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律师最危险的一次：当事人儿子遭绑架，流氓要把我喂海参丨侠女事务所07

2015年出过一起海上油气管爆炸事件，沿海渔民总损失近亿，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打官司；

女律师刘任侠接下了养殖户老陈的委托开始准备诉讼，但突然有一天老陈打电话说撤诉；过了几天两个黑社会大哥差点儿把刘任侠扔到海里……

其他所有渔民：“你不争了，我们就没指望了。”

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律师最怕什么样的案子？

下面十个回答，有六个在推荐这部韩国电影——《辩护人》。

这是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宋律师状告当权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同事质问他为何放弃安逸的生活、辛苦找到的目击证人被临时抓走，甚至自己的妻子都收到了恐吓电话。

他选择坚持，结果自己也被捕入狱，也看到过自己的当事人被打到满身血痕。

对律师来说，最棘手的往往不仅是辩护难度，更在于自己的生命遭受威胁。

2015年春天，刘任侠就接下了这样一桩案件，和一次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有关。

这是她最危险的一次职业经历：当事人儿子一度失踪，刘任侠自己也遭遇了车祸……

她把这视为一次对整座城市律师的恐吓。

那年春天，渔户老陈站在海边，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地狱。

整片海面都是纯黑色，经过阳光照射，透露出异样的油腻光泽。老陈吸了一鼻子，四周空气中弥漫着腐尸与油污混合的恶臭，脚边的沙滩上到处是海鸥腐烂生蛆的尸体。

这片海域，是老陈的养殖场。

海面之下，是他前半辈子所有身家——光是海参苗就有五万斤，其中两万斤还是赊账的。

他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直到亲眼看着数只海鸥挣扎死去。海鸟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如果连它们都死了，海底的情况不敢想象。

老陈心凉了半截，换上衣服，潜到水底查看。回到岸边，老陈身子僵硬，萎顿地坐在沙滩上。

他呢喃：“后半辈子翻不了身了。”

这是一起严重的海上油气管道爆炸事件。

当地新闻连播好几天，称这次油气泄漏，油气厂要负全部责任，补偿养殖户的巨大损失。但事故过去3个月，油气公司观察完养殖户的损失情况之后，再无音讯。

老陈和其他养殖户们一起，在绝望中等待。

受损失的养殖户里，少有人敢站出来打官司。因为都觉得油气公司那么大，肯定打不过官司。而且有人得到消息，这家公司的背景很大，附近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敢接案子。

作为退伍军人的老陈不信邪，他决定赌一把。

3个月后，我第一次在主任办公室里见到了老陈。他深陷在沙发里，发黄的手指夹着烟却忘了抽，长长的一段烟灰随时要掉落到地毯上。

“小刘，你愿意接手这个案子吗？”主任问。

老陈双眼通红，他抬头看看我，带着疲惫的神情，狠狠吸了一口烟。我知道他期待主任能接手，可希望落空了。

我跟他说，自己愿意接。

老陈站起身，朝我走过来，掏出一堆现金倒在办公桌上。桌上的茶杯被挤倒了，他赶紧拽出衣袖，边道歉边擦掉桌上的茶水。

老陈走后，主任才问我，你是不是想清楚了？

我愣住了，因为我压根就没考虑。在这种上百名律师的大事务所，新手想要生存下来非常艰苦，我只是不敢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主任直接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老陈的损失保守估计在2000万左右，这样的养殖户还有将近十个，一个成功，其他人肯定也会起诉。加起来近亿元的赔偿，对于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

她压低嗓门问我：“老陈来我们事务所之前，已经找了3个月律所，你想想，为什么没人敢接？”

我突然明白她的意思，从接下这桩案件开始，我就成了这家企业眼里“该死的出头鸟”。

可我不信邪，还是决定硬着头皮上。

我去了一趟被污染的海域，望着覆盖海面的黑色油污，还有挣扎着死去的海鸟。想象自己很强大，可以做些什么。

那时我全然没想到，在一些人眼里，我也是一只小小的海鸟。

接下案件的头两周，我看着老陈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白，人迅速憔悴消沉。

他是一个转业的军人，态度很硬气，同时也是那片养殖区域里最大的养殖户。在其他养殖户眼里，他是最有威望的那个，一是做人仗义，二是看待问题比大家全面。以往，大家就连在什么时候放海参苗、放多少斤这种事情上都跟老陈商量着来。

