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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臺、《宋臺秋唱》與流亡香港的清遺民群體

哲夫成城 2019-12-07 19:52:20

鸦片战争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词体创作中，开始有了浓厚的香港情结。辛亥革命后，一批文化人流寓香港，成为遗老。他们在词体创作中眷念前朝，将故国之思和失地之痛结合在一起，构建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文化记忆。他们的创作延续了清代嘉庆、道光以来盛行一时的常州词派学说，体现了岭南词学一脉在香港的发展。作为清末民初之际遗民文化的一环，他们的创作活动和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遥相呼应，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1916年，避居香港九龍的遜清遺民陳伯陶（1855－1930），注意到了宋末二帝在香港九龍地區留下的史蹟，並對宋王臺及周邊遺跡的來歷加以考據和發揚，招引文人登臺雅集，詠懷抒志，成為民初香港值得注意的遺民論述。詩人題詠宋王臺的詩篇，引起酬唱無數，進而由蘇澤東（1858－1927）輯錄為《宋臺秋唱》（1917），可視為香港地區最早的漢詩雅集刊物。從遺民文學的角度切入，亡宋遺跡和九龍避地之間形構的地方感，替我們揭示了漢詩與香港地景之間發生的意義脈絡。文人筆下的歷史敘事和抒情詩學，在英殖民地和殖民體制下，有效開展出香港文學獨特的遺民空間。詩人置身九龍，藉由漢詩表徵的「地方」（place）與九龍宋史「地景」（landscape）的建構，二者之間的辯證和糾葛，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東亞漢詩系統內，建立了香港離散詩學的參照脈絡和意義。

圖片所見，近景是九龍寨城的城牆，遠處左邊近海山丘頂就是宋王臺碑石原址。

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大举南侵，先后攻占了襄樊、建康和临安。宋度宗之长子恭帝显被俘，而度宗另一儿子益王昰则被朝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人拥立为帝，是为端宗，其弟昺被封为卫王。蒙古大军依旧穷追不舍，结果两小末代皇兄弟被逼流亡。在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人护送下，他们经过海路先后途经泉州、潮州、惠州、广州等地，最终逃至九龙官富场（即今九龙城附近），在此建立行宫。蒙古大军仍死缠不放，继续追逐到底。故他俩与随行官员经浅湾（即荃湾）、秀山等地再次逃亡。途中，他们遇上飓风，端宗沉溺得病，最终在𥐻州（即今湛江市硇洲岛地区）驾崩。卫王随即继位，是为帝昺，随后转至新会崖山。元兵追至，宋军大败，陆秀夫背负帝昺一同投海殉国，南宋灭亡。后来附近的民众在一块可以容纳50多人的巨岩上（相传端宗常在岩下洞内休息），刻上“宋王台”三个汉字。根據簡又文《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一文記述，石刻乃是由廣東水陸路提督錢夢虎命新安營遊擊林孫、新安縣知事李維瑜及官富巡檢胡宏昭等於嘉慶十二年，即1807年重刻的，在此之前，估計宋王臺曾經多次修茸。而这座高35米、方圆约606米的巨岩被称为“圣山”（Sacred hill），三面环陆地，东临九龙湾。

十九世纪末的圣山和宋王台巨岩

据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一文记载：“宋王台位于九龙马头涌之圣山（Sacred Hill）上。山高十丈，周百余丈，去九龙寨城之南一里。……圣山之周，缭以石垣，高可五尺，为民国四年港商李瑞琴所资建者。马头涌自二王殿山来，经此而入九龙湾。涌畔竖碑，禁人采石。原文曰：‘Sung Wong Toi Reservation.Quarrying Absolutely Forbidden.’译文刻曰：‘此地禁止采石，以留存宋王台古迹。’山之南麓，昔居刘氏数家，今已他徙。自谭公道旁沿马头涌畔而行，可抵圣山之麓。由此拾级而登，循斜坡行，至石牌门，门无题识。越此，绿草如茵，山霭迎人，行数十武，即抵宋王台矣。台临山巅，而偏于东北。岩石三头，叠如品字。其周范以石栏，栏因岩之势升降，错落有致。远望如薯之贮篮中然。在上之石最大，高丈余，周数十丈。其西侧面稍平，刻‘宋王台’三字，旁署‘清嘉庆丁卯重修’（嘉庆丁卯即嘉庆十二年，公元一八零七年——引者注）七字，涂朱。侧有裂痕。自底斜透于顶，稍作曲折，降于别隅。裂痕经补，坟起如带。其下伏石二，大小悬殊，皆半陷土中。相距处，为小隙，才通人。去台之东不远，有岩如椅，俗称太师椅，可容五六人。东望，适对鲤鱼门，云山邈邈，江水悠悠。而清风时来，振人衣袂。北瞰九龙城，楼台历落，街道纵横。远望狮子山、赤网岭，迤逦如屏然。台之周，危崖峭壁，屹立峥嵘。遍山植树，使成茂林。滨海有石二，耸立如靴，又有巨石如牛，至为形胜。最近填海，无复旧观矣。”

20世纪初期，圣山一带的景象，其中山上的那块巨石就是宋王台。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早将南宋末年史事与九龙地区联系起来的是德国人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欧洲在中国：从起初至一八八二年的香港历史》一书中，在介绍宋皇台的同时，强调了宋史与九龙地区的联系：

“中国的史书告诉我们：当宋朝被在忽必烈（他后来成为中国的君主）领导之下的蒙古人推翻之时，宋朝最后一个皇帝（那时是一个小孩子）和朝廷其他人员一起，被带到中国的南部，最后不得不在一条船上避难；在一支小型舰队的护卫下，他继续南逃：从福州开始，沿海岸航行，经过厦门和汕头，大约在一二七八年的时候，他穿过鲤鱼门进入香港海域，并在九龙半岛稍作停留。此后他向西航行，抵达位于西河（澳门西南）口的厓山。与此同时，蒙古人控制了广州，且迅速建立起一支舰队，并利用它对宋朝的小舰队进行了全方位打击。当时的宰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将小皇帝背在他的背上，跳入海中，自杀殉国；二人一同葬身大海。

在发生这一事件的几个月之前，宋朝的小朝廷曾在九龙一个叫做马头涌的小港湾暂住过一段时间。传说称九龙城以及现在的马头涌和马头围这两个小村庄当时并不存在；宋朝的军队曾经在山上现在刻有题字的地方（指圣山“宋王台”刻石——引者注）露营，同时皇帝和大臣则居住在一座草草搭建的木构行宫里。行宫离宋皇台之东的太师椅不远，在马头涌小溪的另一侧，现在这里矗立着一座庙宇。据说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曾在这片处在香港范围内的，现在属于英国的土地居住过一段时间，他在这里等待着从广州而来的有关蒙古人活动的消息，奢望从这座已经被元朝军队占领的城市得到救援。”（原文为英文，见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之附录一：“英殖民地部有关《宋王台保留法案》报告”；中文系笔者据该报告之附件一译出。）

19世纪末期，宋王台周围因盗采石材以作建筑材料，对古迹造成威胁。一八九八年，时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何启在读过欧德理的相关著述之后，提议“立法保留今宋王台用地”。他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提出这一动议的：

“一、九龙在一八九八年人口尚算稀少，但在新界租借后，人口与经济发展将一日千里，为免九龙重蹈上环市政发展失控的例子，政府宜在九龙预留土地作公共用途；二、及至一八九八年，香港统治英国已近五十年，但全港仍未有任何较具历史意义的古迹或遗址，港府应趁九龙与新界开发之初，发掘历史遗址，替香港这英国殖民地增添一点古远的历史传统；三、何启声称据欧德理的《欧洲在中国》所载，中英签署有关九龙割让条文时，英方曾承诺会保留宋王台，但这条款（据何氏称）却‘不知何故’未有被执行。”（以上引文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

