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坛点将 | 娘子军 | 从齐红儿到魏蔚
几个月前，佳士得亚太区主席Rebecca魏蔚宣布辞职，引发议论纷纷。毕竟，距去年底升任主席不过短短八个月，又是裸辞。下一步落脚何处，魏蔚本人没有急着考虑，大概要先放轻松，度个长假，好好休息吧。艺术行业娘子军庞大，由魏蔚的离任，简单地八一八。
拍卖行业女人多，居高位者不少，就大中华区苏富比佳士得而言，既有衣淑凡林家如张嘉珍曾志芬等资深专家，也有朱仁明陈彦汪洁蒋璐阳等办事处代表，还有蔡金青魏蔚刘珺胡伟爔等行政高层，无一不是战功赫赫，立下汗马功劳。
由魏蔚的离任，想到她的前前前任，第一任佳士得中国区总裁齐红儿。十年前不比当下，齐的位子特别高，任期却特别短，短到今天大部分藏家都不知道这个人，这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
08年奥运前夕，佳记拓展大陆市场，中国区总裁的职务，是为齐红儿特设的。然而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愤而辞职，使佳士得在大陆的发展一度陷入僵局，回归到永乐和京沪办事处并列的模式。直到四年后拿到首张外资拍行执照，这是时任中国区总裁蔡金青的功劳了。
加入佳士得之前，蔡因承办博鳌论坛的公关而扬名，她那时的甲方，就是时任博鳌外联总监的齐红儿。蔡后来转往开云，业务由魏蔚及麾下咨询背景的MD接手。齐红儿和魏蔚，在职位上有承前启后的微妙联系，论才干胸襟乃至发展经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是真正的大时代之女—— 、
一、知识改变命运
齐红儿生于文革。母亲被批斗，父亲早在57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全家不得不搬回外婆家——宁波北仑的一个小鱼村。老家孩子多，动荡年月里，作为小妹妹没什么人关心她。
我们那边有一个习俗，就是每年过年都要穿新衣服，我是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每次都是姐姐去年穿着过年的新衣服，拿给我今年穿，她今年穿的新衣服，就可以看到我明年春节穿什么新衣服。
到了读书的年龄，齐红儿就在当地念了个很小的小学，全校师生加起来不到一百人，前半节课老师教一年级，后半节教二年级。就这样直到五年级，学校来了一个人，第一次让齐红儿体会到被重视和欣赏。
她是从大的小学调来当校长的，兼我们毕业班的班主任。她觉得我很聪敏，就着力培养我一个人。现在想来她确实是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我身上。她的女儿在另外一所小学教书，那个小学很先进，她就把女儿学校的试卷都拿来给我做，一定让我考上省重点中学，结果我还真考上了。我是我们公社唯一考上的。
1977年高考恢复。齐红儿两个正在插队的姐姐因为要照料病重的父亲不得不放弃考学，这件事对她刺激很大，使她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
当时齐红儿的成绩并不好。到了初三，班主任建议她考中专，“我跟他讲我从来就没有考虑去考中专的问题。”“只有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
她最终考上了重点高中，84年考入浙江大学英语系。在这里，碰到了第二个欣赏她的人。
二年级系主任叫戚云方，那个年代学外语的人都知道他，因为那时有一本书叫《现代美国口语》就是他编的。一次上课我正跟同学聊天，他忽然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上周布置看的《海伦凯勒》自传，你讲讲它讲了些什么东西，看了以后有什么感受。我不记得当初是怎么回答的，肯定是讲得很好，我自己也没想到能说得那么好，这件事情让我树立起了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
1988年大学毕业，齐红儿被分配到外经贸部国际司一处，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机关生涯。
相比之下，魏蔚的求学经历十分顺遂。
她的少年时代，中国刚刚开放。中学考入著名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又从杭外保送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系。毕业那一年，赶上包分配的末班车，因为成绩优异，被挑选到最热门的外贸国企。
二、铁饭碗
在外贸公司，大学高材生魏蔚从秘书做起，每天打字复印发传真，业余不断充实自己。一年后考取了外销员资格证，调入进出口业务部，专门负责当时刚刚风生水起的通信设备对外谈判和项目执行。从那时开始，她才真正意义上打开了视野。