这次打官司也是一样，所有人都跟着这位老大哥行动。

被众多眼光注视着，老陈的压力可想而知，他越来越等不及，几次跟我表示，自己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光从那眼神，我都能看出坚定。

而我这边也在准备着诉讼。经过主任的提点，我决定在写诉讼材料的时候，采取一种迂回战术——先要求被告方承担30万元污染清理费，其他损失待鉴定后确定。

老陈看着这个数字，颤抖的手迟迟不愿意在起诉人那一栏签字，他老泪纵横道：“刘律师，我损失了几千万，要这30万跟没要有什么区别？”

我跟他解释了诉讼费的风险，而且指出了更重要的一点——索赔数额过大，可能就会打草惊蛇，让那家公司的律师瞬间警觉，并对我们采取应对措施。

我再三安慰老陈，重点是后半句：其他损失待鉴定后确定。只要有这句，油气公司该赔的都得赔。

主任也跟着说，既然选择了我们，就要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最后，即便老陈对我这个小丫头片子的说辞将信将疑，还是签了字。

果然，法院开庭传票下达以后，老陈就告诉我，当时的选择是对的。

“刘律师，其他养殖户都要求上千万赔偿，结果全让油气厂威胁到撤诉了。唯独我没有受到威胁，还是油厂领导亲自来找我谈的，说愿意出五十万，让我撤诉。”

老陈拘束地坐在沙发上，不停搓着手，吞吞吐吐地说：“油气厂找来的人，都是社会上的。”

我知道老陈在担心什么。他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一旦鉴定完毕，确认了赔偿金，肯定会被油气厂请来的“社会上的人”找上门。

对此，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尽量求“快”。

我要在第一次开庭，就向法官申请找来专家鉴定污染，再马上算出赔偿金额，打油气公司个措手不及。主任也赞同我的思路，让我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庭。

老陈的案子是这些养殖户里第一个开庭的。

我一走进法庭，就发现气氛诡异——旁听席左边，居然坐着一伙地痞流氓。从我进门开始，他们就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我。我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油气公司请来旁听的“员工”。

而在旁听席的右边，全是养殖户，他们自动与那群流氓分清界限，齐刷刷坐在靠近我的这一侧。

但我发现，这些养殖户都低着头，不敢让别人认出来。

那个瞬间，我出离愤怒，这不是侮辱法庭吗？“社会人”霸着座，把普通老百姓恐吓成这样！

我坐上了原告席，心里意识到这是一场硬仗，不能退缩，否则这些养殖户们会陷入彻底的恐惧，不再对自己的损失有任何希望。

庭审开始，法官宣读了双方代理人身份之后，我发现对方来的不是律师，而是所谓的“公司员工”。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除了律师外，必须是公司员工才能代理公司的诉讼案件。于是我先发制人，要求看对方的劳动合同，并表示如果不能证明，就不同意下次继续开庭。

我还没说完，旁听席的流氓激动了，纷纷破口大骂：“傻X律师，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死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一片谩骂声中，我和这群流氓对视着，发现里面有个“大背头”，像是其他流氓的头儿。

这人30多岁的样子，头发两边剃光，中间的全部往后梳。个子高大，面皮白净，死死盯着我。

我强忍怒意，对这帮流氓面无表情，决定要在自己的“主场”，法庭上给他们个下马威。

法官敲了两次法槌，这些流氓才安静下来，流程继续。

这次开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鉴定机构，可由于案件的特殊性，当时找不到关于海底养殖作物损失的鉴定机构。

被告人坐在对面得意地抖着腿，就等我的鉴定申请被驳回。

他简直太小看律师的专业性了。

我面不改色地发言道：沿用以前的案例，在没有鉴定机构能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只要双方同意，可以找相关领域专家进行鉴定，出具的鉴定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被告听完坚决不同意，认为在不能鉴定的情况下，就应该驳回我的诉讼请求。审判长宣布休庭，跟几位审判员小声商议着。