何启的提议得到其他一些议员的支持，而保护宋王台的法案也在一八九九年获得通过，其名为“一八九九年保存宋王台条例”（其全文见简又文主编《宋皇台纪念集》）。何启关于立法保护宋王台的提议得到香港政府的批准，这其实“牵涉到很多政治手段和统治手段的考虑”。港府这样做可以得到以下好处：

“一、让香港市区中心能预留土地作市肺及公众休憩地；二、这些预留的公众土地，港府亦可在日后轻易收回，改变用途；三、中西议员皆认为香港是一个年轻的新殖民地（a brand new colony），港府应为这年轻殖民地头上增添一具‘古远的历史光环’（respectable halo of antiquity）。”（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

宋臺舊址牌坊石匾的原來書法墨蹟，丁巳即1917年。

民國成立，一批前清官員視新政府為敵國，懷“恥食周粟”之節，避居香江，偶然地掀開香港保存國族文化的新一頁。1911至1912之間，時有太史公陳伯陶、賴際熙等避居九龍。他們以清朝遺老自居，不剪辮、不易服，以示忠心滿清，不事二朝。陳伯陶又自號“九龍真逸”，展示隱居安度餘生的態度。他们“怀念故国，在港研史咏诗，以表露自己这代知识分子的去国情怀，他们把‘遗臣’的气节和情怀投射进宋末忠臣史迹的研究中，对九龙宋代史的发扬起了重大作用”（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

对于宋皇台历史的考证，陈伯陶较之欧德理更进一步，试图根据史书的记载来确认欧德理所记述的传说，将其变为正史：

“九龙古官富场地。明初置巡司。嘉庆间，总督百龄筑砦，改名九龙。道光间，复改官富巡司为九龙巡司，而官富场之名遂隐。其地东南，有小山滨海，上有巨石，刻曰‘宋王台’。《新安县志》以为帝昺驻跸于此。考明钱士升《南宋书》，称端宗景炎二年二月，帝舟次梅蔚，四月次官富场，九月次浅湾。三地俱新安县界，相去不远。《宋史·二王纪》只云，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昰次甲子门（在惠州）。十四年十月，刘深攻浅湾，昰走秀山（今虎门），无次官富场之文。然《宋史·杜浒传》云，文天祥移屯潮州，使浒护海舟至官富场。《元史·唆都传》云，至元十四年，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会于广之富场（即官富场史省文）。又云，唆都进攻潮州，知府马发不降。恐失富场之期，乃舍去。皆景炎二年事。当时遗臣奔赴，敌人会攻，并指兹地。《南宋书》所云，当得其实。《二王纪》偶失载耳。逮至元十五年四月，端宗崩于碙州（即今大屿山），帝昺立。六月迁厓山，不再至兹地。然则台乃端宗驻跸之所，非帝昺也。《一统志》称宋行宫三十余所，可考者四。其一为官富场。《广州府志》则云，殿址犹存，今惟厓山最著。兹地改称九龙，世罕有知之者矣。余登眺之暇，因为考证诸书，以著其实。”（引自陈伯陶《宋皇台怀古·序》）

所谓“以著其实”云云，即是要论证有关宋皇台的种种传说是可信的。陈伯陶还论述了宋皇台在南宋末年的重要地位：

“当次官富场时，张镇孙进攻广州。文天祥、赵时赏，由梅州分复吉赣诸县，进围赣州。张世杰进讨蒲寿庚，复邵武军。淮兵在福州者，亦谋杀王积翁以应。盖尚有可为者。则斯台也，吾意宋之君臣，拥旄北望，必谓有呼渡河与抵黄龙痛饮者焉。而又规形势，缮宫室，千兵万骑，散居溪谷间。其艑之辐凑，衢路之填委，邮传之交午，饟道之络绎，栉比鳞萃，虽不比汴杭故都，亦必成一都会焉。”（引自陈伯陶《九龙宋王台麓新筑石垣记》）

如此，则当帝昰驻跸官富场之时，其地俨然一政治中心也。

有关陈伯陶对发扬“九龙宋代史”所起的作用，当时的学者已多有论说，如吴道镕在《宋台秋唱序》中称：

“九龙海汭，峦嶂杂沓，中有崔巍峙列者三大书，深刻曰宋王台。台南平眺，绿树寒芜，风烟掩抑。有村曰二王殿。村民沿故称，莫详所自久矣。辛、壬（指辛亥年、壬子年，即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引者注）之交，焘公（指陈伯陶——引者注）卜居其地，自号‘九龙真逸’。登览之暇，钩考史乘，知其地为宋季南迁之官富场；村即以宋故行宫遗址得名。……自是而后，怀古之士，俯仰凭吊，稍稍见之吟咏。”梁淯则云：“考九龙宋王台，虽新安邑志略载，而僻在海岛，游屐罕至。故七百年来，绝少骚人题咏。迨辛亥之变，真逸（指陈伯陶——引者注）流寓其间，访求金石，证以士人所闻，著于诗章，宋台始显。”（引自梁淯《宋台秋唱跋》）

在他们看来，虽然清代的《新安县志》对宋皇台有所记载，但由于偏处一隅，它并不为人所注意。惟有经过陈伯陶的考证与研究，宋皇台的知名度才得以提升。

陈伯陶（1855年－1930年），字像华，号子砺，别署砺道人、九龙真逸、九龙山人，晚更名永焘，广东东莞县（今东莞市）中堂镇凤涌乡人。光绪十八年探花及第。官至江宁提学使，署布政使。清亡后以遗老自况，移居香港。

赖际熙（1865年－1937年），字焕文，号荔垞，广东增城湖塘埔人，客家人，晚清进士、学者。因曾任清朝国史馆总纂，又被尊称为赖太史。港大文學院成立後，賴際熙應聘擔任文學院兼職講師，開設通識課程性質的中國經學與歷史等選修課。

1915年，港府计划收回宋王台遗址转售，陳伯陶太史、賴際熙太史、紳商李瑞琴和港大校長奔走遊説，倡議保育有千年歴史的「宋行宮故址」，遂得港督同意改變該區的發展規劃。一百年前，香港市民欲想做古蹟保育工作，政府只是負責批出土地，保育經費及有關工程，則要市民自己籌集張羅。當時香港富商李瑞琴贊勷其事，損資把原來矗立在聖山上，相傳是元代所刻的「宋王臺」三個摩崖大字，設石欄繚護，週邊廣植樹木，並在山腰建有涼亭，登山入口處設立牌坊。當時，「宋臺舊址」可說是香港的一大名勝。引來不少騷人墨客，登臨尋勝。

关于保护宋王台这件事情，在《宋皇台纪念集》中收有李景康之《纪赖际熙等保全宋皇台遗址》一文，详记其事。其文曰：

“民国元年，增城赖焕文（际熙）太史任教于香港大学。同时，东莞陈子厉（伯陶）太史，侨寓九龙城瓜庐。两先生交谊素笃。焕文先生有暇，辄渡海过访于瓜庐。其时予肄业大学文科，间或随行。清谈片刻，相与踯躅宋台遗址。两先生徘徊瞻顾之余，辄兴异代相感之思。一次，且邀李瑞琴君同行，颇有保全古迹之想，而未及切实筹商也。某年七月，工务局布告将宋台遗址出投。瑞琴君向业建筑，且营地产，以是诇知最早，亟走告焕文先生。先生乃致电大学副监督伊理雅爵士，请其致电梅督，收回成命，俾得保全古迹。盖其时副监督乘暑假之便，往游北京也。梅督许其请，宋台遗址，遂获保全。迨副监督返港，工务局长提议：古迹虽宜保全，惟其地辽阔，究宜划定地段，俾界外公地，仍可开投，以重库收。赖太史乃转商李君瑞琴。李君毅然以捐建石垣自任。华民政务司夏理德，旋奉命会同工务局长踏勘宋台遗址，划出地段数亩，前临公路，后临海滩，左右相距若干丈，定为疆界。瑞琴君遂沿界捐建石垣，且于路旁建立牌坊，俾便游人登览，子厉太史爰撰《宋王台新筑石垣记》，焕文太史书之，以碑文托付瑞琴君，以资泐碑。寝假夏理德退职返英，陈赖两太史亦先后捐馆。迨日人占据香港，刻碑之事遂告寝息。逮至香港光复，瑞琴君尝过访，问予可否转商华民政务司署，仍将碑文泐石，且建碑亭护之。予极是其议，愿尽绵力。可惜瑞琴君旋以病闻，数月后竟告逝世。是以陈太史所撰碑记，仅见于《瓜庐文賸》，未遑刻石也。”

