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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很清楚，别人没有给她们开辟其他出路”

上海译文新文本 2019-11-07 10:37:15

女人的处境与特征

文｜[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译｜郑克鲁

摘自｜《第二性》（限于篇幅有删节）

- 声明：转载先请私信联系 -2014年

《第二性》2014年精装合卷版

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处在一个偶然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道德不再适用，品行无关宏旨。

当道貌岸然的男子谴责她们自私、做戏、说谎时，她们尤其报以嘲笑：她们很清楚，别人没有给她们开辟其他出路。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从古希腊直到今天，对女人的指控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女人的状况经历了表面变化，但仍然是一样的，是它确定了所谓的女人“特征”：她“沉溺在内在性中”，她性格矛盾、谨小慎微、平庸无能，她没有真实的观念，也没有准确的观念，她缺乏道德，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爱说谎、会做戏、自私……在所有这些断言中，有真实的成分。只不过，人们所揭露的行为不是激素给予女人的，也不是在她的大脑机能区域中所能预见到的：这些行为是由她的处境造成的。

她们处境的矛盾由此而来：她们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和这个世界被否认的领域；她们封闭在这个领域中，被男性世界所包围，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安居。她们的顺从总是夹杂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夹杂着接受；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接近少女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更难坚持住，因为对于成年女人来说，不再仅仅是通过象征去梦想她的生活，而是体验生活。

人们责备她们的许多缺点：平庸、卑微、胆小、小心眼、懒惰、轻浮、奴性，不过是表现了她们眼界闭塞这一事实。人们说女人耽于肉欲，沉迷在内在性中，但首先是人们把她封闭在里面。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当人们把她关闭在自我和家庭的范围内，责备她自恋、自私和随之而来的虚荣、易怒、恶毒等等时，也表现出同样的轻率；人们剥夺了她和他人具体交流的可能性；她在自己的体验中感受不到团结的召唤和好处，因为她全身心倾注在自己的家庭上，与外界隔绝；因此，人们不会期待她朝向一般利益超越。她执著地固守在她唯一熟悉的领域内，她在这个领域能够控制事物，并获得并不可靠的至高权力。

然而，女人徒劳地关上大门，堵塞窗户，她在家中找不到绝对安全；这个她敬而远之、不敢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她；正因为她不能通过技术、可靠的逻辑、确定的知识抓住它，她便感到自己像孩子和原始人一样被危险的神秘包围。

她的操心反映了对既定世界的怀疑。如果她觉得它充满了危险，随时会陷入大灾大难，这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感到幸福。大部分时间，她忍受不了逆来顺受；她很清楚，她所忍受的是不由自主地忍受的：她是女人，从来没人向她求教；她不敢反抗；她不情愿地顺从；她的态度是持续的怨天尤人。

一个自由的个体对他的失败只责备自己，他承担失败的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发生的，是他人要对她的不幸负责。

女人肯定是因为她的生活在无力反抗的背景上消泯于无形，才动辄哭泣；无疑，她在生理上不如男人能控制交感神经系统；她的教育教会她听之任之：禁忌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因为狄德罗、邦雅曼·贡斯当就常常泪如泉涌，而自从习俗不让男人哭泣，男人就不再哭泣了。而且女人总是准备对世界采取一种失败的姿态，因为她从来不曾坦率地接受过这个世界。男人接受这个世界；不幸本身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会面对这个世界，不会“被人打倒”；而只要有一点不快就足以让女人重新发现世界的敌视和命运的不公正；于是，她投入最可靠的庇护所：自身；她脸上的热泪，她哭红的眼眶。

人们希望她被打败：她陷入失败中，沉入水底，淹没了，摆脱注视她的男人，后者像在瀑布面前一样无能为力。他认为这种方法不够光明正大，但她认为，从一开始斗争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因为没有让她掌握任何有效的武器。她再一次求助于魔法咒语。她的哭泣能激怒男人，这使她更有理由采用这种办法。

有大量的女性行为应当理解为抗议。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常常出于挑战而不是出于乐趣对丈夫不忠；她故意冒冒失失和大手大脚，因为他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厌恶女人者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女人缺乏“准确感”。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多么顺从地屈服于时间的要求。她是故意迟到的。

可以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女人是拒绝男性逻辑的。男性逻辑不仅不切合她的体验，而且她也知道，在男人手中，道理变成一种暴力的狡黠形式；他们不容置辩的断定，目的在于欺骗她。男人想把她封闭在两难境地中：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从所接受原则的整个体系来看，她应当同意：拒绝同意，就是拒绝整个体系，她不能让自己引起这样的哗然，她没有办法重建另一个社会。然而，她不能接受它。她处在反抗和受奴役中间，违心地忍受男性权威。在每一个场合下，都必须通过暴力让她承担半推半就地服从的后果。

男人乐意依据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公民向普遍性超越，会获得道德的尊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他有权实现欲望和快感。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处在一个偶然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道德不再适用，品行无关宏旨。

他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涉及价值；他根据大家普遍承认的法律，面对其他自由，他也是一种自由；但在女人身边——她是为这个目的被创造出来的——他不再承担他的生存，他投身于自在的幻影中，位于非本真的层面上；他表现出暴虐、虐待狂、暴力，或者幼稚、受虐狂、爱抱怨；他竭力想满足自己的困扰和嗜好；他“放松”自己，以自己在公众生活中获得的权利的名义“无拘无束”。他的妻子往往被他的言辞、他的公开品行的高格调和“他暗中不懈的新花样”之间形成的对照弄得很惊讶，就像苔蕾丝·德斯盖鲁一样。

