黜君记

东亚政治心理学之谢晦

谢晦，这名字一看就是谢家的，是那个著名的谢安的嫡兄的曾孙。篡权夺晋的刘裕当了不到三年皇帝就崩了，授命谢晦、徐羡之、傅亮和檀道济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子刘义符登基。可是这几个顾命大臣觉得这个刘义符“居丧无礼，游乐无道”，所以就图谋着废黜了他。其中的徐羡之看起来像是陈宫一样的文职谋士，做起事来也干脆利落，派军队直接杀了小皇帝的侍从，然后把皇帝贬为诸侯王，最后徐羡之又派人将皇帝杀了。

其后按序列应该是刘义真即位。但这几个顾命大臣之前就看不上刘义真，于是先把刘义真贬为庶人，随后徐羡之派人将他杀了。

他们心里的人选是当时荆州的宜都王刘义隆，因为他比较有才干，于是迎了他来做皇帝。

以上这番操作来说，顾命大臣们的做法应该叫做，为了国王的职位，不惜虐杀国王的身体，是对“国王两体性”的一个典型的诠释。从他们自己的理解来说，这叫做以社稷为重，“废昏立明”。

但是，国王的身体真的能完全理解吗?或者说，国王的身体即使理解了，但能够原宥他们对自身同胞的摧残吗？

这几个顾命大臣内心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新皇帝正式掌权前，把谢晦安排到荆州做刺史，把檀道济安排到广陵，与朝中徐羡之和傅亮引为奥援，以便与新皇帝相互掣肘。

去荆州赴命前，谢晦还问蔡廓说：“吾其免乎？”，蔡廓告诉他：“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耳。”史书交代得也算透彻。

新皇帝也果然略有权谋。先是把自己从荆州带来的亲信安排为骠骑将军，最终全部掌管了京城建康的全部禁军。然后以北伐北魏的名义来集结军队，先把朝中的徐羡之和傅亮捉来宰了，最后派檀道济领兵去讨伐谢晦，追究谢晦一人之罪。

谢晦的反应就是连续的几个“不信”。先是他的弟弟谢嚼向他报信说北伐实为西征，他不信；后来朝廷军中的参军都给他转来讯息，他还是不信。这“不信”可能并非他不相信，而是不愿意相信，是因为做不了与之相应的决策而不能表示相信。后来他弟弟、儿子在京城被杀，他为之发丧，并起兵抗击。其中的理由也令人心酸：我明明是为了你刘宋的江山社稷的缘故，才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否则我们几个顾命大臣拥立一个襁褓婴儿，稳坐十多年权臣地位，谁敢有异议。不杀你几个兄弟，你又怎么有“资格”即位。定是你身边近臣为了谋求更大权力，所以“馋构成祸”。所以他定的举兵方针是“清君侧”。

但是，当他看到领军与他对峙的正是同为顾命大臣的檀道济的时候，他的这番“大义名分”也失去了立足点。更何况他的荆州原本也是新皇帝的领地，所以两军对峙之时，谢晦军队居然不战而溃，兵败逃亡。普天之大，只有刘宋之敌——北魏，才有他容身之所。但他已经彻底失去大义名分，所以途中人人喊打，所以最终也被俘身亡。

按：吏治帝国从名义上必须是理性统治，它要“选贤与能”，为百姓之忧而忧。所以儒家学说从其“表”面功夫来讲是非常符合其需求的——当然这也是改造了的儒学。因为让统治符合理性而非血缘，可以说并不符合以周代为榜样的儒学的。然而时代既然已经进入到了理性政治，损失一点血亲还是可以容忍的。在董仲舒的时代，儒家血亲观念就已经降低到了民间治理秩序，而不是保留在国家政治秩序层面。

另一方面，这个吏治帝国无法彻底地贯彻理性统治的要求，它仍然需要封建的法统，也即依赖于血缘关系建立的法统。哪怕刘裕篡晋只有三年，这法统也算已经“确立”了，于是必须在他的血脉里寻找“合法”继承人。理性统治的真正法统应该是人民的主权，但这需要到近代西方才发源起来。

而这正是谢晦之“悲剧”的双重根源。一方面，他能够熟练地、从理性统治的必然性那里找到“废黜君主”的理由，但另一方面，这种国王两体性并不是彻底地两体性，国王的身份（血缘）和国王的职位（理性）依然是含混未分的。

新皇帝刘文帝哪怕在最理性的层面上理解了谢晦等人的做法，也无法在“感情”上原谅他们。因为原谅意味着大臣挟威自重可供效仿，意味着自身法统可以与自身血统相分割，从而使王室血脉处在危急之中。

这简直吏治帝国最为典型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