1916年，工程大致完成，並定名為「宋臺舊址」。賴際熙與陳步墀等一班舊式文人，據說還有時任輔政司、後來的港督金文泰一同登山遊覧，並在山頂宋王臺大石旁飲酒賦詩，欣賞汲水門的落日餘暉。

陳步墀的「暢龢室」，遗民们登圣山前的雅集地

昔日的聖山，位於今日宋皇台道和譚公道、北帝街東北面一帶。東面臨海，其餘三面都是稻田和池塘，人跡罕至。每逢登山日，一眾文人雅士先行聚集於陳步墀的別業「暢龢室」。據陳步墀解釋，暢龢二字出自《蘭亭集序》：「……是日也，天朗氣清，蕙風和暢……」另外，「和」與「龢」同義（「暢龢室」大約位於九龍寨城南面，即今日太子道一帶）從「暢龢室」南行不遠就看到一個指示牌，寫著「宋行宮故址」。指示遊人到達聖山的路徑。再穿過一條小橋，下有河流，前行不遠，就到達聖山入口的石牌坊。上面橫着一個石匾，刻有「宋臺舊址」四個字。兩邊鎸有石聯，乃出自明末遺民陳獨漉的詩句：「一聲望帝啼荒殿，百戰山河見落暉。」

1917年繪畫的《宋臺秋唱圖》，收录于《宋臺集》中，它不但清楚繪画出當日「宋臺舊址」的地理環境，甚至建築佈局，花木景緻都繪畫詳盡，當然其中難免加入画家的潤飾。

《宋臺秋唱圖》中紅圈位置，就是當年指示遊人到達聖山的路徑的指示牌

《宋臺秋唱圖》中的牌坊石匾

1920年代的「宋臺舊址」入口的牌坊可與「宋臺秋唱圖」互相對照

《宋臺集》中所载「宋臺舊址」入口的牌坊門聯，相信沒有多少人知道。

穿過石牌坊後，就正式進入「宋臺舊址」範圍，跟着是拾級而上的山路。聖山登峰半路建有涼亭，供遊人休息，待一眾登山人士到達頂峰，極目四望，一覧維港風貌。（當年啟德機場尚未興建）東望鯉魚門，西望汲水門，水深港闊，加以孤帆落日，的確是詩情畫意。

《宋臺秋唱圖》中聖山上的涼亭

聖山上的涼亭實景。賴際熙與陳步墀等一班舊式文人正在乘涼休息

《宋臺秋唱圖》中的宋王臺大石

一眾文人雅士到達聖山山頂宋王臺大石時留影

这块巨岩下面平滑，一半枕在山顶生成的大石上；其余一半空虚，祇由一颗小石卵支撑。

据嘉庆《新安县志》卷十八《胜迹略·古迹》记载：“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盘石，方平数丈。昔帝昺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即南宋末年临安被蒙元攻破后，宋少帝等人南逃时曾在此处停留。有关其名称，黄佩佳认为当作“宋二王台”，他指出：

“香港新界之名胜，以九龙宋王台为最著。……然人皆称之曰宋王台，且曰此宋帝昺登临处也。是说未尝不可，惟不若‘宋二王台’之贴切，盖所以志益王昰与卫王昺也。史称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三月以后，正统当归于元。益王以是年五月，即帝位于福州。其明年四月，始偕卫王昺来官富场。援以史例，实不能称益王昰为帝，卫王昺更不能帝矣；故称曰二王。惟其后之秉笔续纲目者，于景炎、祥兴，仍用大书纪年。此殆以其为宋室之帝子，宋亡而仍帝之者，寓惋惜于敬也。”（引自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

陈伯陶、简又文则认为当作“宋皇台”。陈伯陶在《东莞县志》卷三十八《古迹略二》“宋皇台”条中称：“《职方典》（指《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者注）又云：‘宋景炎中，帝舟常幸于此（指官富场——引者注）。’《元史》以帝昰、帝昺为《二王纪》，此元时旧刻，故称‘宋王’。”他在《宋皇台怀古·序》中称：“石刻旧城‘宋王’，以史称二王而然。兹正之曰‘宋皇’，盖使后之人无惑焉尔。”简又文在其《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一文中对此解释道：“余以为元脱脱等修《宋史》之以末二帝为‘二王’，实含有宋已亡国于德佑二年（一二七六年——引者注）元兵入临安时而不承认二帝为正统之意，元人书此三字亦作‘王’，是沿其误。然益王昰已于上年（一二七八，年——引者注）正式即位福州，改元景炎。翌年（一二七八年——引者注），驾崩，其弟卫王昺，亦于是年继承帝位。故应改作‘宋皇台’，所以正名也。”

1920年代的宋皇臺大石正反面，可與《宋臺秋唱圖》互相對照

此外，简又文还对“宋王台”之“台”字的意义进行了考证，他指出：“今进而研究‘宋王台’三字之意义。于此有两说。其一，历来多人以为帝昰偕弟卫王昺驻跸官富时，常登小阜游览，及入山洞嬉戏或小憩，故所谓‘台’，即此戴石小阜（圣山）（“宋王台”刻石原在圣山之上，详下文——引者注）也。从常识言，借称山石为高台，此说未尝不近人情。其二，按严格的历史考证，上说殆非也。上录‘舒志’（指嘉庆《新安县志》——引者注）明言：‘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可见石侧必另有台，则此石此山之非台也明甚。而石上刻字，殆所以标出台之在山麓附近地方而已。最近，我为此一点，曾与同文李景康（凤坡）先生互相讨论，承其来函表示意见云：‘“台”字问题，如一般俗人以为该荒地一幅（小山）为台，亦极可笑。试一翻类书如《渊鉴类函》或《事类统编》，“台”字俱入“宫室部”，并非“地理部”。故古人于地势高而有建筑者多称“台”；例如：燕之“黄金台”，西汉之“思子台”，东汉之“云台”，曹操之“铜雀台”，赵佗之“朝汉台”，皆其类也。但宋台久已不存；今仍称“台”者，不过沿用旧名而已。’这真是考据精详的高见，且与上录‘舒志’所言‘台侧巨石’句相吻合，足称定论。”（引自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

《宋臺秋唱圖》中聖山腳下的池塘

聖山腳下的池塘實景，可以泛舟塘上

1916年，陳伯陶太史藉宋遺民趙必象生忌日，邀約賴際熙、吳道熔、張學華、丁仁長、汪兆鏞、伍叔葆等史官遺老及富商陳步墀等常到「宋臺舊址」暢遊聚會，登山吟詩酬唱，借今懷古，抒發遺民鬱結。事後結集為《宋台秋唱》，刊錄諸君作品百餘首，詩詞駢散，均屬精練沉鬱的佳作，實本地文壇佳話。

