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逝世的日期

撷自《藏园老人遗墨》（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3月版）卷首。

大藏书家傅增湘（沅叔）先生逝世的日期，传记材料、地方史志、学术论文几乎一致认定为1949年10月20日，似别无异辞。200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院曾在北京和东京联合举办“著名学者藏书家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展期即定在当年的10月20日至10月30日。其后，《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沈乃文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2月版）汇刊该展览的图片、文字及有关文章，“编者按”即云：“2009年10月20日，是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的纪念日。”所载傅熹年先生在展览开幕式上的致辞，也说“今天是先祖藏园先生逝世六十周年”。显然，相关专家和傅增湘后人都认为傅增湘逝世于1949年10月20日。

然而，这个日期竟然是有问题的。

傅增湘实病逝于1949年11月3日

要考实日期，时人日记是最有力的材料。近来细阅《许宝蘅日记》（许恪儒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发觉其中正有关于傅增湘逝世前后的详尽记载。这里据该日记略作申说。

许宝蘅1949年11月2日（己丑年九月十二）日记：

傅晋生来，言沅叔病甚危，恐在旦夕间。

傅晋生名忠谟，为傅增湘长子，“病甚危，恐在旦夕间”是他带来的消息，自是实情写照。

11月3日（九月十三）日记：

十二时接沅叔丧报，于今早五时馀逝世。沅叔在北洋以办学校名，任直隶提学使，东海时任教育总长，五四运动后去职，好游山，藏书甚富，精于辨别板本，所藏宋元精刻、精抄年来斥卖将尽。自甲申病中风治愈后，言语蹇涩，杖而能行，去年五月伤食复病卧不能起，今年七十有八。……同治芗往唁晋生，沅叔已小殓，定在酉时大殓，不及候，遂归。

由此可知傅增湘即卒于1949年11月3日。这里提到傅增湘过去的两次重病：“病中风”的“甲申”是1944年，“伤食复病”的“去年”是1948年。许宝蘅日记先前曾记1945年傅增湘病后恢复得还不错，后来同赴修禊，又约许宝蘅到藏园小聚，二人颇有往还。即便是去世前几个月的这年5月1日，傅增湘仍遣人来邀许宝蘅赴藏园看花，许在这天的日记里称赞：“藏园病卧经年，又遭丧明之痛，而犹有此雅兴，襟怀可谓夷旷。”“丧明之痛”当是指稍早时候傅增湘三子傅定谟的去世，许宝蘅很佩服傅增湘的豁达。

11月5日（九月十五）日记：

书挽沅叔联：“讲艺，夙经过室，甫近邻，人遽远；校书，殚流略书，无走处，我安归。”娟净代撰。文薮来，蔚如来，同步至藏园作吊，遇王君九，神颇萧索，又遇钱稻孙、萧龙友兄弟，四时馀归。

此日记述老友吊唁傅增湘的场景。此处提到的娟净和之前日记提到的治芗，都指傅岳棻。文薮即袁文薮，蔚如即夏仁虎，王君九即王季烈。钱稻孙家在受璧胡同（今西四北四条），与藏园所在的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相距不远。萧龙友之弟名萧方骐，邓云乡曾有文说他们兄弟俩极为相得，人以苏氏昆仲拟之（《萧龙友诗》），自然这次也是同时出现。

11月8日（九月十八）日记：

凌君（名念京，号渭卿，仲桓丈兆熊之子，壬寅同年）来，乞为沅叔书墓碣。

11月9日（九月十九）日记：

写沅叔墓碣，夜石升来取去。

石升在日记中仅此一见，不知何人。

11月13日（九月廿三）日记：

夜中大风怒号达旦，响【晌】午少息。沅叔出殡，欲往送不果。杭馆亦畏寒不往。

许宝蘅日记中有关傅增湘逝世的记载至此结束。这些关于傅增湘从病危到去世，自己参加吊唁、书写墓碣等事的记载前后有序，紧密相连，时间上不可能有误。而这还不是时人记录中的孤证，邓之诚日记1949年11月7日亦记：“闻傅沅叔（增湘）于三日去世，年七十八矣！”可为佐证。傅增湘实病逝于1949年11月3日（己丑年九月十三），可确定无疑了。