因为业务原因，接触了很多大型国企和外企，在合作过程中很好地磨练了意志，也让我打开眼界。所以，人不能自傲，认为自己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就不能干杂役的工作，同时也要有种不服输的心态，尽快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又过了一年，魏蔚升任项目经理，领导跨国电信项目，很快拿到了公司中的最高薪酬。
相比之下，齐红儿的机关生涯最初并不顺利。
那是八十年代末期，她的主要工作是参与并实施联合国对中国的无偿援助。离开的念头，在加入外经贸部的第二年就开始萌生。她觉得部委生活过于死板，和自己的性格不合。“机关的整个氛围让我非常难受，领导对我不满意，我自己在那时也可以说没有什么作为”。然而，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发生了不可说政治事件，她的辞职被拖了很长时间，最后不了了之。
辞职不成的齐红儿给人留下了一个“不安分”的形象，再加上后来多次变动岗位，尽管外经贸部是个较为开明的地方，这种“不安分”在循规蹈矩的机关里仍然显得与众不同。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联合国援助越来越不重要。齐红儿调职亚太经合处，负责APEC活动。1997年，她被提拔为副处长，送到世贸组织培训了三个月，开始参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工作。随后被任命为入世谈判服贸领域的牵头人，成为核心谈判组中惟一的女性。 她的高峰从这里开始。 那时，服务贸易是谈判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包括了电信、金融、银行、保险、证券、旅游、教育、交通等许多行业。如此重要而繁杂的工作交给一个刚满32岁的年轻女子，压力可想而知。 齐红儿除了恶补相关专业知识，就是马不停蹄走访各个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美国政府的谈判代表所代表的就是美国企业的利益。在谈判中，美方有时要求很高，我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底线。于是我就请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代表一起开会，把问题了解清楚：看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要到什么程度。”“WTO谈判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困难，但那个时候，什么问题谈到最后都是大问题，这才是艰苦的地方。”
齐红儿的辛苦和坚持没有白费。日内瓦的一次多边谈判，她一个人舌战群雄。事后，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向她祝贺，美国代表也跑来和她拥抱：“虽然我不同意你说的，但是你讲得太漂亮了。”同去的其他官员笑称：“我们下一任的首席谈判代表诞生了。”齐红儿为此十分得意。“我当然得意了，为什么不得意，那是我人生的高点。”
三、 铁饭碗，不要了
2000年9月底，在瑞士成功地结束了中国入世最后一场艰苦谈判之后，在所有人认为最风光的庆功时刻，齐红儿却决定离开。 去瑞士之前，为放松自己，齐红儿跑到上海看罗大佑演唱会，老歌唤起了时不我待的苍凉之感，一刹那泪盈于睫。想到WTO谈判结束在即，不久后将回归到平淡的日常工作，齐红儿无法再忍受：“我觉得以后在机关再也遇不到这么有挑战性的工作了。” 齐红儿时年34岁，自88年毕业分配到外经贸部已有十二年，其间洒下了数不清的心血和汗水，外经贸部也提供给她许多难得的机会。至今提及这段经历，齐红儿仍然满怀感激。
我离开外经贸部绝不是因为待遇低，机关里固有的沉闷和刻板与我的个性实在难以相容，在WTO谈判的非常时期，这种矛盾被重大工作掩盖了，这种冲突可能并不尖锐，但回到平凡的工作氛围中，一定会影响到我和领导、同事之间的关系，要说对个人的进步没影响将是不可能的。