蘇澤東(1858-1927)編《宋臺秋唱》東莞：自刊本，1917年

《宋台秋唱》雖是詩詞雅集，但吟唱內容不乏環繞九龍城周邊的宋末史蹟，諸如〈宋行宮遺瓦歌並序〉詳考二王殿村的興廢；〈楊侯王廟迎神送神曲〉則附考國舅楊亮節勤王護主的經歷；另有〈宋皇台之北有楊太妃女晉國公主墓《新安縣誌》稱公主溺死鑄金身以葬故俗呼金夫人墓十年前碑址尚存近因牧師築教堂于上遺蹟堙滅矣詩以吊之〉，其詩題已記錄古蹟湮沒經過，今天研讀，更見珍貴，因此將《宋台秋唱》視為首本專研宋代香港史蹟的專書，亦符實情。

1920年代陳步墀出版的《宋臺集》

站立者為《宋臺集》編者陳步墀。陳氏既是省港乾泰隆的老闆，又是保良局總理。因編有《繡詩樓叢書》三十六種，保存大量清末民初罕見的文獻，被人稱為儒商。

此后，又有多次的雅集活动，陳步墀將這些詩作及書法繪画相片等製作，輯成《宋臺集》（其中就收录了《宋台秋唱》）。

另外，據說當時有漢學家之稱的港督金文泰（當時是輔政司）亦曾同遊「宋臺舊址」，金文泰更曾即席賦詩，可惜《宋臺集》未見金文泰的作品。

金文泰爵士，GCMG，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1930年至1934年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1925年至1930年任第17任香港总督。

二十年代初，馬頭圍新填海區域基本落成，街道圍繞聖山開發，或許受陳伯陶太史研考宋末史蹟風氣的影響，環繞聖山而開發的街道名為宋街、帝街、昺街，以示對本港歷史的尊重和紀念。

此外，陳伯陶太史在九龍設立書局纂修《東莞縣誌》。而兼任香港大學中文教授的賴際熙太史有感國變影響，西風日熾，亟須保存文化，先後創辦崇正總會及成立學海書樓，前者考證客家源流，聯絡同人共謀利益；後者以私人講學方式，義務弘揚國粹。綜觀這班前清官員已無政治影響，但他們均為飽學之士，遺落香江之餘不忘維護傳統文化，志節宏大，令人欽佩。

陈伯陶对东莞的贡献，在于他对东莞文献资料的整理上。特别是他历经六载编写的《东莞县志》。陈伯陶一生学养深厚，著作甚多，在其诸多著作中，以《东莞县志》98卷（附《沙田志》4卷）和《胜朝粤东遗民录》最有价值。

学海书楼成立于1923年，创办人赖际熙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有感于当时香港忽视国学现状，为保存国粹弘扬传统文化遂“仿广州学堂之例，创学海书楼”，书楼以“尊孔圣，羽翼以经训为主”为宗旨，以期“宏振斯文，宜聚书讲学”之愿景。

学海书楼自成立以后开设国学讲座，设立公共图书馆，兼藏书及讲学职能，成为香港文化发展乃至中国藏书史上的奇迹。日军侵港期间藏书损毁甚巨，而后逐渐恢复。

在香港日占时期，日军扩建启德机场，增建两条成交叉的跑道。在1943年1月9日，由日本的宇津木法师领导祭祀，然后经多次爆破，炸毁了整块巨岩，连带在宋王台后方的名胜珓杯石亦一并炸毁。但日军扩建机场的工程尚未完工，日本已宣布投降，香港重光。

然而，二战后空运需求增加，所以香港政府没有终止扩建启德机场的计划，最终把圣山夷平，并在原址建造了启德机场客运大楼。后来在九龙街坊福利会的请求，由香港政府把巨岩残骸整修并移到新建的宋王台花园展览，政府於1960年把巨岩殘骸整修並移到新建的宋王臺公園。

岩石重修後之尺寸是原來的三分之一，並移到新建的宋皇臺花園展覽，又於1960向公眾開放，政府為表尊重，更把原來的「王」改作「皇」，並由簡又文撰寫《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立於園內。

战后工人由余下的残石中，切割出现今的宋王台石碑

六十年代九龍城地圖，內裡指出二十世紀初聖山、宋皇台巨石原來位置

1959年剛剛落成的宋王臺花園

第一代宋王臺公園，時為1960年

圖片為1970年代時的宋王臺公園，大型民航機在其上空飛過後，便降落到啟德機場的跑道，也可算是香港一景。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政府决定迁移“宋王台”刻石，该会则负责“筹建宋皇台遗址石碑”以及“编印纪念集”（见《宋皇台纪念集》卷五《记录之部》）。宗亲总会聘请香港大学简又文主撰碑文，主编纪念集。简又文“跟陈伯陶相似，也可说是一位‘前朝遗臣’”。他“字永真，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一八九六年生于新会，民初入读广州岭南学堂，一九一七年赴美留学，回国后曾任广州教育局长、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奉命赴港主持文化工作，一九四二年任广东省政府顾问，兼任中山大学研究院指导教授，筹办广东省文献馆，主编《广东文物》。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势，简氏仕途中断后，南迁香港，一九五三年出任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在一九五九年接纳香港赵氏宗亲会邀请主编《宋皇台纪念集》。”（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

宋王台花园中简又文撰写的《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有中文及英文两个版本。

其中中文版碑文如下：

　　宋皇台遗址在九龙湾西岸，原有小阜名“圣山”者。巨石巍峨，矗峙其上，西面横列元刻“宋王台”榜书，旁缀“清嘉庆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学教授赖际熙吁请政府划地数亩，永作斯台遗址，港绅李瑞琴赞勷其事，捐建石垣缭焉。迨日军陷港，扩筑飞机场，爆石裂而为三，中一石摩崖诸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复后，有司仍本保存古迹之旨，在机场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辟地建公园，削其石为长方形，移寘园内，藉作标识，亦从众意也。

考台址明、清属广州府新安县，宋时则属广州郡东莞县，称“官富场”。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门，以景炎二年春入广州。治二月，舟次于梅蔚，四月进驻场地，尝建行宫于此，世称“宋皇台”。或谓端宗每每憩于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跸古塔。九月如浅湾，即今之荃湾也。十一月元兵来袭，乃复乘舟迁秀山。计驻于九龙者，凡十阅月焉。有宋一代，边患迭兴，西夏而外，抗辽、抗金、抗元，无宁岁。洎夫末叶，颠沛蒙尘，暂止于海澨一隅，图匡复兴。后此厓山，君臣所践履者，同为九州南尽之一寸宋土，供后人凭吊而已。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于本纪附二王，致误今名。是园曰“宋皇台公园”，园前大道曰“宋皇台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离播越也，宗室随而南者甚众，后乃散居各邑，赵氏谱牒，彰彰可稽。

　　抑又闻之圣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卫王昺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庙，则东莞陈伯陶碑文疑为杨太后弟亮节道死葬此，土人立庙以祀昭忠也。至白鹤山之游仙岩畔，有交椅石，据故老传闻，端宗尝设行朝以此为御座云。是皆有关斯台史迹，因幷及之，以备考证。

　　一九五七年岁次丁酉冬月，新会简又文撰文，台山赵超书丹。而选材监刻，力助建碑，复刊行专集，以长留纪念者，则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碑文“把九龙地方重认为宋帝南逃海上的末站”；因为这块碑是由香港政府批准竖立在宋皇台公园内的，碑文经过政府的审核，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把这段宋末“遗史”“进一步纳入官方认可的‘正史’里”，由此“九龙宋史遗事”得到了“确认”（引自赵雨乐、钟宝贤主编《香港地区史研究之一•九龙城》第一章《绪论：宋末帝王如何走进九龙近代史？》）。