问题来了：这个日期无论如何错窜，也不能错成10月20日，错误的日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起先我疑心此误是从台湾传来的。毕竟宝岛学者不像大陆学林那样遭受过十年浩劫的扫荡，还对傅增湘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兴趣。手头有一些台湾的资料，即以台北《传记文学》杂志为例，早年提及傅增湘的文章有二。其一是原载该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1978年10月号，总第197期）“民国人物小传”专栏中关国煊所撰的傅增湘小传，只说“三十八年在北平去世”，未涉具体月日。其二是原载该刊第四十卷第三期（1982年3月号，总第238期）苏精的文章《双鉴楼主人傅增湘》，此文则说“傅增湘卒于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享年七十九岁”，也未提及具体月日，更把卒年弄错了一年。看来海峡对岸当时对于傅增湘的去世仍很隔膜，此误并非肇端于彼。

再往大陆学界寻觅。据我追溯，大陆最早谈及傅增湘的专文，应是周松龄的《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原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年第2期，1983年5月出版；此文文前还署明了指导教师吕贞白、顾廷龙之名，应即作者198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此文提及傅增湘的逝世，已说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去世”。自此文一出，其他谈及傅增湘的专文，便无一不秉承1949年10月20日逝世说了。

其他著述的以讹传讹是很容易举例的。如《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五辑（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志人物志编辑组编，任一民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中所收官振维所撰的傅增湘传，文末注明了两篇“主要参考资料”：李国俊《版本、校勘家傅增湘》（原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和郑伟章、李万健《现代大藏书家傅增湘》（收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9月版）。而这两篇参考资料都持1949年10月20日逝世说，这篇传记当然也就把这个错误沿袭下去了。

关于日期错窜，以上所举的这些材料，有的是文史资料，有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有地方志性质，其严谨程度都为读者所公认，万万料想不到其中会存在相同的错误。故沿讹不悟，直至今日。

关于有关方面曾去探望傅增湘的传闻

提及傅增湘逝世的文章里，还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相似的传闻，也有辨析必要。先将目前所见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不同材料中涉此的文本抄录于下：

周松龄《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原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年第二期）：

一九四九年秋，陈毅同志应张元济之请，致函周恩来总理，希望对傅增湘先生予以照顾。当总理派人持陈毅同志原函及总理批示前去探望时，这位近代的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校勘家已经与世长辞了。

李国俊《版本、校勘家傅增湘》（原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1949年秋陈毅同志曾致函周总理，希望给予照顾。周总理派人持陈毅同志原信及总理批示来探视时，先生已经去世了。

郑伟章、李万健《现代大藏书家傅增湘》（收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9月版）：

解放之初，周恩来同志派陈毅同志持函探望重病中的傅增湘，遗憾的是未及相见而先生就去世了。

以上可略见说法之嬗变，而最后的说法尤为奇特。

周松龄提到此事中有张元济之请求，从现已印行的《张元济日记》1949年部分（收入《张元济全集》第七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版）来看，确是事实。傅增湘临终前数月，正值张元济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张曾去藏园探视。张元济1949年9月12日日记记载：

出至石老娘胡同访傅沅叔。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就床头取所作游记已刊成红本示余，云共有五册。又检叶玉虎朱笔诗扇一柄相示。又属其如君开橱取衲本《史记》视余。卷首有沈寐叟题词。沅叔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余与握手，属其珍重而出。

睹此凄凉晚景，不数日，张元济即将情况告诉了陈毅，其9月16日日记云：

陈毅偕梅达君来。陈询余北京故人存有几人。余言前日访傅沅叔，其同乡也。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其所居正房均为人所占。伊问为某军队所占，昔为国民党军，今则不详。渠云当查明，为之设法。