离职的念头一起，齐红儿立刻找到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和外经贸部长石广生长谈。上司们表示理解，但希望她在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再离开（当时预估2000年底就可以入世，实际上01年12月才正式加入）。 由于她的工作涉及诸多机密，按规定必须转岗工作一年，保密期过后才能“辞职”，否则就按“辞退”论处。齐红儿痛苦地选择了后者——她不愿意“晃荡”一年：“如果那个时候不离开，我就永远不会离开机关了，因为以后选择会越来越少，我的勇气也会越来越小。” 2000年12月，齐红儿被“辞退”的公告刊登在外经贸部机关报《国际商报》上。这意味着这位中国入世谈判组中惟一的女性，此后再没机会回到部委工作。 齐为此大哭一场。“我从机关出来并没有想着要有后路，也不是说我对外经贸部感情不好才走的，我实际对它有很深的感情，也想过未来可能会回去。”“我现在回去，门卫老师傅从来不让我登记，大冷天也从传达室出来把我送进去。” 2000年底，齐红儿平静地办完了离职手续。退回了部里多发的一个月工资，也退回了福利分房中买到并花了七八万元装修的新房——“我不想给人留下任何话柄”。 魏蔚的离职，同样也经历了一番艰难抉择。 进入国企的第五年，工作进入瓶颈：周而复始的拉单子、谈判、等待发货，内容高度重复，让她一眼望穿未来。27岁那一年，魏蔚从外贸公司辞职。那是九十年代末，国企还是铁饭碗，全家都不同意她的“草率决定”。可是，“我不喜欢周而复始地去做同一件事情，我希望能不断地学到新的东西。” 辞职后，经朋友介绍，她成了瑞银上海代表处的副代表。虽然工资翻了五六倍，但并不快乐。在丈夫的全力支持下，魏蔚决定出国读书。 申请期间，华宝集团和瑞银合并，办公室政治的泛滥让她看到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我知道自己要出国，所以是用过客的心态来看这些东西的，那是一种人性丑陋面极致化的体现，相互间的谎言、谩骂和压榨让当时的我深刻的领悟到，做事前要先做人。”
四、 外企 vs民企
魏蔚很快拿到INSEAD的录取书。同学中有麦肯锡的员工，受他们鼓励，决定进入咨询行业。
她在30岁来临前考入麦肯锡，是当年亚太区唯一被录取的新人，很快体会到麦府的严苛与残酷。 麦府人才机制的核心是Up or Not。新员工每半年评估考核一次，每年有为期数周的脱产培训，如果进入不了更高一层，就不得不选择离开。简言之，一个职位的保质期只有两年，不升职，就走人。
最初的几个月，深切地体会到“一切从头开始”的滋味。那是一个高强度的重新学习的过程，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也是重新树立自信心的过程。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教给我今天也用之不竭的分析工具、逻辑思维，怎样很快地做出判断。因为给客户做的任何推荐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两三个月提出战略建议，与对方达成共识，让对方的员工跟着执行，这些也教会了我沟通的能力。
在麦肯锡的日子，“没有休息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都在客户的公司，吃完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才是真正在做麦肯锡的咨询，写PPT，经常写着写着太阳就升起来了，回宾馆洗个澡，再回来就跟客户开会。”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她也一度病重，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
辛苦但学到了很多，快乐因为享受过程。魏蔚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升至董事合伙人，既打破了升职速度，也打破了性别记录——她是大中华区第一位女性全球董事合伙人（此后麦府女高管越来越多，等到魏蔚离职的时候，大中华区已经有了七八位女合伙人）。
那是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互联网发展如火如荼，由于之前在外贸的工作经历，魏蔚承接了很多与通信、科技相关的咨询业务。而这些业务的产生，离不开入世的大背景，这正是齐红儿当年推动的谈判所产生的结果。 齐本人却在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前，毅然离开了国家机关。“我想去看一看，在外面的世界，能不能体现出我过去所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证明自己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用其他方式来生存。”
这年纪不出来，就注定一辈子呆在机关。发展得好会是什么样，不好会是什么样，我都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没有悬念的人生有点悲哀。