今日的宋王台公园

【附录一】《宋臺秋唱》的編纂與《宋臺秋唱序》原文

19世紀以來，九龍文化實以九龍城寨爲政治核心而向周邊開展，惟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99年，沙頭角海至深圳灣之間最短距離直綫以南，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島嶼和大鵬、深圳兩灣等領土水域，均納入英國殖民管治。雖然在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址》中容認中國官員可於九龍城各司其事，但英方自行遣兵從九龍城外碼頭登陸，繼而入城并封閉九龍海關，九龍城寨自此無官軍駐守，中國在九龍的防務遂告終(關於英兵違約進佔九龍城，參閲劉存寬編著《租借新界》(香港：三聯書店，1995)，頁 58—59。）。

九龍半島及新界地域爲英人殖民管治，與中國毗鄰相隔，形成内地華人遷居的新點，而九龍城地區文化的重整工作，却有賴20世紀初新移入該處的文化人所建構。陳伯陶（字子礪，1854—1933）及其隱居詩友，如蘇選樓、葉維屏、吴道镕便是其中的錶表者。他們不同於前一世紀的城寨官僚，强調政治邊功，但對社會善業的投入程度並無二致。這些人士多因中國受戰火威脅，南來寄隅香江，感傷家國的情懷特别濃厚，且身負前清秀才、孝廉之名，常賦閒聚會，暢飲咏詩，形成早期香港獨特的文人圈子。陳伯陶爲前清探花，曾編匯《東莞縣誌》，晚年居長安街，對九龍城的歷史、地理，尤其南宋末皇帝駐驛九龍的遺迹作過考證(辛亥革命後，陳伯陶以遺民自居，嘗根據方誌，重修宋皇臺，並泐碑記。其與詩友酬唱九龍古迹，載於蘇選樓編《宋臺秋唱》(輯入簡又文《宋皇臺紀念集》)。

1917年陳伯陶撰《侯王古廟聖史碑記》（該碑輯入科大衛、陸鴻基、吴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匯編》第二册，頁447—48)，認爲城砦西北的侯王廟，乃紀念南宋末護宋帝昺南逃的忠臣楊亮節而設，其間有關宋帝如何由福州、惠州、藍尉而扺九龍官富場，繼轉赴崖山的路綫亦見考述。以後羅季林撰《宋皇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輯入羅氏《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四章），簡又文撰《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收入簡氏所編《宋皇臺紀念集》卷三），饒宗頤撰《九龍與宋季史料》等等，均對陳氏主論，進行更深入探討。）。昔日九龍樂善堂内保存了陳伯陶親撰“樂以意憂，事由發憤，善而不伐，志在安懷”的楹帖，旁有小字記爲“庚午年八月二十七日爲孔聖降先二千四百八十一年紀念，九龍全體民衆，上慕聖道之如日月，亘古不變也，敬成此聯，借表瞻仰，並祝樂善堂不朽，俾斯士之民，得以長沾庇陰雲爾”(該帖詳見於陳祖澤等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香港：九龍樂善堂印行， 1939)，頁59。）。由此可見，陳氏學養頗受九龍民衆尊推，躬身發揚着中國儒學的精神。

陈伯陶在香港隐居二十年，最大的贡献就是与赖际熙等人创立学海书楼，开坛讲经以救当时不振的国学。赖际熙会同陈伯陶等一群前朝遗老，向香港绅商游说，劝其出巨资购经籍，并由陈伯陶、赖际熙等每周轮流讲学。起初租赁坚尼道，前半藏书，后半讲学。藏书每日开放，任公众阅览。

黄詠雩於1924年南訪陳伯陶，與陳氏等友齊唱酬於九龍槃園，還賦詩以報陳氏相贈《勝朝粤東遺民録》，頗爲相得(詳閲黄詠雩所作《九龍盤圍賦贈陳太史子礪四首甲子》（上册，頁 66）及《陳太史子礪招讌盤園承贈所撰<勝朝粤東遺民録>，賦謝並呈同席方孝廉拱垣》（頁68)。）。在黄氏其後所撰的《感懷詩》三十二首中，記陳伯陶謂：“玉性鬆心潔，螭頭龍尾尊；瓜盧高隱宅，天水二王村；野史遺民泪，春風望帝魂；宋臺翹首處，朱鳥怨黄昏。”字裏行間，道出陳氏身雖隱逸龍城，睹物却追憶國事的情懷。述另一遺老吴道镕（號淡庵，1852—1936)，又盛稱：“文行自不朽，吾懷吴淡公；詞章太史氏，道義古人風；粤海文征在，楚庭耆舊空；題銘珍賜硯，守黑識玄同。”稱吴氏爲太史，是由於他爲光緒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精於明史及樂府詩。

1939年《九龍樂善堂特刊》編印，朱汝珍（字玉堂，1896—1943)親自題字，黄氏對朱氏的咏贊爲：“瑚璉玉堂器，鸞凰阿閣階；紫陽弘理學，秀水寫風懷；天地方昏執，烽烟久晦霾；千春詩社散，風雨聽喈喈”(關於諸人的《感舊詩》，詳閲上册，頁228—229。）。蓋朱氏於1903年中舉人，1906年赴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深造，曾任京師法律學堂教授，專於法理之學，直至1941年仍在港主持千春社雅集，故有是言。黄氏對陳伯陶、吴道镕諸人咏頌九龍史跡，編撰《宋臺秋唱》的雅事甚爲瞭解，從其《九龍槃園賦贈陳太史子礪四首》首篇載有：“宋臺秋唱西臺哭，朱鳥招魂逝不還”等語可見一二。

《宋臺秋唱》的編成，亦即香港文人雅集的一次作品結晶。當時陳伯陶於古官富場宋王臺遺址，集諸隱逸友好追薦宋遺民趙秋曉生日，並爲詩次趙秋曉《生朝觴客》韵，一時和作寖多；陳伯陶又作《宋王臺懷古詩》，和者更衆。參加是次集會成員，並有張學華、賴際熙、汪兆鏞、蘇選樓等十餘人，未及參與而嘗爲宋臺唱和者，還有吴道镕、桂坫、何藻翔、丁仁長等二十餘人。諸詩埴前輩交誼甚篤，其隱逸派的懷古詩風，獨步於香港的中國文學界。當中例如賴際熙（字焕文，1865—1937），由於出身前清翰林，曾任國史館編纂，憑藉豐富的治學經驗，積極推動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及學海書樓等發展(諸老文學活動廣泛，考香港大學於1915年開始籌辦中文學院，亦以賴際熙爲學院院長，至1927年正式成立中文系。1923年，賴際熙又與俞叔文、李海東等人成立學海書樓，專以藏書及講學爲目的，經常招聚陳伯陶、朱汝珍等登壇講學，使原來民間文士酬唱之學，逐漸納入學術正軌。詳閲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第六章：中國文學在香港的演進及其影響，頁197—208。）。到30年代末，黄詠雩因戰亂避居香江，昔日相與酬唱的詩老大多離世，睹物思人，不免繼承前人咏懷九龍城寨、宋皇臺、楊亮節廟古跡的風骨(《九龍宋皇臺》詩雲：“天水茫茫問水濱，景炎輦道末全湮；白鷳海上猶同死，金甲雲中倘有神；天地至今爲逆旅，江山從古南胡塵；寒風吹斷西臺泪，我亦當時慟哭人。”又《九龍楊亮節廟》詩載：“鐵膽孰爲金甲將，紅光不見火輪兒；一生提舉勞王事，後死慈元係姊思；此去趙家無片地，誰知官寓有遺祠；神州又睹沉淪日，極目關山鼓角悲。”參閲上册，頁258。）。

（以上文段选自：趙雨樂《港粤文人的雅集與交遊》，原文收録於：2006年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文化中國的重構——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與活動》第154~176頁。）