坐在原告席上的老陈很紧张，斑白的鬓角上已经挂上了汗珠。想必他已经开始担心了。

我决定再次主动出击。

在众多威胁眼神的注视下，我大声道：“审判长，如果这个案件因为鉴定有困难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原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维权呢？”

现场鸦雀无声，我一字一句地说着：“通过媒体，还是上访下跪喊冤？”

旁听席又是嘘声一片。

“哎哟给你能耐的还威胁法院了！”

“看她那个x样就特么想弄死她！”

旁听席上的漫骂声越来越大，审判长再次敲响法槌予以警告，并且叫来了法警，才控制住了局面。

法官经过商讨，最终同意了我的方案，决定让某水产大学的教授来进行鉴定。

被告代理人还是一副得意的样子，大概他认为只要是人，就有被公关的可能。

只见被告人在庭上使了个眼神，旁听席的流氓就开始疯狂喝倒彩。

我还没有怎样，可这却让老陈受了刺激——法庭上都敢这样，自己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肯定拿不到足额赔偿。

我必须下狠手了。于是我再次提议：“鉴定人员必须得双方签笔录确认才可以。”

因为鉴定人员落实在笔录上后，这份笔录将被法院保存在卷宗里，那可是永久的印记。

我冲着其他人大喊：“如果有人丧良心呐，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此言一出，旁听席上又掀起一阵谩骂。

我忍无可忍，大声道：“审判长，我申请这些素质低下的旁听人员回避，如果不清理旁听席，我会申请调取法院的庭审录像公之于众。”

审判长看了我一眼，让法警把这群骂骂咧咧的人清理出旁听席。

我知道审判长看我那一眼是什么意思，庭审马上就要结束了，没必要再激化矛盾。

但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告诉这群流氓：在法庭上，他们不能跟一个执业律师耍无赖。

首战告捷，庭审结束后，所有养殖户都把老陈围住，询问下一步计划。在这个时候，老陈的信心就是他们的一针强心剂。

我看他们的样子，稍微放下心，可刚准备先回所里，就发现自己被人跟上了。

法院门外，等候已久的十几个流氓跟在我身后。在闹市区的大街上，他们没做什么，却发出无声的威胁。

直到大背头打破沉默：“没看出来啊，小娘们儿嘴皮子挺利索，改天找几个哥们儿，祸祸死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我听到身后龌龊的笑声不断。

这次，我没有和他们逞口舌，回到事务所，我回忆了开庭时的种种细节，觉得这帮流氓只是嘴皮子功夫，于是信心满满地准备下一步计划。

我丝毫没意识到，事件开始失控了。

那天傍晚，老陈给我打电话，声音颤抖地说：“刘律师，我们撤诉吧。”

我以为对方又提出了私下赔偿，便说：“对方给你多少赔偿？你可以自己衡量。”

没想到老陈带着哭腔大喊：“一毛钱的赔偿没有，我儿子今天放学被人弄走了，人都没了！”

我赶紧让老陈报警，可电话直接断线了，再打过去，一直占线。

过了半小时，老陈才打过来电话。这个曾经的退伍兵彻底崩溃，在话筒那头嚎啕大哭。

他告诉我，孩子是被油气公司的人接走的，刚刚才被送回来。

这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回到家，表情麻木，只说了一句话：“爸爸，他们让你别想着钱，要担心我的命还有没有。”

想象一个小孩嘴里说出这句话，我只觉得毛骨悚然。

我让老陈报警，但他却说算了，对方已经明确表态，如果敢报警，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而我也忽然意识到，这伙流氓没我想的那么简单，他们像是有人指导一样，绑票尺度拿捏得很好，报警也不一定构成非法拘禁。

官司还在进行，我和老陈却被迫采取守势。

此后一段时间，老陈儿子上下学都是孩子妈妈亲自开车接送，我也联系了电视媒体，如果对方还有这种恶心人的动作，马上曝光。

我和老陈就这样熬着，直到正式鉴定的那天。

上午，海风吹在身上黏腻腻的，我戴着两层一次性口罩，仍旧无法阻挡扑鼻而来的腥臭。

在此之前，由于老陈儿子这件事，我担心专家受到威胁，便要求鉴定时我必须在场。法官同意了，被告人没有过多纠缠，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我在不在场。

