演袁四爷，甚至据说，陈凯歌自己动过演袁四爷的念头），最重要的还是，这段关系里没有与情有关的前文本，它几乎是上来就是性的，所以观众一下子就慌了。

为什么程蝶衣对菊仙小姐如此排斥，为什么这种排斥浓烈和决绝到让他在段小楼结婚当晚、甚至要主动把自己送入袁四爷的怀抱去报复，这种感觉是基于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或者我们换一种问法，你说他要的是段小楼的什么？是让段小楼跟自己结婚甚至是让他跟自己有肉体上的交欢，必然不是，必须不是。

他要的是，你们对彼此整个精神世界的主宰与忠诚。

这才叫做“说好了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程蝶衣身上，与其说是性别的错乱，不如说是命运的错乱、是戏与梦与人生的错乱。

他“不疯魔不成活”的原因，是这个颠沛流离的世界从来没给过他正常的机会，他分不清戏与人生，那是因为人生比戏还要荒谬。

所以，我觉得《霸王别姬》引起我最深层次的一个思考在于：

这个先后被权力、资本、军队、革命主宰过的宇宙中，美、情，这些东西和它们的化身，究竟该如何自处。

程蝶衣从来没有弄懂过前者，他只知道后者、执着于后者。

他所有的理想，他对于未来的全部想象，也只不过是和师哥一起，就这样唱一辈子戏。

他的逻辑从来都是：有个叫青木的，他是懂戏的。如果青木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

当他需要对代表革命的新戏表态的时候，他依然在用纯艺术的角度判断：京剧有自己的套路和规矩，你这个东西不是戏了。

所以段小楼才会气急败坏地骂他：你不看看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

他唱得好舞台上的戏，却理解不了时代和命运的大戏。

他所有的出发点，他所有的旨归点，全都是戏，他不懂什么民族、侵略、日本人中国人、共产党国民党。

也许他不懂是不对的，也许这些东西是应该懂的，也许这些东西是必须要懂的。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不懂的人，这个不懂的人又是一个太好太好、太善良太善良、太单纯太单纯的人，我们，究竟能不能给他留下一条路，留下一个在世间生存的位置？

解放军进城之前，那爷说的那句话：谁坐天下，他也得听戏不是？等着点新票子吧。

这就是这些艺人的逻辑：随便怎么改朝换代政权更迭，总会给美、给情留下一个位置吧。

他们想错了。

所以，段小楼这样一个活霸王，一个说往脑袋上拍砖就拍砖的人，一个连日本人都敢打、连袁四爷的账都不卖的人，为什么在影片的后三分之一里，会变得那么怯懦和恐惧。

所以，菊仙小姐那样一个烈性女子，一个说跳楼就敢往下跳的女子，一个说嫁人就能直接跑到戏园子要求段小楼娶她的女子，一个让你相信“无论怎么凶险她都有办法让自己活下去”的女子，为什么会选择上吊自戕。

为什么所有懂戏的人，都是所谓的反面人物。为什么袁四爷是懂戏的、日本人是懂戏的、连那个老变态张公公都是懂戏的。

程蝶衣想不明白，我们，大概也想不明白。

把美和政治做成一组对立物，至少是做成一组互不相干的陌生物，这一点，甚至比“三十年前就敢碰同性恋题材”更加勇敢。

在原著小说的收尾，程蝶衣与段小楼劫后余生、老年重逢，又唱完一曲《霸王别姬》后，他们各自离去，从此虞姬不再是虞姬、霸王也不再是霸王，时代的戏落幕了，他们的戏也落幕了。

电影则更加凄美与炽烈一些，在程蝶衣的自刎和段小楼的惊呼中结束，时代的戏落幕了，他们的戏也落幕了，既然戏落幕了，那个与戏死死交缠在一起的人生，也该落幕了。

作者信息：

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

新浪微博：@聆雨子

豆瓣&知乎ID：聆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