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彩红pi的奇幻旅行
来这里的路上，我们不停地睡觉，再醒来，“到哪儿了？”
“我不知道我们到哪儿了。”
这里有草垛、阳光、巨人一样的风车，还有在寒风中瑟瑟抖动的白杨，没有一件事能让人联想到土豆，或者土豆的衍生品：薯片、土豆炖牛肉，等等。
在一片看不出有任何作物的土地里，有几个妇女蹲在地上挖掘，好像整个下半身都已经陷进了土里。
“你翻着啥了？”
我走到田里去，脸上围着纱巾的妇女递给我一个土疙瘩，用手擦一擦，露出了红色耀眼的皮——是一颗土豆。
“我得走了，这里离北京实在太远了。”见到地里挖出来的彩色土豆已经下午四点。
为了搜集跟汪曾祺有关的故事，我们必须在张家口最后一垄土豆收获之前来到这里。他写过：自己在沽源的土豆研究所画《中国马铃薯图谱》——全国的土豆都在张家口育种。
遥远是关于沽源的第一印象，没有高铁，早上八点坐大巴出发，中午才能到张家口，再换公交车到张北县，但这里也还不是沽源。
因为汪曾祺的描述来到这个塞外孤城寻土豆的人不止我们，在我们之前寻访的人在网上说：沽源的马铃薯育种站撤了，还记得汪曾祺先生的赵姓老人到张北的坝上农科所工作了。
赵姓老人的原话是：“是有这么一个人，他不是姓三横一竖的“王”，而是加三点水的“汪”；这个人瘦瘦的，黄黄的；五十岁上下，性格温和，待人和气；住在第三排东边紧挨伙房的房子里；只呆了几个月，主要工作是画马铃薯的叶、花、茎、块茎，冬天没得画就走了”。
土豆的故事，总是在车马劳顿中发生，它跟我们一样，一睁眼就会问：“到哪儿了”。它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也被殖民者作为一种“战利品”带回了欧洲。
1845年，欧洲又发生了“马铃薯瘟疫”，差不多饿死了100万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迫使大约200万人逃离连岁饥馑的家乡。“在离开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的人中，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
上世纪20年代，一个旅行推销员在美国南部到处叫卖马铃薯自动削皮机，后来他自己创立了公司，这个疲惫奔波的推销员叫赫尔曼·莱，他的公司从销售削皮机进化到了销售薯片，名字是乐事(Lay‘s)。
汪曾祺说，他自己被流放到沽源，也是坐牛车去的：人说世间“三大慢”：等人、钓鱼、坐牛车。这种车实在太原始了，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饼子车”。真叫一个慢。
土豆是奇幻漂流的pi，相比起来，我们就是一个p。只花了四个小时就从北京到了张北，实在走得太快，也太短了，根本不值得抱怨。
要看汪曾祺画过的土豆，到张北也就能达到目的了，中国农业研究院在这里有20亩土豆试验田。中国土豆有470多种，每种一段时间，就要返回实验室脱毒，就是汪曾祺所说的：“调种”。
蔬菜花卉研究所的金黎平老师告诉我们，在这么高寒的地方，土豆是能坚持最久的种植食物，一过了国庆节，土豆收完，地里就没有作物了。
“所以我催着你们来看收土豆，再不看，这些土豆我们就都运走了。”
我们用小刀切开刚收的土豆，发现这些土豆的皮与内瓤是随机搭配的，紫皮土豆里有紫色的内瓤，但也有紫皮土豆裹着黄色的肉。这就是汪曾祺说的味道最佳的“紫土豆”——“皮色深紫，薯肉黄如蒸栗，味道也似蒸栗”；还有红皮土豆切开像萝卜一样，一圈白色的薯肉，裹着红色的心。
金老师说我们来得太晚，再早些时候，可以见到汪曾祺吃过的“男爵”——一个最大可以有两斤重，怪不得值得出成图谱。
金老师问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说是坐大巴来的，她看了看表说：“你们再不走，就赶不上最后一班车了。”仿佛我们是待运输的土豆，再不起身就会被遗落在这大风肆虐的塞外之地。
汪曾祺在沽源的时候，这里更加寒冷，有一年，雪下得跟城墙一样高。他在这里绘画，在张家口的新华书店买书，过流放的生活。
幸好他有美丽的土豆作伴，度过孤寂的生活。
回北京的班车，沿着山绕两个圈就已经看不见我们刚才待的那块田了，
“再来的时候你还能找到这块田么？”
“我觉得我一定找不到了。”
金老师教你做一个会吃土豆的中国人：
“中原土豆适合炒。北方土豆更面，适合跟肉炖在一起。西南地区的光照不充足，土豆鲜甜，更适合拿来煮汤。市面上卖的彩色土豆花青素含量高，但其它方面的营养物质跟普通土豆相比差别不大。”
如何从外表挑出自己喜欢的土豆：
“看个头，小土豆的干物质含量较高，吃起来比较面，大个儿的土豆水分多，吃起来更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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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热爱的土豆吃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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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摄影｜霍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