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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友记·第20集】那年那月那点菜

拦马书生® 2019-09-28 01:11:11

昨天晚上，紫薇兄预约了在西单苹果商店换电池，正好是饭点儿，于是约我和齐药师一起过去吃晚餐。

我们仨在在外面吃饭的机会不多，但每隔一两周都会一起下个馆子，这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美其名曰“吃大户”。对，我就是大户，他们吃的就是我，所以每次张罗饭局的是他俩，最后我来付账。

“吃大户”活动发起人其实是我，因为三个人里我收入最高，而且我消费最低，基本上是个有肛门的、直立行走的貔貅。根据因果原则，一个人挣得多花得少很容易遭报应，所以我请自己人吃饭也算是粪坑浇菜地——肥水不流外人田。

何况，9月截止到昨天26日，本月收入就已经超过之前八个月任何一个月了，必须得出点血。

昨天，紫薇兄上大众点评查了一下，打算抓紧夏天的尾巴吃一顿冷面，于是来到了西单“觅时森林”的顶层，找到了那家“玉流馆”朝鲜平壤冷面，据说这家店的食材都是从平壤空运来的，尽可能保持了原汁原味，而且服务员也都是土生土长的朝鲜国人。

果然，刚一搭话就发现服务员的口音很特别，虽然生硬，但也算流利，而且在摆盘子的时候不小心餐具掉在了桌子上，还本能里来了一句“矮呀妈呀”。我就问她是在哪学的汉语，她说她们都是在通辽培训的，我就笑了，说东北话学得不错啊。

我是辽宁沈阳人，初中及以前居住的地方，将近三分之一都是朝鲜族人，所以我从小就吃冷面、吃明太鱼、吃辣白菜。但昨天吃的那一顿和延吉餐厅比，还是后者的口味跟我小时候吃的更为接近，但是菜码大得可怕，虽然菜单上写一份冷面是300g，但给我的感觉有一斤多。硕大的高足铜盘端上来齐药师就喜欢上了，说好想买一套在家用。

席间，吃着辣白菜和萝卜丝，我想起小时候的事。

八十年代，到了九十月份，家家就要着手准备冬菜了。那时候物质匮乏，不准备冬菜，冬天真的没得吃，不像现在，即便天天吃西瓜、吃黄瓜也买的着。

那时候的冬菜，通常就是三种：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葱都是成捆成捆地买，每一捆都赛过一个成年人的腰粗；萝卜是用来腌咸菜的，大白菜自然不必说，是做酸菜和辣白菜的。那时的家庭结构跟现在不同，我爸妈那一辈人，同辈的兄弟姊妹都很多，没成家的跟父母住在一起，成家的很多也都跟父母住在一起或搭伙吃饭，所以买菜是大事、采购冬菜是大事中的大事，因为一旦采购的菜品有问题、不耐储藏或口味不好，就影响到了一大家子一冬天的饮食质量。

所以，对于采购冬菜这样的重头戏，基本都是像我奶奶这样提前退了在家带孩子的纯家庭主妇在掌舵。

记得很清楚，每逢这个季节的早晨，早晚温差很大的时候，奶奶就会把我裹严实，然后放在小推车里推上街寻觅冬菜了。那时候，家附近只有一个供销社、一个农贸市场，更多的都是从周边农村赶马车进城卖菜的菜农，要么一大车全是白菜，要么一大车全是葱。主妇们揣着钞票，各个神色凝重，挨个摊子、挨辆马车查验冬菜的品质，因为不是所有品种的白菜都适合腌酸菜，也不是所有品种的白菜都适合做辣白菜。再就是菜质本身的含水成程度决定着它的腌制方式——这都是我长大后才偷学到的。

有的老农很会种菜，菜种的选择也很聪明，马车一停，一堆家庭主妇就会围上去做鉴定，鉴定完毕，满意，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而且还会跟老农主动结缘：明天你还来吗？还是在这个地方吗？还是这个时间吗？

第二天再来，还是会一抢而空。

而有些菜农就相对比较倒霉，一辆车停在那一天都很难有人问津，对于冬菜的品质，主妇们的立场是比选男人还要坚定的。

然而对于菜农，冬菜的销售关系着一冬天的生计，尤其是过年。某种程度上，冬菜是他们的命根子。

记得我上小学的某一天，刚上课没几分钟，课程就被打断了，教导主任敲门进来，让一个浑身是土的农民指认几个学生，我们都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回事。等那个农民气汹汹地揪出20多个面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委——班上这20多位同学昨天在放学后跑到郊区的某家菜地里，又打又闹又祸害，糟蹋了人家一大片萝卜地，把人家的萝卜拔出来或扔了或掰了，还有的把叶子拔了，根留在地里，围种在地旁的黄瓜架子也给拽了……菜农从他们的校服风格问到了学校所在（我们当时每所学校的校服都不尽相同），凭着记忆把昨晚几个捣蛋鬼给认了出来。