黃佛頤（一九一七）

宋臺秋唱者，東官蘇選樓先生所輯也。嗟夫!讀水雲之野史，總是傷心；聽清碧之谷音，原難制淚。青天何世，滄海多風。長歌皆變徵之聲，遯跡亦思歸之操。玆編之製，曷容已歟？

宋臺僻在官富，曩隸寶安。遺臣之所曾躋，少帝之所暫駐。怒濤欲齧，屼嵲千霜；危石誰銘，荒涼三字。九龍真逸管寧辟地，陳咸閉門，纂述餘閒，斯焉登眺。當夫霜天素節，海國蕭辰。謝皋羽之西臺，偶從學子；王英孫之南墅，時集遺民。爰於丙辰季秋，同祝玉淵子生日焉。

天潢苦節，怨斜陽之易昏；嶺海遺忠，薦寒泉而共享。黃龍痛飲，匡復何年；朱鳥招魂，哀歌有客。咸成騷些之作，足譜神絃之章。固已激齊館之商飆，奪梁臺之清吹。他若鶴嶺踏月，鯉門望潮。捫亮節之廟碑，重蒐史闕；拾景炎之宮瓦，彌珍研材。白石續冬青之辭，攖寧贈離黍之什。靡不哀散林木，響淒煙霜。期共溯夫流風，屑徒描夫光景。斯又言茂陵於灞上，金狄如逢；閱典午於雒中，銅駝欲泣者矣。

嗚呼!蘇劉義之不返，翊戴無繇；馬南寶之孤吟，感傷奚補？詩溫酒熟，難覓可人。水剩山殘，矧非吾土。覽斯集者，其將如洪稚存所云，讀臧洪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眥先裂血乎？抑第眎為天地間集一流，而祈與月泉吟社之列乎？各存會心，靡所逆睹已。歲在彊圉大荒落立春日鐵城頑豔生黃慈博謹序。

《宋臺秋唱序》注解集評

黃佛頤(一八八六～一九四六)，字慈博，號慈溪，廣東香山人。宣統元年拔貢第一。工詩文詞，窮研鄕邦文獻。曾任廣東通志局分纂、香山縣修志局分纂、廣州時中學校校長。遺著有廣東元明經籍槧本紀略、紹武實錄、廣州城坊志、廣東鄕土史、拜鷗草堂詩詞集、邃軒駢體文鈔。

《宋臺秋唱序》古诗句出处：【陳永正】馬南寶詩云：「翔龍宮殿已蓬飄。此日傷心萬國朝。目擊厓門天地改，壯心難與海潮消。」「黃屋匡扶事已非。遺黎空自淚沾衣。衆星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余曾三訪宋臺，徘徊瞻眺，青天滄海，何世人間，未嘗不臨風嗟悼也。【張解民】綜觀吾國歷史，宋亡色彩最悲壯。何則?昏君佞臣禍國殃民一如他朝，百餘年間以半壁江山費力撐持，而士風民氣並未隳墜，天崩地坼之際，輕死重義，以人格情操輝映後世之忠臣烈士，遠多於他朝。厓山一役，特曲終之悲音耳。嗚呼，不以成敗論英雄，殆是之謂歟?予謂宋人未可輕忽也。【許紹鋒】夫弔宋臺哀厓山者，非爲趙宋，而憂憤於天下之不復，更痛惜於斯文之將喪。【徐晉如】商聲滿紙，如怨如訴。【官劍豐】如聞悲泣之聲，低迴吟誦，潸然涕下。甚矣哉，遺民文章之移人也。【鄒金燦】激痛錐心，迴響纏綿。

【附录二】趙雨樂：九龍城的文人與義學教育

清代九龙城

　　商人和文化人的微妙結合，在明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十分普遍。資本主義的興起早已使傳統的士、農、工、商的四民分野，轉變爲士商混合的精英形態在上，工農的勞動形態在下的社會格局。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正式廢止，中國經歷漫長的政治動盪，士人必須尋求各種出路，其社會的流動身份與黏合能力遂更爲强烈。無論士人階層如何轉化，他們的教育經驗往往提高了整體社區的文化内涵，而且知識份子對家國的使命感，使他們容易由社區認同昇華至國族認同的層次，重新進行文化詮釋。

　　如前所述，九龍城的文化圈逐漸形成，有賴華人社群對本區的認同，而商業因素又促成了聚合的客觀條件。但是，九龍城自身的文化歷史觀重建，却是由二十世紀後新移入該處的文化人所締造的。他們不同於十九世紀的城寨官僚仕子般，强調恪守功名、夷夏之别，但對社會善業的投入程度却無二致。這些人士多因中國受戰火威脅，南來寄寓香江，故感傷家國的情懷特别濃厚，而且身負前清秀才、孝廉之名，時常賦閒聚會，暢飲咏詩，形成頗爲獨特的文人圈子。例如東莞文士陳伯陶，可謂來居九龍的第二代的有識之士(辛亥革命後，由一九一三至一九年間，晚清的舉人、秀才等紛紛南來香港，可謂早期的知識移民，他們的舊學基礎深厚，辦學方式仍不離四書五經的内容。由於屬漢文私校，故此受“一九一三年教育則例”嚴格的執照監管。及至一九二〇至二九年，中國政局南北分裂，在國内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陸續移居港九，他們所辦學校，多在政府資助下成爲助奬學校，戰後亦多成功改爲輔助學校。詳閲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87-190。）。陳伯陶爲前清探花，曾編纂《東莞縣誌》，晚年居於九龍城長安街，對九龍城的歷史、地理，尤其南宋末皇帝駐蹕九龍的遺迹均作過考證(一九一七年陳伯陶撰《侯王古廟聖史碑記》.載科大衛、陸鴻基、吴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匯編》第二册，香港市政局。1986年，頁447-448。文中認爲城砦西北的侯王廟，乃紀念南宋末護宋帝昺南逃的忠臣楊亮節而設，其間有關宋帝如何由福州、惠州、藍尉而扺九龍官富場，繼轉赴崖山的路綫亦見考述。以後羅香林《宋皇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載羅氏《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第四章，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宋末二帝南遷輦路考》，載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宋皇臺紀念集》卷三，香港趙氏宗親會，1960年；饒宗頤《九龍與宋季史料》'香港：萬有通書公司，1959年等等，均對陳立論，進行更深入探討。）。他與蘇選樓、葉維屏、吴道镕等遺老，嘗相約賦詩宋王臺古迹，一時成爲美談(辛亥革命後，陳伯陶以遺民自居，曾與蘇選樓等尋訪宋王臺、候王廟諸古迹。根據方誌，重修宋王臺，並泐碑記。其間陳氏等人或賦詩見志，或圖繪畫册，由蘇選樓編爲《宋臺秋唱》，載簡又文（主編）、宋皇臺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宋皇臺紀念集》，香港趙氏宗親會，1960年。事見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15。）。昔日樂善堂内仍保存了陳伯陶親撰“樂以忘憂，事由發憤，善而不伐，志在安懷”的楹帖，旁有小字記爲“庚午年八月二十七日爲孔聖降先二千四百八十一年紀念，九龍全體民衆，上慕聖道之如日月泰華，亘古不變也，敬成此聯，借表瞻仰，並祝樂善堂不朽，俾斯士之民，得以長沾庇蔭之爾(見陳祖澤、樑培藻（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重刊本，陳祖澤出版，1986年，頁59。）。”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华民国五十年二月初版

罗香林、简又文、饶宗颐四十年代末避居香港，罗、简先后发表多篇关于闽广地区史事的专文，简所发表的《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引起饶宗颐的异议，与简掀起一场学术笔战，彼此来回论证。经几个月的时间，结集成《九龙与宋季史料》。