对方同意得有些反常，法官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果然，我和四位专家刚到海边就受到了阻拦。

大背头带着一帮流氓，只让专家上船采集样本，不允许我往前半步。

看他们这样猖狂，我联想到之前被这群流氓尾随，实在忍不住，直接甩开墨镜，瞪着几个满脸横肉的男人：“不让我上船，鉴定结果我是不会认的，我会申请重新鉴定。”

“我他妈的真想弄死你，你个娘们儿就不怕有命挣律师费，没命花吗？”一个大汉指着我的额头，喷我一脸唾沫星子。

我穿着高跟鞋，身高还够不到他下巴，抬头和他对骂：“别指指点点了！给句痛快话，我能不能上船？”

“如果不能，今天就不要鉴定了，我就带着四位专家走！”我心里打定主意，如果今天鉴定不了，下次就带着法官一起来。

看我不退让，大背头站在流氓们的背后，嘿嘿一笑：“上吧，你想上船我们成全你。你穿个高跟鞋，脚一滑，掉海里也不是没有可能。等捞上来，死得透透的。”

说完，他转身上了船，回头对我大喊：“上来啊！”

我正要跟着往上走，就被一个专家拉住胳膊。他小声说：“你一个小姑娘家的就别上去了，听话。我们尽量做到公正。”

“放心吧，乱吠的狗都不咬人。”我没听劝阻，拉住专家走向船只。

按照我以往的生存经验，这种动辄就喊要弄死别人的流氓，一般都是虚张声势，况且还有四个鉴定专家同在船上，应该不会真有胆量动手。

就这样，我踏上了甲板。

开船了，船只渐渐远离海岸线，4个流氓突然走上来，把我逼到船尾的角落。

我想呼叫，却发现周围已经看不到任何人烟。

鉴定专家还在船头打捞海里的作物。我没办法到专家身边去，只能扯着嗓子大喊，要他们站在我能看到的地方打捞。

“你他M能不能闭嘴，有能耐你去捞啊。”一个流氓站在我的跟前，挡住视线。

换作平时，我能和他对骂一个小时不重样，但现在，我只能大声背诵着正规打捞流程。

海面太空旷，小船的马达声又太大，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专家能听得到。

鉴定专家小心翼翼地挪到我视线范围内，却被其他流氓往另一方向推搡：“不用听这个傻x娘们儿的，她要是敢不认可今天的鉴定过程，我就把她推到海里去喂鱼。”

专家们看着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还是不放心，“师傅，渔民们的一家老小都指着这些海产品，咱们不能丧良心……”

“啪！”我还没说完的话，被突如其来的一巴掌硬生生扇了回去。

接下来，整个世界只剩下马达的轰鸣声。

我左脸颊瞬间麻木，趴在围栏上，脑袋一片空白。等脸颊高高肿起时，我才疼得反应过来。

我捡起被打飞的墨镜，重新戴好，对专家说：“师傅，继续打捞。”

“他M的，傻x娘们儿脑子让海水泡了。她是真想死。”有个流氓发现动手不奏效，在甲板上焦躁地转着圈，嘴里骂骂咧咧，时不时往甲板上吐口唾沫。

至少，他们不再干涉鉴定专家了。

折返时，大概走到中间的位置，因为记得之前这个位置的打捞频率不够，我要求专家再打捞两次。

流氓们再也忍不了了，两个胖子过来架住我的胳膊，大背头走到我面前：“你是不是真想死在这儿？你不是说渔民一家老小都指着海里生物吗？你死了，就可以给他们喂鱼喂虾。”

我整个人被两个大男人高高架起，一直拖到船沿，周围是反复拍打的海浪声，背后空空荡荡。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就连我的高跟鞋尖，也已经够不到地面了。我只能紧紧拽住围栏，不让自己被扔下去。

