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突然从大家特有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 | 极简俄罗斯文化史

双11过去了，各位买书的积极性都要低很多了吧？看这书也贵，那书也贵，该买的都买了，暗暗期待下一次的优惠日。

理想国天猫店，双11涌进好多人流，据观察：理想国译丛M（黑拱门）、《文明的故事》、《书店日记》等是最受欢迎行列的。

关于黑拱门的照片，大家纷纷晒秀，微信头图这张动人。黑拱门已经出到第37种，最新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已上架。

不过今天推荐的是早先的《娜塔莎之舞》。可当作一篇“极简俄罗斯文化史”看看。

隐藏在“同志 伏特加！”背后的俄罗斯

文：白玉京

与其说是一部文化史，毋庸说这本书回答了一个问题：是什么构成了俄罗斯民族？这个斯拉夫民族，由斯堪地纳维亚人来到这里建立的基辅罗斯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从几个角度剖析了这一民族的形成。

欧洲的俄罗斯

虽说是横跨欧亚大陆，但是无论从人种，宗教，文化沿袭和自我认同，俄罗斯都是欧洲的一部分。选址接近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的建立，是俄罗斯文化崛起的开端，彼得大帝访问欧洲之后在一片湿地上神奇地建造了这座欧化的城市，建筑街道和风格，甚至这个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是欧化的。

“圣彼得堡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乌托邦工程，目的是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新塑造成欧洲人。彼得认为，为了成为彼得堡的公民，必须将莫斯科那些昔日俄国‘黑暗’和‘落后’的风俗抛弃，作为一个欧洲化的俄罗斯人，跨进西方进步和启蒙的现代世界。”

彼得大帝选择仿效荷兰和英国的海军，建立瑞典和普鲁士风格的军事学校，借鉴日耳曼人的法律体系，又从丹麦人那里套用文官体制。

不得不说，现在回看这些都是很聪明的选择，而在这些之上，俄罗斯深受法国文化的哺育。叶卡捷琳娜大帝从孩提时代就开始阅读法文书籍，在成婚并皈依东正教之后她也开始研读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我们将会看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对启蒙运动的兴趣成了她日后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叶卡捷琳娜大帝

（俄罗斯史）一百年后，俄罗斯的贵族只说法语，把法国当作精神母亲，到什么地步呢？《战争与和平》中的人们的对话充斥了大量的法语，而据沃尔孔斯基家族的法语老师回忆，在她为这个家庭服务的50年里，除了向仆人发号施令之外，她从未听过沃尔孔斯基家的人说过一句俄语。“俄罗斯最温文尔雅的文明人却只会说一口农民腔的俄语，而这还是他们小时候从仆人那里学来的。”

俄罗斯自认为是欧洲人，但是直到今天，俄罗斯是否为欧洲真正接受了呢？

“或许俄国人认为自己是和亚洲有关系的欧洲人，但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就是‘亚洲人’。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自己国家中‘亚洲般的落后’心生愤恨。他们迫切渴望能够被西方人平等看待，能够进入并成为欧洲主流社会的一员。但当他们被西方人排斥或者感到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被小看，即使是最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也会心存不满，并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豪感（作为一个亚洲式地域辽阔的国家）。”

十二月党人对现代俄罗斯的意义

费吉斯把他们称作“1812年的孩子”，在拿破仑横扫欧洲之后入侵俄罗斯的时候，1812年，一批俄罗斯贵族带领着由农奴组成的军队来到战场。

四年后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打破绝对阶级隔阂之后同吃同住同战斗的环境让这些说法语的贵族意识到那些农奴也是有思想有感情，道德高尚的人。这些受了伏尔泰思想启蒙的年轻人，在同袍情怀之后，在看到真正的人之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了农奴制度的不合理。

“战后，具有民主思想的军官回到他们的庄园，心中怀着对农奴前所未有的责任。许多人像沃尔孔斯基一样，收养了阵亡士兵的遗孤，或者出钱让那些在1812年战争中展现个人才华的农奴接受教育。”

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作为十二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甚至被指示将普希金招募到起义当中。普希金十分倾向十二月党人的理念，据他宣称，因为看到一只野兔跑过，十分迷信的普希金决定临时取消行程。

这些贵族将领们期待着一呼百应，而事实上，“聚集在元老院广场的大部分士兵都不知“宪法“为何物（一些人以为那是君士坦丁的妻子）。”当然，起义没有悬念地失败了。

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故居

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是亚历山大一世少年时的朋友，他每天和沙皇一起用餐，也是少数几个未经通报即可进入沙皇私宅的人之一。也许正因如此在对二月革命党人的处置中，被背叛的感觉使得沙皇对他的惩罚格外严厉。他被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他的妻子如同大部分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选择跟随自己的丈夫，尽管她甚至无法和当地人沟通，而不得不借一本《圣经》来学习俄语。这个几天旋即失败的起义影响了一代人，也是俄罗斯废除农奴的发端。