　　自此，九龍城的傳統文化形象逐漸深入民心，因此也吸引了愛好中國文化、關心祖國命運的知識份子移居於此。我們對陳伯陶的九龍活動所知有限，惟透過當時第三者的文人著述，仍可加深瞭解這個文人圈子的意識形態。黄詠雩（1902—1975）爲近代著名的南海詩人，父親黄顯芝爲廣州知名糧商，曾以糧餉支持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其間中山先生廣州蒙難，避於珠江永豐艦上，黄乃冒險運糧補給，得到廖仲愷親發國民政府嘉奬令，稱爲“愛國殷商”。承父教養，詠雩認同國父自由平等、仁義博愛、天下爲公、世界大同諸思想，曾出任廣東全省商會聯合會首届主席，二三十年代黄詠雩享譽文壇，與黄祝渠、黄慈博等南粤諸子合稱三黄，他們四處遊歷之餘，與容庚、羅雨山、張大千等名家時有過從(黄詠雩《天蠁樓詩詞》，載《芋園詩稿》全四册，廣州：出版社缺，1997年重刊，編者《前言》，頁1-3。）。

　　黄詠雩亦曾旅居香港，認識陳伯陶、吴道镕等名宿，對九龍城寨、宋王臺、楊亮節廟咏述頗多(同上，第二册，《過樑硯西九龍》、《九龍宋皇臺》、《九龍楊亮節廟》諸詩文，分别載頁22、197、198。）。其《感懷詩》三十二首中，記陳伯陶謂：

　　玉性鬆心潔，螭頭龍尾尊；瓜廬高隱宅，天水二王邨；野史遺民泪，春風望帝魂；宋臺翹首處，朱鳥怨黄昏。

　　字裏行間，道出陳氏身雖隱逸龍城，睹物却不免追憶國事。述另一遺老吴道镕，又盛稱：

　　文行自不朽，吾懷吴淡公；詞章太史氏，道義古人風；粤海文征在，楚庭耆舊空；題銘珍賜硯，守黑識玄同。

　　一九三九年《九龍樂善堂特刊》編印，曾由宿儒朱汝珍親自題字，黄氏對朱氏的咏贊爲：

　　瑚璉玉堂器，鸞凰阿閣階；紫陽弘理學，秀水寫風懷；天地方昏墊，烽烟久晦霾；千春詩社散，風雨聽喈喈(同上，頁41-42。）。

　　黄氏尊陳、吴、朱諸人爲太史，對他們咏頌九龍史迹，編撰《宋臺秋唱》的雅事顯然甚爲瞭解，從其《天蠁樓詩詞》中的《九龍盤園賦贈陳太史子礪》四首，首篇載有：“宋臺秋唱西臺哭，朱鳥招魂逝不還”等語，已可見一二。總括而言，陳伯陶爲首的文人社群，對九龍風物賦詩吟頌，不但提昇了他們的社交知名度，并且與樂善堂等九龍地區組織，産生長期的網絡關係。

（本文收録於：2001年5月香港趙雨樂、鐘寶賢主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第116~119頁。）

【附录三】附近其他相关古迹

宋皇台周围还有一些与南宋末年历史有关的遗迹，但多已湮没无闻，以下一一述之：

（1）金夫人墓与耿迎禄墓。

此外，昰昺二帝南逃期间，帝昰母杨太后（并非宋真宗之杨淑妃，而是宋度宗的杨淑妃）以爱女晋国公主（帝昰之妹）同行，后堕海溺毙，尸身找不回，于是为其铸造金身以纪念，葬于今九龙城区，人称“金夫人墓”。20世纪前，晋国公主墓冢原设于宋王台西北不远的小丘上，并建有一座大碑，后因兴建圣三一堂而给湮没。

陈伯陶称二墓“在宋王台西”（见《侯王古庙圣史碑记》）。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

“耿迎禄墓，在官富山，碑刻‘耿氏迎禄墓’五字。金夫人墓，在耿墓侧。相传慈元后女晋国公主溺死，铸金身以葬，镕铁固之。”

陈伯陶在《侯王古庙圣史碑记》一文中指出：

“耿迎禄墓，县志不详为何许人。疑亦随宋二王南奔死葬于是者。”

简又文则认为县志记载及陈伯陶之说不确：

“考慈元后即杨太后，有少女为帝昰之妹（见《厓山志》），从南宋制封‘晋国帝姬’（见《赵姓族谱》），死时仅七八岁，何得称为‘夫人’？观此，纵此墓真为晋国帝姬葬处，墓碑断非当时朝廷所立。如谓为土人所立，又何至有‘金夫人’不伦不类之称？况‘金夫人’并非‘俗称’，墓上立有丰碑，刻有大篆，尤非当时附近朴鲁贫寒之土人所能办者，必原另有‘金夫人’其人可知。‘舒志’（指嘉庆《新安县志》——引者注）只云‘相传为晋国公主墓’，从历史上严格言之，则此传说未可信也。”

至于陈伯陶对耿迎禄墓的考证，简又文认为：“此说比金墓传说尤乏证据，故尤不可信。”（引自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

以上二墓，今已无存。陈伯陶《宋晋国公主墓诗·小序》云：“十年前（一九零六年——引者注），碑址尚存。近因牧师筑教堂于上，遗迹湮没矣。”

吴灞陵曾去探访金夫人墓与耿迎禄墓之遗迹，但一无所获：

“再跑到那晋国公主墓所在地去。那是一座小山，在宋王台西，与台址相隔约半里。山顶有一所三一圣堂，是一幢占地数十丈的洋房，为当时一间女校的校址。这建筑物，已经有些破旧的样子。据说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历史。我在这山的前后左右察视过，也没有一些‘金夫人墓’、‘耿迎禄墓’的遗迹！”

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一文称金夫人墓与耿迎禄墓“皆在宋王台西北之小丘上。丘临英王子道（今太子道——引者注）与谭公道之间。上建有教堂，今以筑路掘山，教堂遂毁。然遍寻此丘，皆不见此二墓者”。可见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之时，山上的“三一圣堂”也不存在了。

（2）二王殿村与上帝古庙。

据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官富驻跸，《宋行朝录》：‘丁丑年（一二七八年——引者注）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建北帝庙。”陈伯陶在《侯王古庙圣史碑记》中称：

“今宋王台之东南（按“东南”当为“西南”之笔误，因为宋皇台之东南方向为大海，不可能有村落存在，参见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与简又文《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有村名二王殿。旁有上帝庙。庙后石址犹存，即其地也。”

陈伯陶的《宋行宫遗瓦歌·序》对此的考证更为详尽：

“官富场宋皇台之东，有村名二王殿。景炎行宫旧基也。《新安县志》所称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庙即此。今庙后石础犹存。其地耕人，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坚如石，虽稍粗朴，然颇经久。考景炎自福州航海，后由泉而潮，而惠，极为狼狈。至二年二月，次广之蓝蔚山。四月，进次官富场。其时张镇孙复广州，文天祥、赵时赏等，由梅州分复吉赣诸县，进围赣州。张世杰讨蒲寿庚，陈瓒应之复邵武军。淮兵在福州者，亦谋杀王积翁以应。世杰兵势颇振。故景炎得于其间缮治宫室，为久驻计。其后诸路皆溃，敌氛渐逼，遂败走秀山、井澳间。至祥兴之世，厓山不守，而宋亡矣。”

上帝古庙所在的露明道花园全景

二王殿村及行宫故址，今已不可寻得。黄佩佳《九龙宋王台及其他》一文称：

“至于二王殿之故址，陈氏谓‘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庙’。惟今日谭公庙之北帝庙，乃因二王殿村开辟市区而改建于此者，时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引者注）间也。……今日北帝庙之所在，既非二王行宫故址，则石础与遗瓦，当不可复得矣。过其地者，惟有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今日九龙一带之露明道尚存有上帝古庙遗址。许多学者误以为其地乃二王殿村故址，实则它所在的村落名古瑾围。尽管与二王殿村无关，但古瑾围与南宋末年的历史仍然是有联系的。据罗香林先生《宋王台与宋季之海上行朝》一文记载：