最后，20几位同学一个一个给菜农鞠躬道歉，菜农气得流出了眼泪。

这样的情形，在而今的城市化社会里再也遇不到了。

饭桌上，据齐药师回忆，北京的人们就比较幸福了，因为当时有一种叫“菜站”的国营单位，专门提供优质的冬菜，备货充足，供市民选择和购买，不用满大街找马车。而在工人阶级们普遍月薪只有两三百元的年代里，齐药师的妈妈月收入就有一千多元，这还没算他爸的收入，可谓举家衣食无忧。

冬菜运回家，剩下的就是繁重的加工工作了：清除坏叶、找空地摊开晾菜、刷菜缸、买大粒盐、搬运和码放冬菜……这都需要全家动员。

当时还是孩提时代的我，只能一边嚼着嫩菜心一边看着大人们忙来忙去，一年一季，奶奶家一轮、姥姥家又是一轮，什么儿子女儿女婿姑爷，统统齐上阵。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已经上小学了，家里也有电话了。某天放学，突然接到奶奶的电话，勒令我们吃完晚饭去她家帮忙。

于是晚饭过后，我和我爸妈都赶到了奶奶家，我的各个姑姑、姑父也都到了。一开门，我们都傻了：客厅中央一座蒜山，奶奶拿了个马扎坐在蒜山后面，正在剥蒜，我两个弟弟也灰头土脸极不情愿地坐在旁边，也跟着剥蒜。

我爸当时就疯了：妈你买了多少啊这是？

我奶：一百斤。

于是，一家老小一人一个马扎和板凳，围坐在蒜山旁边剥蒜，剥到半夜也没剥完，我奶困了，就把我们遣散了。

临行，太后还下了懿旨：明天还来，接着剥，然后，每家都把家里的空罐头瓶贡献出来。

不用说，做腊八蒜的。

于是，那一百斤蒜我们吃了一整年，一直吃到次年的腊八。不光自己家，后来我奶发现实在吃不完，还勒令我们到处去送：邻居、亲家、同事……最后送到大家都纷纷拒绝了，说“吃不完”，但奶奶家北阳台还是剩了一阳台的腊八蒜。

比起移除蒜山，我二姑夫的妈妈家就比较好对付了：老太太跟我奶奶过去是同事，一句话的事，就可以把我们李家的资源调迁过去，帮他们家一起做冬菜。

她们家的冬菜比较高级，不是罐头瓶，都是点滴瓶，洗干净的点滴瓶上蒸锅消毒，然后大家洗了手，把切碎的辣椒、切碎的西红柿分门别类地塞进点滴瓶里，塞好，就可以准备冬天吃了。

因为出了力，二姑夫的妈妈还经常会下邀请，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成年人自然是不会涎着脸去的，但二妹妹会把我拉过去，我吃过她家最可爱的冬菜，是她爷爷青睐的一种：切碎后用水炒熟、放在点滴瓶里储存的气豆角（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用来蘸酱非常清爽每味、齿颊生香满口春意。

比起这些小打小闹，冬天的重头戏当然还是要数酸菜。

酸菜这个东西挺有意思，据说腌制方式有好多种，我对吃不感兴趣，自然记不住那些。但腌酸菜这种事跟泡茶是一样的：每个人做出来的都不一样，即便是配方一致、时间一致、手法一致，做出来的味道还是大相径庭。

我姥姥总是感叹：亲家做出来的酸菜就是比我的好吃。

我奶奶当年有几口酸菜缸我是记不得了，反正楼道里有、阳台上也有、客厅里也有。掀开缸盖之前家里都会预警，我都会跑到最远的角落里瑟瑟发抖，那股味道我永远无法释怀。捞酸菜是姑姑们比较开心的时刻，他们都会像抢宝贝一样“我要这棵”我要这棵“，然后用塑料袋兜上欢天喜地地离开奶奶家。我是很不喜欢吃酸菜的，枉做东北人，无论是酸菜猪肉炖粉条还是酸菜馅饺子，我都觉得难以下咽，换成一把“六味地黄丸”我都吃得比那痛快。

同时，我家是不存冬菜的，我妈总是会买很多鲜菜来喂我。再者，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群居生活之后，我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反传统的生活，力求生活轻松一些，故而只要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她都会刻意地摒弃掉，譬如储存冬菜，譬如腌制酸菜。我们家的邻居很讲究，在楼道里总会留出一半的空间给我们家摆放冬菜，但我妈每年冬天都会婉拒：真的不用给我们家留。

我至今仍记得隔壁邻居大娘“那你们家冬天吃啥呀”的眼神。

而今，21世纪都已经过去近20年了，吃喝早已不成问题，储存冬菜的生活场景也渐渐模糊了。老一代人诸如我的爷爷奶奶，已经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家子也逐渐独立为三口之家而渐行渐远。腊八蒜、酸菜、萝卜咸菜，已经多年没出现在我的餐桌上，再不记录下来，恐怕这些记忆也都会在几年后彻底模糊掉了。

我真的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吗？不见得。但是，比起个人这个独立微小的记忆单元，社会才是一个庞大的云记忆体。当这个记忆体都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摒弃一些记忆的时候，那才是一种真正的遗忘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