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消费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历代哲学倾向于以“仁心”作为世界的本体，例如理学中将“天理”人情化，以及王阳明心学中的“心”。梁启超说：“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人情社会是一个“合群”社会，以人和事能否“合群”作为首要标准，衡量一切思潮的价值，至于这套思想的认知价值反而处在次要位置。因此，中国人特别看重“人心”，人心所向，则众望所归，鄙薄喜弄“奇技淫巧”之人。

中国人的“心”包含情感、理智、意志与道德判断，尤以“情感”为主导因素。像这样的心，就必须由自己发射出去，在别人身上完成。中国人的那些固定的社会渠道，都是一些具体的人情关系。因此，虽然中国人虽然将“心”放在首位，但是这个“心”是用来制约的，同时也是被制约的对象，而不是让人热情奔放的。

我们活动的范围皆是人间，所接触之事物也无逾于时代。从纵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用以“统一民心”的儒学，到近代内忧外患之际激进式的各种变法运动，乃至如今通过西方哲学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的思想，上自思想信仰，下迄衣食住行，从农到商，人类的关系虽说，很难原封不动，而且社会发展的步伐越快，关系调整得也就越快，但我们也在改变中更进一步增进了各种关系。像先秦的诸子百家多是“社群理论”的代表一样，现代的市场社会和互联网理论亦倾向于“社群论”，极具煽动性。传统经济形式的一个最大弊端就是庸俗关系学盛行，人情大于说理，已经成为社会难治的顽疾。

这是一种“关系”尚未改造成熟的社会。当一个社会面临再造之际，它发动重订关系的冲击力，必定要比相对平稳的国家来得直接迅猛。以前外人看我们的时候，无非是图个热闹，顶着一顶好奇的帽子，朝里观望。现在，在中国做生意的“老外”与日俱增，中国的企业也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前提下不断出海，光是看热闹还不够，还得学会中国“关系”的这一套，俗称因地制宜。

人民既是启蒙被动的受众，亦是主动的参与者。企业、机构和富豪充分认识到新社会需要高素质、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因此出现了民办学校和互联网教育，这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一种有社会价值属性的公益行动。他们给底层人民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比他们日常生活更为丰富的世界。

启蒙的意义在于其开拓性。相比过去，我们从未如此关注和强调个人作用和幸福的价值。不论你是自主意识到了，还是被“震惊”到了，它终归是来了。你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幸福生活的建设当中。但是危险同样接踵而至。人们发现，对幸福的追求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限制和节制。自此之后，什么都无法阻止对丰富物质和快感的积累与再投资，无论快感来自于饕餮、情色还是地位，每个人都沾染了“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习性，再难改除。于是，思想让位于物质主义，生死关系、金钱关系和性关系都成了可被交易的对象，且逐渐流行起来。我们再难看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名流，也普遍接受了“以身为形役”的雇佣规则，把“闭户自恃”看成另类，以“贫且贱”为耻。大家一起和光同尘，与时舒卷，白天做人，晚上做梦。当然，这也符合马克思提倡的唯物史观：历史的重心在物品的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

以前，男动女静，男人对外，女人当家。如今，女人的解放更加彻底，被形容为“半边天”，几乎在全世界，男性至上的社会规则都在发生改变，女人的地位在持续提升。且因为大部分女人主掌家庭财政，从家庭和消费的意义上来说，在消费的王国里女人一直唱主角。沃伦•法雷尔甚至在《男权的神话》一书中，抛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虽然男人嘴上一再强调自己是一家之主，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更像一个来到妻子城堡的游客。与此同时，独出的女性打破从前的伦理规范，形成特别的魅力，被更多女性效仿，也容易被男性赞赏。而女人权利意识和消费意识的觉醒，又进一步完善了物质主义的拼图。以前，我们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提到借款逾期不还，贷方依约有权割去借方身上的一磅肉，如今超前消费不用此“肉偿”但有可能要用彼“肉偿”。而且随着生产力得到解放，所谓“富贵闲人”越来越多，而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发达，让人有远超车马邮时代的机会去接近异性。所有女性，借助滤镜、化妆和整形，全都是“国色天香”。于是，乱花渐入迷人眼，好货的心理助长了一部分人好逸恶劳的气焰，也让“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成为了时代的特写之一。