齐红儿离职的消息不胫而走，谈判还没结束，已有公司找上门来。其中最多的是金融、保险、商业等外资企业。条件极为优厚，她一一拒绝，因为自己有一个重要前提：绝不加入任何服务贸易领域的外企。 当时，微软中国的开价并不是最高的，但齐红儿心里踏实：“软件行业已经是完全开放的，所以我去微软不会有任何嫌疑”。 她在2001年1月加入微软，头衔是“中国政府关系高级经理”，这是专门为她设立的职位。微软找到齐红儿，当然是看中了她在WTO谈判中协调信息产业部等相关部委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但齐红儿有自己的原则：
我绝不会出卖国家秘密为自己谋取私利； 我也不想用过去谈判中所积累的人际关系来办事，这是公共资源，我不愿意用这些公共资源来谋取什么。 我在微软期间，尽管与信息产业部打过很多交道，但一次也没有找过那些在谈判中和我并肩作战的信息产业部官员； 我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经验，我比别人更懂得怎样与公务员打交道，所以很多事情仍然办得漂亮。
齐红儿上任不久恰逢APEC上海会议，她负责安排比尔·盖茨的访华事宜。21国元首级云集上海，相比之下，盖茨只是企业家。在这样的情形下安排好他的行程，格外困难。但经验丰富的齐红儿做到了。晚宴上，盖茨得以坐在蛤主席身边。他非常满意，当年特意授予齐红儿“精英雇员奖”。这在微软是相当高的荣誉，对于加入不到一年的新员工，极为难得。
齐红儿在微软的迅速走红，招致了不少非议。她的职位，因为是特设，规划在法务部下面，风头太劲，直属上司有意压制，一度闹得很不愉快，不到一年即从微软离职。 离开微软后，齐红儿准备和朋友办咨询公司。资金募集完毕，办公地点选好，最后时刻她却犹豫了，因为突然觉得这不适合自己——公司不可能做得很大，而赚钱也不是她最大的目的。 彷徨之际，老上司龙永图找到她，邀请她加入博鳌。那是2002年，博鳌论坛刚举办了一届，各方面很不成熟，齐红儿却很开心，因为“这样就可以有所作为。如果我能在博鳌发展成为世界一流论坛的过程中做点事情，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后来齐红儿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外企有外企的好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再精英的雇员也只能是雇员，永远不可能成为主人，没有那种归属感。而有这些东西也许是比高薪更为重要的。” 相比之下，魏蔚却在外企如鱼得水。 升par后，她开始独自带组做项目，渐渐培养起领导力，“要能够正确地发现问题，能够带领团队拆解分析这个问题，然后沟通说服团队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要时时刻刻关注下属、上司和周边的人，思考怎么协同作战齐步走...有点类似儒家的中庸之道，不是说声音大，就能控制得住，而是有没有这种思想的能力，去破解一些问题。” 作为麦肯锡大中华区第一位女性合伙人，她还联合世界女性论坛发起过“铂菁女生计划”。 在这些女孩子身上，魏蔚看到自己曾经的影子。她对她们提出的问题非常特别。既不问绩点多少、也不问当过什么学生干部或参加过哪些活动。反而会问，“如果比尔·盖茨的儿子向你求婚，你对他说什么？”“如果你当选成为铂菁女生，你会为学校做点儿什么？” “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简历上一看便知。但领导力、心态和品德是最难得的优秀基因。德高于智，一个人的品行操守是其领导力的源泉。”
坐上合伙人的位子第五年，工作驾轻就熟已经到了一定境界，缺乏新意，她开始觉得无聊。
我觉得女性到了40岁事业上再不动一下的话，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服务麦肯锡十多年，一旦进入某种舒适状态，我就会给自己拉警报。我想变。虽然并不是太明确自己想要什么、具体想做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儿。
2010年春天，魏蔚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跳槽到到俏江南，开启了另一段奇异旅程。
五、推倒，再重来
当年的俏江南如日中天。先是中标奥运会餐饮服务商，不久后又签约世博，声名远播。 那也是“京城兰姐”个人传奇的巅峰。Lan Club在此时开业。拍场上也频频大手笔买下明星拍品。（当年张兰也是佳士得的大客户，李昕带她，谁想到后来兜兜转转，魏蔚和李昕竟成了同事呢）
俏江南店面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一方面对企业的管控能力提出挑战，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资本助力。
