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经验关系的一点浅见】

除了求真诚挚、不阿谀奉上、具有在时感之外，千年前古罗马的琉善（Lucianus）在其名篇《论撰史》（中译收于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强调史学家行文叙事需要流畅、平实、简洁的风格，考虑其时代背景，可称真知灼见。时至今日，这已为史家视作常识所接受，也基本为各学科学术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简要言之，史学叙事应追求用一般人惯用的、最清晰不过的语句、思维方式，去叙述史事本身的来龙去脉，去组织行文写作的结构，让读者（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能够不大费劲地专注于史家所“书写”的史事本身，进而使其中学力精道者理解史家赋予的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想要间接传达于读者的历史意义或现实关怀，而非让其为眼花缭乱、晦涩难懂的概念和理论“抢戏”。对史家来说，书写时要兼顾一种恰当的“读者本位”视角（但并非处处顾及，否则有失去执笔独立性的危险），与读者实际上同处于“共情”的状态——读者、史家、史家笔下的人或事三位一体，应在史家营造的彼时彼刻的环境下共同“迎来”未来，而非史家先有意自设一道语意或概念层面（不是绝对排斥，而是即使要用，也要使用学界普遍使用的、争议较少的词句，并其对使用的定义和语境加以严格设限）的门槛，让读者先去揣测这一层面，进而再才能回到史事现场；即使这么做，读者所感知到的史事也很可能受到概念或理论自身“主体性”有意无意的框束或引导，或带有了原不曾呈现出来的目的性、规律性，或与其相排斥，而更加偏离史事被加诸于理论之前的状态。

琉善说到了能够引发我近期阅读共鸣的点，由史学叙事的风格关联到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处理理论与经验复杂关系这一事，这里简单讲一讲个人浅见。后现代范式影响下的史学，或者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在世纪之交，近现代史学界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大量借鉴了哲学、社科、数理计量等概念与理论，部分可谓时髦而高级，一定程度上与往昔中国史学界理论匮乏的传统，以及改革开发以来西方学界“先进”思潮的冲击等时代环境相关。这样做虽弥补了所谓“旧”史学固有的强经验（简单理解，就是史实）、弱结构（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但如果分寸掌握不当、矫枉过正，也容易受到“华过于实”甚至“华而不实”诟病的风险（杨念群著，《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分寸为何？即把握理论与史实在叙事中篇幅比重与运用方式的“分寸”。俗话说“史无定法”，毕竟由其复杂、多歧、不可还原只可接近的历史本相所致，所以此话语自有其存在的一定道理。史家最直接的任务即从历史表相出发，随时间序列一步步抽丝剥茧，以文本写作的方式揭开错综因素交织而成的、呈现于世人惯常印象中的表相（王明珂著，《史学反思与反思史学》），或者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彻底予以复原的，故转而把史家这种思考历史本相所体现复杂性的过程本身，展现在世人面前。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权衡，一直以来都是史家叙事时刻要权衡的棘手问题。

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理论与经验的不同侧重，有人戏称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兰德尔·柯林斯著，《发现社会》）。从叙事范式的角度来说，社会学与历史学可认为是一体两面：社会学叙事是以结构序列为主，站在高处俯瞰文本所反映的史事，即以一种“后见之明”（吊诡的是，这种“倒放电影”倾向一度是近代史研究的常态，罗志田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有“顺放电影”的呼吁。王汎森著，《思想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希冀从中提炼、概括出某种在一定领域、一定视角下具有解释力、规律性的认知，并为交流、研究便利，赋予这些认知以各式的“概念”、“理论”名号，从而为对世界纷繁现象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感到不可把控、甚至恐惧不安的人们（尤其是对握有各类性质权力的群体），提供某种为稳定现实社会所需要的秩序感，或是给那些虽“知其为人建构亦愿信之”的人们以支撑精神之躯的“扶手”（并不否认在世界的复杂面相前，人类所持有的态度是“学会敬畏，尝试理解”。彼得·伯格著，《与社会学同游》）。故而社会学相对来说，总体是弱经验而强结构；历史学叙事是以时间序列为主，想要深入所谓前人有意或无意为我们“留下”的“历史现场”（载体多为文本史料，至于史料在何情境、基于何群体、有何目的、以何方式、经何流程而为我们所知，又涉及到史料学层面的复杂探讨。罗志田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探究少为所知，或者即使多为大众熟知，但实际上与相对有较大偏差的“历史真实”。与社会学相比，史学家欲呈现史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认为这是呈现或尽可能接近客观世界本相的一种尝试。故理论在史学所能发挥的空间也就相对有限，社会学家曾受到的一大指摘是：在研究前就有一种不自明的预设，即认为对某已发生的社会现象，是有待被人解释且人有能力寻找或建构一套合适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的（皮埃尔·布迪厄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而这恰恰是纯粹“历史主义”者所忌惮的（李怀印著，《重构近代中国》）。

两者相通之处，其实都在致力于破除日常生活中人们观念的“迷障”，促使其跳出自身惯常思维方式的“舒适圈”——一种不断对当下的和过去的观念进行“祛魅”的努力（这或许是任何学科学识专业精深化后普遍的指向，韦伯著，《学术与政治》）。自然地，两者会对对方不同于自身的特点视为“弱点”，针对性地责难或指正。但两者近年来学科发展的趋势是殊途同归，在研究具体采用的手段、目的方面，愈发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间化”趋势。譬如，宏观地看，社会学又有从定量向经验研究的转向；历史学有主张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考察研究方式的“华南学派”；世纪之交有杨念群、黄宗智等一代学人对处理史学理论与经验“中西结合”、“本土化”的尝试（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专注于具体的实证研究，重建史实、暂不应对史学“碎片化”趋势过分忧虑，成为多数学人所接受的“中心”思潮，倒是引入西方理论的热度有所退潮，成了“边缘”）；以及国内历史社会学自视为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学科，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就部分印证了这一趋势（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未来史学论文写作时如何权衡理论与史事的复杂关系，渐进提升该方面能力，不过是老话重谈，备此二识：一需针对性地阅读借鉴大家在某领域学术史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论文、专著，以笔记形式概述并思考，二是顺便与各种课程作业相结合，有意识地进行小规模的实操。这亦勉为没有捷径下的一条捷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