村里的“二狗子”和“桂花”在一波波的城市化浪潮中，摇摇晃晃进了城，摇身一变成了大城市里的David和Anna。新移民们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在感受环境巨变带来的心理失衡。但即使遭遇地缘属性带来的天然不公平性以及同类急剧增多带来的新挑战，这些“X漂”们也极少抱怨，因为他们骨子里认为，即使他们的父母是农村人，他们也不认为自己依然是农村人。相比农村，他们对城市更加熟悉，也更喜欢；确切地说，他们憎恨农村，想极力摆脱带给他们贫穷落后印象里的物质沙漠。人们常说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和道德败坏了，其实不然，只是我们成了城里人，我们脱掉了伦理的外衣，却还没来得及穿上法理的铠甲。法律不逼人为善，因为道德上的事，没有绝对的标准，更无法强制执行，城里人这么多，谁也不认识谁，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道德的边缘“试探和摩擦”。

当然，艺术审美就像社会审美一样，风格和尺度管得太久，人民就希望有所松动，来点不一样的东西。比如随着伦理观念的逐步开放，原本神秘热烈、引人遐想的性爱镜头在银幕上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并且收获了很好的商业好处，导演和制片人们也越来越大胆。但人总有厌倦的一天，如今性爱镜头又随着民众口味的变化有了检束的趋势，不仅频次减少，而且在影片主题的表达和探求上，变得越来越深入和多元。

我们看到，自新世纪以来，大规模、大范围、多民族的武装冲突已不复存在，世界迎来了一段长期的和平年代。这个时候，心理学和社会学也迎来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应用和实践领域。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人类的精神正在觉醒，人们意识到四周一片混沌，要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层面重建秩序，恢复光明。然而，我们也切实地知道，我们无法掌控社会上的一切。物质财富、权力、资本，拥有卢梭称之为一种“物质力量”的东西，这种力量通过积累和再生产，造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平等和矛盾。

我们找到了一种让这些问题继续运动起来的动力，但手里还没有彻底的解决方案。我们通过艺术、美学、感官、智力、友情、消费、社交等种种行为，使得我们得以暂时忍受市场社会的残酷性。很多时候，这种微妙的心理反映在群体事件上，就成了“人心”的力量，然后用这股“心力”去克服种种矛盾。就连文坛励志典范史铁生也写道，“常有人问我，你到底是信基督呢，还是信佛法？我说我白天信基督，夜晚信佛法。”美其名曰谁也不得罪，有机会兼听博采，却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里“自我”疆域缺失的本性，正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弗洛伊德说，人总是对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东西有一种无休止的追寻，这恰巧揭露了人的本性。其实，独一无二的东西本身并不会引起人们对它无休止的贪恋，人们所追求的是这天下无双的珍品背后所象征的欲望的独特与高贵，恰恰是这种独特与高贵刺激着人们无休止地追求。所以，尼采是不快乐的，因为他悟透了一个现实：生命没有终极意义，生命没有尽头。于是，面对你无力改变的世界，知识贩子罗振宇给想拼命活着的年轻人开出了“药方”：“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取得正当的财富，赢得他人的尊重，做最具体、最实在的事情，而且勤奋地去做，而不去空谈大道理。这就是我认为的最有尊严的生活。”

一个个镀过金的螺丝钉，闪着锃亮的光，像极了十七八岁的中国少年。那些少年正在经历十年寒窗、万人挤独木桥的图景，他们即将迎来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折。他们的老师不断给他们提气、打预防针，课堂上不仅讲授解题技巧，还肩负灌输心灵鸡汤的重任，营造努力和勤奋学习就是换取幸福未来和摆脱阶层樊笼的终极要义。一切为高考服务，不讲其他，逼他们写保证书，把“考上”和“考不上”严格区分对待。那时，本该趁着家庭和社会压力缺席的时候好好体会“诗和远方”的无畏少年却不得不挥别青春年少，把人性的需求压缩至最低，缩进教辅书本里埋头苦读。只因老师给他们描绘了一个璀璨的前程。等我们真的大学毕业，开始步入社会，回忆当年高中老师的谆谆教诲，又有多少人会依然觉得老师当年传递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呢？