“按自九龙城至红磡间，盖有古瑾围村。村北有石山，状如马头，称马头角，故其村亦称马头围焉。据故老相传，当帝昰等离官富场时，以宗室人众，仓卒不能从行者，多变名而匿居于马头角一带，后乃立古瑾村。以村之四周，有墙垣围绕，故亦称古瑾围焉（饶玖才称：“‘瑾’是赤色美玉，取名‘古瑾’，可能是村民暗喻其祖先为皇室贵胄。”引自饶玖才《香港地名与地方历史·土瓜湾的古今》）。王崇熙纂《新安县志》卷二《舆地略·都里·官富司管属村庄》，亦载‘古瑾村’一名。今附近梨芬道之上帝古庙，内壁所嵌碑刻、有：‘光绪二十二年丙申（西元一八九六年）仲冬吉旦重修，古瑾围信士’某某，捐银若干等字样。则其村至光绪初叶，尚完存也。此村旧有石砌小庙，中塑男女神像，衣冠作帝王与皇后形状。据故老相传，是即赵氏祖先。其村内赵氏，原为宋之宗室后裔，殆无可疑。张世杰于厓山失败后，仍欲再立赵氏之后，则其心目中，必知尚有此类匿居于沿海之宗室遗裔也。惜至光绪末叶，古瑾围赵氏，悉迁居于东莞县等地，其围中各姓，乃先于清雍正以后，自广东内地所陆续迁入者。立村之赵氏后裔，已悉居别地，而古瑾村旧名，遂以隐没。今日市民，则多仅知其为旧名马头围矣。”

至于古瑾围之上帝古庙，它所供奉的“上帝”，并非是基督教信奉的上帝，而是指“北极玄天上帝”，简称“上帝”或“北帝”（引自饶玖才《香港地名与地方历史·土瓜湾的古今》）。其庙之历史，据饶宗颐《九龙古瑾围上帝古庙遗址辟建公园记》记载：“是庙曩有碑记，题乾隆重修马头围北帝庙。……马头围，即昔之古瑾围。……此古庙相传已久，且为古瑾围耆老所崇祀。……庙久倾圮，只剩门额，香港政府念旧构之就湮，即此仅存者，恐归泯灭，谋所以永之。乃即其地，缭以瓮垣，植以卉木，辟公园以为游憩之所，与宋皇台公园相丽，俾登临者，得以咨嗟咏慕于其间，其扢扬文化史迹之功，岂不懿欤。”上帝古庙如今仅存石门门额及对联：“真义著千炼，煌煌气象；武功超万古，赫赫声灵。”其遗址被香港政府辟为露明道公园。

饶宗颐撰写的《九龙古瑾围上帝古庙遗址辟建公园记》

（3）侯王庙

九龍城侯王廟位於黃大仙區近九龍城的聯合道與東頭村道交界，獲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評定爲一級歷史建築物。

有關此廟的緣起，說法不一，清朝學者陳伯陶指該廟所供奉的侯王為南宋功臣楊亮節，並於一九一七年寫成一篇「侯王廟聖史碑記」，將侯王廟的淵源及侯王的史蹟刻石安放在廟內。另一說法指侯王是一位曾為宋帝昺治癒失眠症的楊姓村民；而另一學者則指侯王是曾協助宋兵抗元的楊姓人家的祖先。雖然歷史上對侯王的出處未有定案，但可知該廟與宋帝南渡有密切關係，而一般人多認同第一種說法，即侯王是指楊亮節。據稱南宋末代皇帝，即宋帝昰及帝昺曾在侯王楊亮節的襄助下南逃至九龍，楊氏護駕有功，世人敬其忠義，所以建廟以紀念他的功績。

九龍城侯王廟大約應該建於清朝雍正八年 (1730年)，並先後在道光二年 (1822年)、咸豐九年 (1859年) 及光緒五年 (1879年) 重修，最後一次在1917年由陳伯陶率眾重修，所以該廟最獨特的是中國傳統廟宇的建築風格。廟內是以三幢式建築設計，由正門進入是正殿，中央供奉侯王像；左面分別是羅漢堂、佛光堂及龍華堂。羅漢堂及佛光堂前有一個小庭園，庭園牆頭的石灣人物雕塑精美，色彩鮮明，與正殿前古色古香的亭子相連。遊客要先經過亭子，才能入廟敬神。除侯王外，廟內亦供奉充觀音、太歲、諸仙菩薩、十八羅漢及三寶佛，可見侯王廟是一個多神祭祀的廟。

　　廟宇由於建築年代久遠，廟內保存了不少具有文化藝術價值的文物，包括多組置身於牆身的石灣浮雕、刻有「侯王座前」四字的鐵香爐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龍司官員許文深所立、一筆寫成的「鵝」及「鶴」字石刻、多面匾額包括「至誠前知」木匾為同治光緒年間駐守九龍寨城廣東大鵬協副將賴鎮邊所送、「折洋鋤盜」為光緒十四年（1888年）大鵬協副將何長清等所送。

道光二年（1822年）所立的《重修楊侯王宮碑記》，是九龍黃大仙區最古老的碑刻。

　　每年農曆六月十六日的侯王誕是九龍城侯王廟最重要的盛事。在一九六零前，侯王誕是每年的民間盛事，曾被當時的史地書籍稱為「遊客沒有一個不去膽仰過」、「以香火之盛，在港九廟宇中，列入第一等」，可見這時候的侯王廟地位不凡。不過先附近的黃大仙廟興起後，從前香火頂盛的情況已不復見，但在東涌及大圍等地的侯王廟，仍保留惜日傳統，在侯王誕舉行慶祝活動，節目主要有「神功戲」、舞獅、舞龍、燒爆竹及聚餐等，目前是酬神祈福。

　　九龍城侯王廟標誌著南宋楊亮節護駕忠義的功績，亦保留中國傳統廟宇的建築和不少具有文化藝術價值的文物。每樣歷史遺留下來物品都道出南宋皇帝與香港的緊密關係，進一步鞏固了「宋代九龍歷史」的地位，而侯王更成為九龍城區居民，二百多年來所敬仰及祭祀的主要對象。

陈伯陶撰写的《侯王古庙圣史碑记》

（详细考证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8741e0d0101555e.html ）

宋皇台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南宋末年，陆秀夫、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矢志抗元，誓不投降，以光复宋朝帝业为己任。他们为此所作的种种努力，实属“知其不可而为之”。然其精神则深为后人所仰慕。饶宗颐称：当日“其君臣流离奔迸，故知不可为而为之，虽事过境迁，其遗闻轶响，犹传播于吊古唏嘘者之口；而敬慕之者，更千年而未有已。乃知是非之心，历今古而罔替”（引自《九龙古瑾围上帝古庙遗址辟建公园记》）。简又文亦述此意，他在《宋末二帝南迁辇路考》一文中称：“余作宋皇台遗址考证竟，不禁感慨系之。忆明儒陈白沙先生书赵瑶厓门奇石诗云：‘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信足悲矣。虽然，景炎、祥兴皆已矣。孰意六百余年后，天壤间犹余海角弹丸之地，他山之石，有宋存焉。此以见人心思汉终不可劘灭。非心匪石也，而自有其不可转者存焉，则亦可以兴矣。”所谓“人心思汉终不可劘灭”也就是饶宗颐所说的“是非之心，历今古而罔替”。民国初年，陈伯陶等人考证宋皇台史事，并作诗吟咏。苏泽东在《宋台秋唱序》中用“吊古即以况今”一语来概括陈伯陶等人有关宋皇台的诗文，极为恰当。他们之所以十分积极地发掘九龙地区与南宋末年历史的联系，一方面是要寄寓自己对于故国的眷恋之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时代变迁的感慨与无奈，所谓“痛河山之历劫，怀斯人而与归。其歌有思焉。其声有哀焉”（引自吴道镕《宋台秋唱序》）。宋末史事的真相，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陈伯陶、简又文等学者的心灵世界，以及他们在历史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