事实上，沃尔孔斯基其实一直是君主制的拥护者，他的心愿并不是推翻沙皇，几十年后当他听到农奴改革法案公布的时候，他正在参加教堂的感恩弥撒，在唱诗班的歌声中他失声痛哭。“那是，他后来说，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刻。”

元老院广场上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但无论动机为何，废除农奴制度是俄罗斯现代化的基石，作为第一批为弱势者或者说其它阶级呼喊的精英，“1812年的孩子”影响深远。

俄罗斯的农民

在列宁拿着德国政府的资助从瑞士坐火车偷渡回国继而带领红军踏上红场之前的三十年，在俄罗斯曾有一个“走到人民中去”的运动，年轻的贵族子弟们与自己的家庭和故土划清界限后来到农村，模仿农民的穿着打扮，对简朴生活也身体力行。

他们怀着对自己阶级的罪恶感和对纯朴无罪自给自足的农民阶级的向往，致力建设一个“新俄国”。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情节很熟悉？事实上不仅仅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往往都与乡土结合。

作为一个圣人，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甘地在给尼赫鲁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以及世界要通过印度得到真正的自由，那么大家迟早会认可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将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城镇，居住在棚屋而不是宫殿。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

在60年代的台湾也是乡土文学的天下，朱天文作为城市精英的一员，曾经讲述年轻的困惑，当时左派文学是主流，她的作品不符合这个潮流，也曾无所适从。而我们呢，更是学着《落花生》长大的，农民这个概念被单纯地美化和标签化——纯朴，善良，勤劳。

从列宾到托尔斯泰，从素描到文字，艺术家们是真的看到劳动人民的苦难与力量，以及美。作为沃尔孔斯基的远方亲戚，托尔斯泰晚年住在自己的农庄中，白天和穿着破衣服农民一起劳作，晚上回到自己的豪华庄园，现在看起来很像cosplay，但托尔斯泰当年也算真诚，他甚至计划将遗产全部留给农庄的农民。

“许多贵族都想过一种简单的农家生活。这种非常‘俄罗斯式’的对‘真实生活’的向往，比起欧洲其他地方的浪漫追求——能促进文化发展，‘纯天然’或‘有机’的生活方式——来得更加深刻。其核心是对‘俄罗斯灵魂’的宗教愿景，它激励着虔诚的民族先知们——从19世纪30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到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去景仰农民的圣坛。”

无论是出于宣传的需要抑或是距离感的美化，俄罗斯和中国走在同一条路上。

事实上任何一类群体与其它没有什么不同，并非哪些天然就高尚或者洁净，抛却标签，背后是同样的人性，而无视这一点则是虚伪或者愚蠢。

对农村的回归和美化与民粹主义相互辉映，而契柯夫击碎了这些神话，他的《乡村》把农民作为一个形象拉下了神坛，在这之后，高尔基在《我的童年》回忆了小时候在乡下生活的经历，“这里是俄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贫穷，残忍，卑鄙，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在喝大酒，而女人则在宗教中寻找慰籍。”

东正教，灵魂和宽恕

东正教存在于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最起码是在几十年前皆如此。俄罗斯人最重要的个人纪念日一个是生日，一个是则是教名命名日。在文化中，旧礼仪派信徒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一个人物的后面经常跟着一句描述，路德派教徒，多明我会，清教徒，或者旧礼仪派。

东正教——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正统仪式”——十分注重宗教仪式的正统性，而旧礼仪派指的是当年在十七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坚持以原有的仪式进行宗教行为的一部分神父和教徒，他们曾被大批迫害和放逐。

苏里科夫最著名的一副画作，就是一个穿着貂皮的波雅尔贵族妇女在被雪橇拉去绞刑的路上，在雪橇上依然以三个手指指向天空，周围是一脸痛惜的民众（新教规是以两根手指进行祈祷）。

“在许多方面，旧礼仪派信徒对于普通人精神理想的追求都要比教会更加虔诚，他们也正是从这种追求中获得大众的力量。由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迫害，旧礼仪派发展出了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它吸引了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被压迫的边缘化群体，更重要的是那些反对政府破坏自己习俗以及干涉自己自由的哥萨克人和农民。

这些群体的核心理念是古代俄罗斯在人间建立纯粹精神世界的追求，它源于大众在‘神圣罗斯’中找到一个神圣王国的信仰，也是民族仪式的一种早期形态。”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果戈里，无数俄罗斯作品都充满了灵魂的拷问。