原本，资圈对餐饮企业是不看好的，毕竟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有限，中餐的流程又难以标准化。但经济危机后不少金融机构和实业倒下，餐饮反成了抗风险能力较强的行业。紧接着，IDG投资一茶一座、全聚德与小肥羊先后成功上市，给内地餐饮业注入一针兴奋剂。
2008年国庆前夕，鼎晖注资2亿入股俏江南，占股10.5%。这笔资金一半用于系统建设，另一半聘请了麦肯锡、北大纵横等咨询机构。魏蔚就是俏江南在麦府的项目顾问。
她给张兰定义为一位有魅力的“大女人”。“表里如一，非常坦荡，可以把公司的财务状况拿出来给我看；极其聪明好学，懂得分享，人很大度，而且有足够的宽容心。”
张兰游说她加入俏江南。那时魏蔚在麦肯锡已有十年。那是咨询业在大陆蓬勃发展的十年，也是民企野蛮生长的十年。战略做久了，当然希望有实操的机会，真正将自己的方案执行出来。这种冲动也促使魏蔚离开了麦府。
“外资和国企我都经历过，民企对我来说是个未知的领域。”她自问，“为什么不试试看，难道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吗？”
2010年初，张兰将4.7%的股份以1508万的价格转给魏蔚。春节后，魏举家迁往北京，就任俏江南CEO。（若上市成功，按鼎晖进俏江南约20亿的估值来算，4.7%价值9400万，相当于张向魏让利近8000万）
初期，魏蔚与张兰的关系很密。张兰有激情，生动感性，思路跳跃；魏理性，思考方式逻辑化，“一个阴一个阳，她是太阳，我是月亮。”
她也提前做好了心里的准备，“上了船就要和船上的人同舟共济，要认可企业的文化和人，忘却以往的辉煌。”“我看到太多从高位进入企业的失败案例，大多数的原因都是伺候不了老板，所以我当然也会掂量。职业经理人和创始人之间，信任是第一位的，张的坦荡，让我们彼此的心离的很近，和她沟通的风险不大。”
即便如此，魏蔚依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任上，她力图推动俏江南在3-5年内达成“四化”（企业化、信息化、工业化、国际化 ），期间和中粮合作，联盟雷克萨斯、招行、I do珠宝进行品牌圈营销，还计划着踏出国门，到米兰和伦敦开店。
然而在麦肯锡，魏蔚毕竟没有管理过后台，每个部门之间怎样连接，怎样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慎重考虑。何况，许多在外企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比如基础的制度和流程，民企都相当缺乏。
当时，俏江南和很多连锁餐饮企业一样采用放权式管理，五十多个店长比着向前跑，基层管理者很难站在更高的层次做出得体决策。洋为中用，一线冒出了各种问题。
除此之外，魏蔚也低估了人事斗争的复杂性。入职当天就有两位高管闹辞职，到张兰那里给她“穿小鞋”的不乏其数。张是带着江湖气息的生意人，总有点“一言堂”。譬如工作起来要求下属和自己一起拼命，每到大年初一，张兰自己在一线，厨师长也必须出现，否则立即开除；另一方面，她又富于女性特有的人情味，“非典”前誓师，大家抱在一起痛哭，逢年过节邀请员工父母来北京旅游，有些年轻的小服务员，甚至会亲切地叫她“妈妈”。
魏蔚毕竟是外企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经理人，“同事间要适当保留空间”、“周末时间属于个人”这些理所应当的基础法则，在这里很难被理解。她在11年春节前离开。
那一刻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因为一路来都是顺风顺水的，在高点时，选择一个民营企业来进行下一步职业生涯的转换，但进去以后发觉，其实是不适合的，的确会有挫败感。今天回看那段经历，让我学到的最大的一课，就是在人生当中，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多智慧，或者情商多高，有你适应的，也有不适应的东西，有些适合你，也有些不适合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快刀斩乱麻可能是最正确的选择，这对双方都是好的。
短短的几个月使她更坚强，也让她累积了更多经验，因为“真的打开来看到了公司前后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没有这一步，我今天也到不了佳士得那么顺。” 她在2012年进入佳士得。当时，佳记在大陆的发展陷入僵局已有数年。而这，还要从首任中国区总裁齐红儿说起。 08年佳士得正式成立中国区，首当其冲就是聘用一位本土人脉强大、政商两旺的高管。当时，齐红儿在博鳌工作已经六年，艺术行业没试过，感兴趣。4月就任中国区总裁，这是佳士得为她特设的职位，负责统筹京沪办事处以及永乐拍卖，深耕政府关系。 同年，佳记又从苏富比挖来汪洁。将Andrew Foster从美洲调回亚洲，负责亚太区事务。 那一年艺术市场发生了许多大事。雷曼兄弟破产当夜，赫斯特专场拍出2亿美金，到今天还是许多拍行高层难以忘怀的亲身经历。 欧美市场受次贷危机影响颇深，亚洲行情却很坚挺。佳士得中东及亚洲大区成交额上涨近80%，春拍瓷杂专场取得历史最好成绩，进一步坚定了佳记拓展大陆业务的决心。 齐红儿深知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三十年改开的经济成就会体现在艺术品收藏上。盛世收藏嘛。” 但还没等到她着手拓展版图，就发生了兽首事件。