“我来之前已经写好了遗书，如果回不去，同事会替我报警。”反复拉扯中，我尽量冷静地说。

“你是真他M的恶心。”我看不出，大背头到底信了没有，但他听完，总算把我扔在甲板上，自己转身走向船头。

脚踩甲板的瞬间，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漏跳了一拍。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遗书，更不会有同事第一时间报警。

船只仍然荡漾在遍布油污的海上，那些油污在阳光炙烤下散发出恶臭。我把口罩使劲往脸上摁了摁，这样味道才好一点。

只是望着乌黑的海面，我发着呆，突然觉得很恶心，“黑，真他M黑。”

打捞结束，我从船上直接跳到地面。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离开前，我对大背头这群流氓说：“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母亲和妻女，如果有，希望她们的每一天，都不会像今天的我一样被对待。”

四个专家拉起我的胳膊就走，身后流氓们的叫骂声被海风带走。

上车以后，我一直没摘墨镜，视线还是逐渐模糊。这一天发生的事儿，我从没有和父母提，因为不敢让他们知道，自己女儿的工作会是这样的。

那时，我有个谈了6年的男友，我们打算稳定下来了，他和他的家人却一直反对我当律师，希望我能找个不要太累，至少更安全的事业。所以从接下这桩案件开始，我就一直瞒着男友，他天天在网上看油气污染的新闻，和网民一起骂油气公司的无良，却压根不知道自己的女友就是这桩案件的律师。

我不敢和身边的任何亲人倾诉。

回律所的一路，我坐在狭小的车厢里，觉得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气压笼罩着。

如果还有一个人可以倾诉，那只有我的律所主任了。听了我在船上的遭遇，她老人家直接发飙了。

主任气到把手里的茶杯摔了，大骂了我，她问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用柔和的方式，去解决尖锐的矛盾，不让自己置于险境？

我向主任保证，以后会尽量改，但是这个案子我一定要跟完。

主任摇摇头：“朽木不可雕也。”

她对我说：“小刘，这个案子做成了，你也就成长了。做不成，你也会从另一个方面成长很多。”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主任所说的“成长”。

自从上次鉴定完毕，我和老陈只剩下等待结果。我还在安慰自己，这些流氓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绝不到卖命的地步。

直到有一天，一辆吉普向我和男友的车冲了过来。就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

当时我坐在副驾驶，丝毫没有任何准备，眼睁睁看着那辆吉普要撞上来。男友紧急打了个方向盘，扭转车身，吉普猛地撞上了副驾驶后方的位置，整个车门都烂了。

吉普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坐在副驾驶的我。

对方很坦然地下车，是大背头。

他看到安然无恙的我，笑着说：“你命还真挺大。”

大背头走了以后，我发现男友已经吓傻了，他蹲在路边哭。我站在旁边发呆，直到拖车把撞坏的车拖走。

我俩一路沉默地步行回家。

他了解了缘由，问我能否不做这样的案子？想当律师也不要紧，安安稳稳的，不求大富大贵，“我不想再有这样的遭遇了。”

他的父母知道之后，直接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辞职结婚，要么别互相耽误。

这帮流氓的目的达到了，他们让我感到恐惧——失去身边人的恐惧。

但我突然回想起主任说的那句话，“枪打出头鸟，你和老陈，现在就是那只该死的鸟。”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用一场“意外车祸”，解决一个“麻烦”，顺便在其他律师面前，摆弄自己的手段。

甚至可以说，他想威胁的，不止是我，更是整座城市的律师。养殖户们将无人可依靠。

我终于知道自己在对抗什么，只有赢了官司，才能证明流氓的作为是无用功，才会让更多的养殖户自发地与这帮人进行对抗。

我没有力气愤怒，掏出自己的积蓄，给男友换一辆他心仪很久的车。然后我跟他说：我会继续工作的。

男友对我没有任何回应。

下定决心的我没想到，车祸带来的恐惧，不仅是在影响我，还会让当事人陷入更深的恐惧——连律师都能差点没了，那我这种普通人会怎么样？

老陈听说了我的遭遇，当下就打来电话，“这案子结了，我撤诉。”