《群魔》剧照

一个想统治欧洲的亚洲国家

叶卡捷琳娜大帝，那个曾经是普鲁士公国的一个小公主，远嫁到俄罗斯之前，她的父亲曾经这么评价这个帝国：一个想统治欧洲的亚洲国家。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选择了东正教做为国教和西里尔文字，在当时统一联盟的信仰和力量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欧洲已经有了一个屏障，在之后蒙古人统治的400年中，俄罗斯彻底错过了文艺复兴。虽然彼得大帝之后，俄罗斯以黑马之姿杀入战局，但无论从文化，科技，人民素质各个方面皆是全面落后的情势。

蒙古人的统治到底在哪些方面深刻地塑造了这个地方，众说纷纭，但是在走哪条路又如何偏离，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点，在俄罗斯欧亚主义的历史学家看来，“一些人认为，在俄罗斯人的管理下，以威权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一种东方式的背离，是扭曲了马克思哲学的一种鞑靼人的影响，这种猛然脱轨走上另一条路径的做法是纯正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不会采取的。”

在书报审查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将所有文学作品都当作预言来阅读。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值得单独一本书来讲述。

从《红色轻骑兵》的巴别尔，到《生活与命运》的格罗斯曼，皆是满怀理想加入而后抽身反思，他们远不如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有名气，但是他们代表了一大批苏联的知识分子，被低估和被遗忘的说真话的边缘人物。

生活与命运

9.3

[俄罗斯] 瓦西里·格罗斯曼 / 2015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多年前，巴别尔找到高尔基问我应该如何真正地写作和创作，高尔基说，到人间去。

这句话真的一点都没有错，高尔基也是这么做的，他从意大利回到苏联也许心怀疑虑，但是，身为创作者，流亡于自己语言和土地的苦恼与抽离终究让他跟随我心，后来发生的是什么呢？

“正是这场会议上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尽管当时高尔基并没有料到日后它会成为苏联所有文艺工作者要遵循的正统教条。高尔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会把19世纪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浪漫主义传统统一起来。它既要描绘苏联平凡的真实日常生活，也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愿景。但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解，它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应当描绘苏联生活的应然，而非实然。根据这套程式，艺术家只能创作出与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论述严格一致的作品。”

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在创作与被流放之间突破着挣扎着，“自斯大林于1936年对他的音乐进行批判以来，肖斯塔科维奇在自己的音乐中发展出一种双重话语，用一套来取悦克里姆林宫，而用另一套来满足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公民的道德良知。

他对外总是在宣扬胜利。但是在这套给苏维埃歌功颂德的官话底下，有一种更轻柔更忧郁的声音——只有那些感受到他音乐中表达出的苦难的人，才能听出这仔细隐藏起来的讽刺与不满。”

在当代，中文网站上只有网友和某些管理员才能理解的笑话，或者甚至不是笑话，只是广播出现某些特定词组。凭借这对笑话共同的共鸣，管理员得以识别这些微妙，并迅速处理。

关键问题不在于何种风格的艺术，对艺术理解的偏颇与争论，关于以何种方式表达自我，关于自我与集体，关于对社会主义和公正的争论，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最关键的一点在其实当年就被定性了，“布尔什维克念兹在兹的就是要创造一种新人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历史发展到恶的产物，因而可以用一场针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革命加以改变。”

而现在甚至更甚之，生活方式已经涵盖到了小吃店招牌样式和电视剧画面胸部裸露的程度。我们以为历史如螺旋般循环向前……而我们无能为力更为羞愧痛苦的是从未真正为之努力。

阿赫玛托瓦的儿子被送去西伯利亚，她自己一个人住在喷泉宫，被监视，所有的创作有可能反噬到自己和家庭。后来，正如阿赫玛托娃在她简短的《代序》中所写道的：

在那令人担惊受怕的叶诺夫年代，有17个月我是在排队探监中度过。一天，有人把我“认出来了”。排在我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她虽然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却突然从我们大家特有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我耳边低声问道（在那个地方人人都是悄声说话的）：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么？能。我说。于是，在她那曾经是一张脸的部分掠过一丝似乎是微笑的表情。

后来，这是阿赫玛托娃写于那个时候的诗：

不，我并非在异域他邦，

也不是在别人的羽翼下躲藏——

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当自我阉割文化，丧失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力的时候，它就离衰落不远了。但是到底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些？当年，被查禁时期，布哈林站在曼德尔施塔姆一边进行了干涉，警告斯大林“诗人总是正确的，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他说的没错，而这就是导致曼德尔施塔姆被查禁的那首诗：

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便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在某处只用半低的声音，

让人们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相关图书

娜塔莎之舞

9.2

[英] 奥兰多·费吉斯 / 2018 /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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