当我们真的置身社会或回首往事之时，我们会发现能心无旁骛的专注于高付出高回报的“做正事”的同龄人凤毛麟角，就像学霸和学神永远只是那一小撮一样，在职场和创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也只会是极少数。你当然有借口说，“我粗心所以考砸了”，“我不屑去和别人争”，“我同情心泛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你会发现大部分人只喜欢干消遣之事，也就导致了平庸的归宿。人类有史以来，研究和讨论得最多的行为就是跟学习和改变有关的现象，解释我们如何进步、成长和变化，互联网的到来极大地便利了我们的学习内容和获取方式，这符合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但我们人类社会至今不仅没有彻底消灭智识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反而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把人类拖入两极分化的深渊。那么，究竟是大多数人改变的方法不对，还是改变的难度太大？

其实，人不是“机器”，人性也不是“机械性”。人很难保持这种持续而高密度的努力的状态，我们需要生活来调节，否则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大千世界，唯有人以生活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要是哪天人像无机界的尘埃、岩石和动物园的猴子那样，仅仅是存在着，人就不能称之为人了。生活意味着有所期望和企求，也有所规划和设计，不是像动植物那样，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交托给别人，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拒绝思考和探索。生活，是经过思考以后提出和解答一连串的问题，是以实践感知和丈量世界的宽度。由此，我们也能发现，并非所有人都抓住了生活，还有很多人，“心”寄放在他处，靠别人的发号施令而活。为什么人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心”交付出来？因为他们认为，别人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譬如财富、权力、自由、甚至思想。因为这种人实在太多，导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辈也同样多如牛毛。

正是由于人度过一生的方式如此不审慎，苏格拉底才在法庭申辩时说出了那句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可见，发现自我，并实现自我，乃是每个人一生的根本任务。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把人性归纳为“理性、爱和意志”，并提出了“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观点。

梁晓声形容中国人为“纸片人”，孙隆基和武志红说，中国人的表现常常有“母胎化”或“巨婴化”的劣根倾向。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必须先确定是“自己人”才好办事，也是古人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就要想办法去创造关系，如找熟人、请客吃饭、送礼物。谁也不愿落单，做“孤寒”的那个人，“孤寒”意味着格格不入，也就得不到社会认同。当一个人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就缺少时间认识你自己；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时，一个国家也就缺少时间认识它自己。“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的三句古老箴言之一，象征着人类由兽进化成人的过程，也是人类摆脱野蛮、奔向文明的历史。

社会性是人的一个基本特性。如今我们可以说进入了自由恋爱的时代，在陌生场合大胆而主动地结识陌生异性，也不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人们也越来越注重“隐私”，并且顾及他人的“私人状态”。开始尝试用哲学、物理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专业语言取代“个人好恶”和“道德化”的语言进行公开辩论。这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形成，我们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存形态、行为方式、交往准则和自我实现的方向。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变，这种巨变进一步考验着中国人的内心。经济的发展，一个最显著的感觉，便是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魅力开始彰显于天下，人们在商品的冲击下方寸大乱。几乎在一夜之间将传统美德忘得一干二净，社会“疾病”，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抬头。