他说我被撞的那几天，老婆去接孩子的时候，周围有几个陌生人很诡异，恐怕就是冲着孩子去的。

他讲自己先前当了十年兵，自认为是铁骨铮铮的汉子，现在认输了，这种不讲道理的仗，根本打不赢。

这个原先还很硬气的壮汉，不断跟我哀求：“撤诉吧。”

老陈还告诉我，其他养殖户，这段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跟着老陈在岸边搭建木板房，也不回家，几乎不眠不休，自发加入到清理油污的组织当中。但因为海洋的特殊性，他们白天刚清理好的海面，经过潮起潮落，马上会有新的油污覆盖过来。

每个养殖户都在等待中绝望，看到老陈的官司受阻，已经有人崩溃了，直接和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只拿到一小部分赔款。

老陈在电话那头笃定地说，不能让我为此承担风险了，我要是出事了他良心不安。孩子有事，他的天也就塌了。

我拿着电话，等他说完，才缓缓开口：“天还没塌，你脊梁先塌了。”

我接着说：“我挨了打还挨了撞，我还没说退缩呢，你怂什么？早干嘛牛逼哄哄的，说要给大家伙做个榜样？”

我清楚地告诉老陈，在这个节骨眼上怂了，流氓只会觉得暴力起了作用，也会间接害了更多人，“以后，再有人像你一样鼓起勇气诉讼，他的孩子也会被绑架。就因为流氓知道这个手段管用！”

“爱撤诉撤吧，以后别来找老子了。”我有些生气，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多久，老陈又打来电话，很坦诚地道歉：“刘律师，我不是个爷们儿，我汗颜。”

但真正影响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并不是我的几句话，而是身边其他养殖户的苦苦哀求：你不争了，我们就更没指望了。

老陈说，要和我一起把这个官司打下去。

有时候，人的勇气被拿走了，不是一时，是一世。老陈和其他人的勇气，都不该被拿走。

鉴定结果就要下发的那段时间，我更加小心翼翼。平时出门眼观八方，上班要穿的高跟鞋手里拎着，脚上一定是运动鞋，方便随时逃跑。

而油气公司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知道，真等鉴定出结果，赔偿金出来，怎么闹腾都没用了。

那一天，油气公司的领导打电话给我，说要约我见一面。

但主任这一头，早就因为我车祸的事情，异常愤怒。她说如果要见面，那就只能约在所里，而且这桩案件过后一切事项，她都会介入。

见面时，对方领导开出了一个高价，条件只有一个，“你让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者不要帮忙打这个官司了。”

我算是明白了。几次恐吓下来，都没能让我和老陈退缩，他们幕后的律师已经发现事态失控，决定来软的了。

我说，这得问问我们主任，她接下来都要介入了。

对方领导一听我就是个小喽啰，很失望，问我什么时候能约见一下主任。

我立马就笑了：“哎呦我的妈，那可不好说了，主任的档期太满了。”

不等对方说话，我就掏出了手机：“最近她陪老公去国外视察了。她老公是个副部级干部，可能大领导出国都要带着夫人吧。来，我网上查给你看看？”

这领导愣在原地，看完网页，脸色变了。

后来，主任听完我回绝的理由，气得拿卷宗打我。

“我这不是跟您学的要柔和婉转吗？”我还挺委屈。

主任让我赶紧滚犊子，多看我一眼都烦。

终于，鉴定结果下发的那一天到了。我赶紧把老陈喊到所里，他还带来了其他的养殖户。

他们研究着这个案子会如何处理，结果好的话，都会按照老陈的方法重新起诉。

我们按照鉴定结果估算了一下，和老陈之前预估的产量没有差太多。又按去年的市价算了一下可以得到的赔偿，是整整三千多万。

老陈激动地握住我的手，眼泪都滴了上去，他又觉得这样做不太合乎礼仪，赶紧松开。

旁边的一个老大哥使劲捶了一下桌面，“这他妈的我的损失大了，跳海得了！”他的养殖区域也很大，但是经过其他律师和公司的劝说，签订了赔偿协议，拿到的赔偿款只是老陈的一半。