08年恰逢奥运，民心鼎盛，4月奥运火炬传至巴黎，遭到藏*独势力的沿街抗议，导致当时圣火传递不得不草草结束。所以兽首在法国上拍，引发的激愤更深。 且不说齐红儿本身就是部委出身，她当时的丈夫廖立强（现任驻埃及大使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还在国务院办公厅外事办公室任职，出了这样的事，齐怎么能忍，遂愤而辞职。 佳士得在内地的发展，就这样尴尬了几年。 直到2013年春天，皮诺将两颗兽首捐给国博，以此暖场，拿下内地运营牌照。这前后入职的魏蔚，负责的却是下一个阶段了——让佳士得在有限的交易范畴里“站住”，在上海“立足”。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与大陆沟通是魏蔚的优势，她在此基础上统筹法律、财务、市场、公关、营运、人力，一点一滴完整体系，慢慢融合起来，再开始走向前台，接触客户和专业部门，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在她治下，亚洲区业务额的增长和大中华区客户量的增速惊人。 今天我们到佳士得买东西，流程已经无比顺滑。遇到问题，也有商讨的余地。藏家可能更多注意到拍品本身，但别忘了，这离不开庞大后台经年累月不厌其烦地抠细节，调策略，聚沙成塔，协同作战，推动这250年的大船缓缓前航。
六、结语
把魏蔚和齐红儿放在一起写，是因为在几个相交的节点，她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为此并不在意外界的眼光，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女性，该有多么难得。
她们都认为工作中兴趣最重要，当兴趣消退，激情不再，那也不必逗留。
齐红儿这样评价自己与WTO谈判的关系：“并不是说因为中国入世谈判对国家这么重要，我能非常荣幸地参与其中，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我认为是最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参与其中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此，我非常高兴。”而在魏蔚看来，“我的开心来自激情，这和职位与赚钱多少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激情和能量，都在于是否喜欢以及投入。如果热爱，那么加班也变成一种享受...有收获的喜悦，挑战和压力也会成为一种经历和享受。” 当然，齐的性格更凌厉，在佳士得可以辞职表态，在机关时棱角也很鲜明。据说刚升副处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找她：“小齐，人事司的领导反映让我和你谈谈，你现在是处领导了，不要在公众场合抽烟。”齐回答：“你让人事司的领导来和我谈好了，为什么没人告诉男处长不要在公众场合抽烟，在这件事上还分男的女的？我又没有在不让抽烟的地方抽！”——别忘了，那可是九十年代的部委，而且齐当时工作已有十年。（也正因此，齐红儿很感谢老上司如龙永图，他们以业绩取人，给了她一个较为宽松的工作氛围。要知道当年机关所有正副处年龄可都在50岁以上呐）
相比之下，魏蔚的态度婉转，底色却很坚韧，这要归根于她青少年时的成长经历，以及十年麦府生涯。毕竟很多时候咨询公司之所以被雇佣，本质就是代替管理层/决策层向彼此进谏。 最后，关于魏蔚的离开，业界有诸多猜测，比如今春佳士得盈利的下降，比如升职后远离部门细务的不满，笔者只想说这些理由未免也太狭隘了。 首先主席是外企华裔高管能升到的最高一层，往后再无可升，要么大区平调，要么转换方向，这方面佳士得有若干先例可供参考，譬如现在的李昕和蔡金青，早些的叶正元，再早些的杜超寰等等。 其次是升到最高位之后，工作的具体内容化繁为简，回归到拍卖的本质——征集与招商。魏之所以离开，恐怕是意识到五十岁坐在这个位置的自己，六十岁的工作内容也差不多。眼下大运之象在即，那么何不短暂休息，调整后再披甲上阵呢？ 在此深深祝福她找到有趣的、能满足好奇心的新行业、新位置，再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