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源于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在宣称经济学可解释一切人类行为时，其实是把经济主义提升为一种哲学，它可以借助经济学而全面地指导人们的价值追求。经济学家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大多不反对经济主义。物质主义经过现代媒体的“包装”，就体现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经过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就成为全面指导大众生活的“科学”。科学总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有了真理的光芒，就得以“大化流行”。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社会难以避免物质主义成为主流。你可以不信仰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而虔诚地信仰某种真正追求精神超越的宗教，但在现代社会你必然被视为多少有点古怪和过时的人，因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通过制度削弱了一切，物质主义者们借助民主制度而成为社会的中坚。现代民主社会不承认任何人凭其信仰或境界而表现的卓越，但承认人们在商界、科技界、演艺界、体育界等所表现的卓越，而科技界、演艺界、体育界等又离不开商业，于是，企业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能让发达的媒体通过媒体和广告传播他们的理念，从而强有力地影响公众，亦即他们能有效地争取多数人支持他们，从而使立法和政策制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在享受改革春风带来的经济腾飞的同时，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无不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们到底怎么了？一方面，我们是时代的宠儿，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我们逐步走出了封闭的状态，开始用眼睛去看世界。但另一方面，这十几年间，社会热点问题不断：毒奶粉、官本位、洋垃圾、环境破坏、疫苗问题、房价高企、贫富不均等。有些问题是国家转型时期各阶层所必然遭遇必须渐适的心理过程，有些则是治理国家的经验不足导致的，还有一些来源于极左问题。以至于有学者说，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困扰中发展着，国民在郁闷中成长着。

在经历了多年经济受辱而内心自卑的时日，迎来经济腾飞之际，文化活动突然间频仍起来。人在文艺方面的鉴赏能力，检验着人的综合能力。在这方面，我能看到大城市博物馆、美术馆、剧场里的人在增多，一些大展常常人满为患，尤其是年轻人已成为艺术现场的主力军。这里面，我们当然不排除一小部分人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而去蹭展的，但到达现场的绝大多数年轻人看展的原始出发点是因为真的热爱艺术，怀揣着极大的赤忱拥抱艺术之美。但放眼整个中国来看，这样的年轻人依然是极少数，我们对知识、艺术乃至国粹的追求，还处在极低的层次。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2017年我国成年人纸质图书人均阅读量为4.66本，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8.4本、以及犹太人的64本。此外，当下国人阅读崇拜“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有思想、有深度的阅读严重缺失。根据美国数据库项目“开放课程”公布的榜单，柏拉图的《理想国》、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等图书最受美国大学生喜爱；根据我国一所大学图书馆发布的“2017年总借阅排行”，《平凡的世界》《明朝那些事儿》《射雕英雄传》排在大学生借阅榜的前三位。对此，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蔡天新这样评价：中国很多大学生较少阅读有想象力的书籍，较少阅读有国际视野的书籍，较少阅读综合类或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

当然，有人在网上反驳说现在的传统文化复兴策略走偏了（或者说就没走出来过），沉醉在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传统手艺和情感记忆里，不去与时代审美和主流消费者接轨，也就很难走入握有社交话语权和时尚风向标的年轻人心里，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在西学东渐的风气影响下，抗拒这些传统的东西。我承认这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年轻人正在主动远离文化和艺术，时代让他们选择能带给他们更高利益的东西，而文化和艺术正在丧失它的物质实用性。高校正在大批量培养钱理群教授口中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老成世故，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公司，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为了让自己孩子挤上精英这条船，无数中国父母深谙此道，从小开始布局，让孩子学最“有用”的学科、选最利于就业的专业、巴结对自己最有利的人。为上名校，早早编织成绩以外的漂亮简历，装模作样做慈善、支教。精英们大凡从小被教育“要懂得游戏规则，才能适者生存”。功利性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私利。钱理群教授认为：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利的缰绳”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极大且极其隐蔽的。

如此来看，中国人的“心”正在受世俗之力的影响而变得越来越黑吗？肯定不是。一方面，在我看来，中国的国民性虽不能用“成熟”来形容，但也在茁壮成长中；其呈露出来的欣欣之态，已让世界各地看到了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已然苏醒并有再度腾飞的希望。另一方面，一定有一个或多个力量来平衡它。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社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的话，警惕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呼声就会变多。一个全是人性恶的世界里，一定只有“零和博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假如唯利是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根本不会管别人的，每个个体都只会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