剩下的养殖户不再犹豫，当下表示要跟我们所签订委托合同。现在他们明白，那帮人没那么可怕了。

只是到了开庭之前，老陈又给我打电话，说对方高层亲自道歉，不希望事态闹大，愿意在3000多万的基础上再加200万，只要老陈撤诉。

老陈考虑自己还要在这继续养殖事业，不想太得罪人，就当留条后路。

我说理解他的想法，但我还是给出了提醒：一定要足额拿到钱再撤诉，不然这样的诉讼程序还要再走一次。

老陈说明白了。

没想到，被告公司又跟老陈耍无赖，说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先行赔付一部分，剩下的分期付款。更过分的是，这帮人故技重施，又开始威胁老陈。

这家公司不知道的是，老陈现在不怕了。他和我商量，把官司打到底。

到了最后一次开庭，向来很少陪律师出面的主任，这次与我一同出庭。

她从业了40年，当地很多法官刚过司法考试的时候，都在她手下实习过。她看着太多法律从业者一步步长大。

开庭前一晚，主任说：“把你平时最爱的高跟鞋穿上，妆画好了，把最神采飞扬的一面拿出来。”

看着这个提醒我“喷点香香”的老太太，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靠山。

主任带着执业40年的强大气场，看着旁听席那群地痞流氓，微笑着跟法官说：“恳请审判长将无关的旁听人员请出法庭。”

马上，这群流氓在法官的注视下起身退出法庭。

“为了节约审判成本，开庭之前我们先确认一下双方出庭人员是否具有出庭资格吧。对方代理人应该能理解吧？”老太太微笑着整理好律师袍，露出浅浅的一个酒窝。

对方代理人不太情愿地拿出劳动合同递给审判长。

庭审结束，原告发表最后辩论意见的时候，主任只是按照惯例，简短地说了一句坚持诉讼请求。

我向来是不在庭审多说一句与案件无关的话，但这次忍不住要求补充发言。

“尽管整个过程困难重重，但是案件进展到现在，总算是对当事人以及在座的情况相似的养殖户有一个交代。我相信在庭审笔录、庭审录像以及最终的判决书中会有一个公正的体现。恳请合议庭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按照相关法律之规定，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我做完上述陈词。一瞬间，老陈在内的所有养殖户一起站了起来。

法官在这时敲响了休庭的法槌。

按照我的预测，后来对方上诉了。主任安排了别的律师代理老陈的案件，我表示同意。

主任有些吃惊，我说不觉得自己躲得过一次，就能躲第二次，她教会我，得先保证自己活着，才有一个一个案件的积累，最后产生质变。

最终二审的结果，还是维持原判，对方要付3000万的赔偿。

后来，除了已经签订赔偿协议的养殖户之外，其余所有养殖户都按照跟老陈差不多的鉴定标准，拿到了本该属于他们的赔偿。

老陈这一把，带着伙伴们赌对了。

案件结束以后，我约男友吃了顿饭，谁也没有说还要不要在一起这样的话，心照不宣地分了手。

多年后，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我和他只遇到过一次，在机场，他抱着他女儿，我拖着行李箱。“我就知道你还在当律师。”他女儿伸手摸摸我头上的小脏辫，伸手要抱抱。他很俗套地祝我以后能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陪我实现开律所的梦想。

那天，我们匆匆告别。

我不后悔接下这桩案件，每个立冬之前，我总能收到老陈送的海参。

收到海参，我就会知道，有片海洋不再被黑色覆盖。

这是当地第一起成功的养殖户起诉案例。

在这桩案件里，刘任侠和老陈就是那只“该死的出头鸟”。

刘任侠说，案件进行到一半，养殖户们已经失去了勇气。所以当公司提出低价赔偿时，部分人直接放弃了反抗。

暴力带来的恐惧，比律法带来的正义更容易被记住。

但老陈的案子成功后，事件有了变化：大公司突然发现手底下的流氓不管用了。老陈会拿出胜诉判决书，告诉别人可以坚持，那是他用律法战胜暴力的证明。

这是一次“出头鸟”的胜利，暴力带来的恐惧散去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李老鞋 插图：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