他宣扬重新增加人口，他善于控制生孩子，不超过他感到适合的范围。他赞扬贞洁和忠实的妻子，但他勾引邻居的妻子通奸。我们已经看到，男人多么虚伪地宣布，堕胎是犯罪，而在法国每年有一百万女人弄得要人工流产；丈夫或情人常常迫使她们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他们也时常暗示，有时这是有必要的。

他们公开期望，女人会同意犯轻罪：她的“不道德”对男人所尊重的道德社会的和谐是必要的。这种口是心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男人对卖淫的态度：是他的需求产生了供给；我已经说过，妓女以何等厌恶和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他们谴责一般的恶习，但对自己个人的嗜好表现得极为宽容；人们却认为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而不是嫖娼的男性属于淫乱和堕落。

有一则逸事阐明了这种精神状态：

上世纪末，警察在一家妓院发现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们为一个案件作证，她们提到她们的主顾是一些地位显赫的先生，她们当中的一个张嘴要说出一个名字，检察官急忙阻止她：不要玷污一位体面先生的名字！一位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先生在破坏一个小姑娘的处女膜时，仍然是一位体面的先生；他有弱点，但谁没有弱点呢？而进入不了普遍性的道德领域的小姑娘——她既不是法官、将军，也不是法国的大人物，而只是一个小姑娘——是在性的偶然性领域完成她的道德价值：这是一个淫乱的女子，一个堕落的女子，一个宜进教养院的邪恶女子。

在大量情况下，男人可以不用玷污自己高尚的形象，与女人合谋，做出一些她要受到谴责的行为。她不懂得其中的微妙；她所懂得的是，男人并不按照他所宣扬的原则行事，并且要求她违反这些原则；他口是心非：因此她并没有给他她假装给他的东西。

她会是一个贞洁和忠实的妻子：她悄悄地向自己的欲望让步；她会是一个出色的母亲：但她小心翼翼地实行“节育”，必要时会做人工流产。男人公开地责备她，这是游戏规则，但他背地里又感激她的轻浮或不育。女人扮演这类间谍的角色，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枪决，如果成功了，就会得到充分的奖赏；男性的一切无行都由她承担：不仅妓女，所有女人都被用做体面人所居住的窗明几净的宫殿的阴沟。随后，当人们向她们谈到尊严、荣誉、光明磊落和所有崇高的男性品德时，她们拒绝“同意”，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当道貌岸然的男子谴责她们自私、做戏、说谎时（于勒·拉福格：“所有这些神态娇弱，由于过去做奴隶积累而成的假正经的女人，没有别的得救的武器和谋生手段，除了这种不知不觉的、等待时机到来的、勾引人的神情。”——原注），她们尤其报以嘲笑：她们很清楚，别人没有给她们开辟其他出路。

男人也“关心”金钱和成功：但他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去获得；女人被指派扮演寄生者的角色：凡是寄生者都必然是一个剥削者；她需要男性获得人类尊严、吃饭、享受和生育；她正是通过性服务，才保证自己得到好处；既然人们把她封闭在这种职能中，她就整个儿是一个剥削工具。

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涉及坦率的交易。甚至男人也要求她对他做戏：他希望她是他者；但一切生存者，不管他怎样竭力否认，仍然是主体；他希望她是客体：她让自己成为客体；她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项自由的活动；这正是她最初的背叛；即使最温顺的、最被动的意识仍然是意识；有时，男性发现，她献身给他时，在观察他，评判他，就足够让他感到受愚弄了；她只应该是一样献出的东西，一个猎物。

然而，这样东西，他也要求她自由地给予他：在床上，他要求她感受到快感；在家中，她必须真诚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贡献；在她服从的时候，她应该假装独立，而在别的时候，她应该主动地演被动的戏。

她说谎是为了留住男人，他能保证给她每天的面包：吵闹和眼泪，爱情的激动，歇斯底里的发作；她说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出于自身的考虑才接受下来的暴虐。他鼓励她做戏，他的统治、他的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她以隐瞒的能耐去对付他；这样，她双倍美妙地报复：因为在欺骗他时，她满足了特殊的愿望，尝到了嘲弄他的快意。妻子、妓女在假装没有感受到的激动时，是在欺骗；然后她们和情人、女友嘲笑受捉弄的人的幼稚和虚荣心，她们怨恨地说：“他们不但没有‘搞到’我们，而且还想让我们因快感喊叫到精疲力竭。”这很像女仆的谈话，她们在做祭礼时说她们“老板”的坏话。

女人有同样的缺陷，因为她是同样的家长压迫的受害者；她也同样玩世不恭，因为她像仆人看主人那样，从下往上看男人。但很清楚，这些特征的任何一种都不表明堕落的原始意愿或本质：它们反映了一种处境。

“凡是有强制性制度的地方，就有虚情假意，”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在爱情上和在商品中都是密不可分的。”

男人很清楚女人的缺陷表现了她的状况，他们处心积虑地要维持性别的等级，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鼓励让他们蔑视她的同样特征。也许，丈夫、情人对于与之生活的那个特殊女人的毛病感到愤怒，但他们宣扬一般女性的魅力时，却认为女人与她们的缺点密不可分。如果女人不是忘恩负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怠惰的，她就丧失她的诱惑力。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当男人原谅弱小女人的幼稚错误时，感到自己是多么正确、强大、善解人意和宽容。因此，伯恩斯坦笔下的丈夫——与作者串通一气——对偷东西的、恶毒的、通奸的妻子十分温情，他们宽容地对待她，有分寸地表现男性的智慧。

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法国的殖民地移民，也希望黑人小偷小摸，懒惰，爱撒谎：他由此证明自己缺乏尊严；他让压迫者变得有理；如果他执著地表现得正派、光明磊落，人们就把他看做一个坏脾气的人。由于她不想与自己的缺点作斗争，相反，把它变成一种装饰，因而缺点变得更显著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