此后众人忙于参与筹备新中国成立，照顾之事大概稍有耽搁，但张元济毕竟念旧，10月13日，“又与陈毅信，详述沅叔近况”。过了两天，他重访藏园，这日的日记记载：“访傅沅叔，以沪上友人近况相询。仅闻其言及刘翰怡，余又告夏剑丞、冒鹤亭诸人。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10月20日，张元济即返回上海了。

张元济面告一次、函告一次，陈毅显然已能够了解傅增湘的大致情况。周松龄说陈毅曾致信周恩来，如确有此事，依常理度之，信在张元济10月13日函告后不久就该发出，而周恩来接信、批示、派人探视之事理应很快发生。如傅增湘按过去人们的错误认知那样卒于10月20日，那么时间紧张，探视者没有赶上好像还合理，但事实上他卒于11月3日，派来探视的人在路上难道还要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吗？

再据有关资料，陈毅于10月21日已启程回沪，傅增湘故去之时，他根本不在北京。而他在北京时如果亲自上门探望，就一定能见到弥留中的傅增湘，则那种周恩来派陈毅持函探望，未及相见而傅增湘已病逝的说法，更是虚妄之至了。

还有一则记载值得重视。黄稚荃《傅沅叔先生》（收入《杜邻存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说：“解放后，我在重庆遇殿谟表弟，谓言北京解放后叶剑英同志曾去傅宅视沅叔先生，彼时先生已瘫痪。”殿谟即美术工作者傅南棣，亦四川江安人，其名为“谟”字排行，大概也是傅增湘的子侄辈。此言看似从傅家传出，好像有一定可能性。但北平解放后，叶剑英担任军政要职，极其忙碌，而且这年的8月11日他就乘火车离开北平赴华南工作了，不可能在张元济向陈毅打招呼后前来探望。如此前他确曾在百忙之中去过傅宅，那就轮不到张元济再去请陈毅照顾傅增湘了。

当然了，这类说法的产生和流传，用周松龄的话来说，本来还是为了证明傅增湘“虽未能亲自聆听党的声音，但我们党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深切关怀也于此可见”的，这种重视和深切关怀自然有，但形诸笔墨尚须实证支撑，这是值得传记作者深长思之的。

傅增湘病逝后，各界对他的关心也就慢慢转移到他的藏书上来了。傅增湘逝世十来天后的11月14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潘光旦在日记中写道：“午前在图书馆，又至大楼洽事。梦家约赵万里兄来校看馆中所藏善本书，并续加鉴定，午约其同至寓中共饭；万里谈傅沅叔先生徂逝后，藏园所藏善本书前途可能之下落甚详，于‘双鉴’二书之命运，所言尤娓娓。”又过了一个多月，1949年1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一篇报道：

　京市傅忠谟

　　捐献名贵藏书

　　　政府拟颁发奖状表扬

【本报讯】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科长傅忠谟，近将其先人傅沅叔所藏善本及手校本图书多种捐献人民政府。善本中包括宋刻百衲本《资治通鉴》（两函，一百零八册，以前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中之《资治通鉴》即以此为蓝本）及《洪范政鉴》（宋淳熙〔孝宗年号〕间内府精抄未刊之孤本。一函，十二册），此两书世称“双鉴”，极为名贵。此外尚有傅沅叔手校书三十八种，四百十二册。此项书籍已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文物局会同北京图书馆接收，政府拟颁发奖状表扬。

就是“所言尤娓娓”的回音了。

藏书的命运有了转机，终不辜负傅增湘生前的寄托。今日人们更是推重大藏书家的富收藏、擅鉴别、精校勘、勤著述，惟愿不要再在办纪念活动时选错了日子。■

（原载《掌故》第五集，中华书局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