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中的红蓝对决到底是在对决什么？ | 风向书单190611
·素未谋面的女人们走到一起，跨越空间、国籍、种族、身份，相濡以沫，携手前行
作者玛莎·霍尔·凯莉是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人。《失去名字的女孩》是她的第一本小说，根据“二战”历史中真实的人物经历改编。拉文斯布吕克是纳粹唯一的女子集中营，此前却鲜为人知，这是第一次有文学作品将其作为主题。玛莎初次了解到书中主角卡洛琳的故事，是在《维多利亚》杂志发表于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从此对她念念不忘。几年之后，玛莎参观了卡洛琳种满丁香花的故居“海屋”，愈加对其经历着迷。她发现，卡洛琳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却已被世界遗忘。接下来，她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开展有关拉文斯布吕克的调研工作，足迹遍布康涅狄格州、华盛顿、波兰、德国和法国，查阅了海量的档案资料，也采访了事件的亲历者。2009年，她正式开始写作《失去名字的女孩》一书，将七十四位波兰女性的照片贴在办公室中，感受她们的情感和命运。冥冥之中，素未谋面的女人们走到一起，跨越空间、国籍、种族、身份，相濡以沫，携手前行。她们默默熬过寒冬，等待正义重新来临。
·与众不同开始取代千篇一律，社会结构的魔方开始转动
现代晚期，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时代千人一面的普适性开始遭到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独异性的诉求，即向往和追求独一无二。德国文化社会学者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捕捉到了这一动向。
在这本《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中，莱克维茨重点剖析了晚期现代社会中独异化的趋向，及其对普适性造成的危机。到了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晚期，一度遭到扬弃的文化追求又重新抬头，各种创造与小众受到热捧，个性成为高端的代名词，与之相对，从事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则沦为底层。根据莱克维茨的观点，独异性社会尽管尚未完全摧毁普适性，但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而已。
·奴隶制使美国变得强大，让美国白人更加富足，奴隶制的扩张伴随着美国领土的扩张
作者巴普蒂斯特花了12年时间不断研究、写作和修改，本书终于在2014年9月出版，在书中作者用全新的方法来讲述1865年之前美国发生的故事。作者围绕着美国黑人肉体所受的剥削、生活的动荡和家庭的破裂来描述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美国资本主义的新的生产形式——棉花种植园。
棉花是19世纪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工业革命把全球经济推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而棉花就是这中间最基本的材料。当时的美国贩卖了以千万计的黑人奴隶，用残酷的暴力强迫黑人奴隶在棉花种植园里劳作，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被人掩盖的、不为人知的另一半。奴隶制使美国变得强大，让美国白人更加富足，奴隶制的扩张伴随着美国领土的扩张。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写作背景是在2014年美国社会矛盾尖锐，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对黑人持续的掠夺压榨和暴力冲突不断，有大量非专业读者热衷于谈论此书和美国的黑历史。作者认为原因主要有，非洲裔美国人以及进步人士对代表民主党的奥巴马连任获胜的沮丧和失望；美国大量读者有兴趣谈论过去的奴隶制和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历史关联；本书恰好在那个时点出现在书架上，让美国的读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一年，旧有的保守派丢盔弃甲，自由的三色旗与激进的赤色旗同辉于欧洲大地
1848年，一场革命风暴横扫欧洲。2月，革命圣地巴黎，人民走上街头、筑起街垒，七月王朝统治崩溃。3月，保守秩序的缔造者、欧洲的“消防队长”梅特涅仓皇逃出维也纳。革命之火随即燃遍欧洲大陆，保守体系土崩瓦解。巴黎、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米兰、威尼斯，各大城市扬起了三色旗，自由派组建了政府，各地热火朝天地开起了制宪会议。“民族之春”来临，流亡他乡的马志尼、加里波第赶回祖国，期待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德意志各邦代表齐集法兰克福，雄心勃勃地要打造一部德意志帝国宪法。同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备受大工业打击的手工业者、工厂里食不果腹的劳工纷纷组织起来，争取工作的权利，要求摆脱贫困。
不同政治派别、各个社会阶层的团结带来了革命的成功。然而，根深蒂固的矛盾并未化解。那些当年摆在革命者面前的问题，在今天依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构建自由秩序？新政权是采取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如何平衡？新政权的基础尚未稳固，革命各派别却已反目成仇，如何避免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如何解决人口增长造成的贫困问题？
1848年革命如一阵风暴袭击了欧洲，又匆匆离去，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前承1789年原则，后启社会革命、民族运动。19世纪重要的政治人物纷纷登场，现代社会的弊病暴露无遗。马克思、托克维尔、赫尔岑都卷入其中，并留下了珍贵记录。1848年革命种下的种子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生根发芽，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迈克·拉波特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历史画卷，读者既能沉浸在生动的故事中，感慨各方参与者的命运，也将更加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
·面对战乱与人道灾难，践行国际正义与干涉内政之间的第三条路是可行的吗？
人类社会在冲突中曲折前行，每一次冲突往往会对周边环境乃至更遥远的地方产生“蝴蝶效应”。冲突可以单凭交战方的行为而开始和结束，也可以因为第三方干预而开始和结束。对于第三方干预的问题，学术上有很多研究方法，但大致都以干预后和平秩序的持续时间来判断第三方的干预是否成功。
本书作者认为这种和平中心论过于简单化，往往忽视了干预方的真实目的，于是提出了目标法，即第三方干预是否成功，在于其是否完成了干预任务和既定目标，哪怕这个目标与建立和平无关。作者对发生在乍得、格鲁吉亚、卢旺达和索马里的族群战争进行了具体研究，对期间发生的单边及多边干预进行了量化分析，归纳出导致干预成功或失败的众多因素。
当然，目标导向法也有其局限性，研究者们有时候很难了解干预方在宣传背后的真实动机。不过即便如此，目标法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关于国际安全和冲突解决的研究，并为第三方如何对暴力冲突进行有效干预提出了新的理论。
·贫穷如何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
根据桑德尔在哈佛本科生千人大课中的简单调查，即使是出生顺序的不同也已经造成了不平等，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平等。那么，无处不在的不平等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教授基思·佩恩在《断裂的阶梯》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同于其他许多研究偏重不平等的经济后果，本书聚焦于不平等对人类心理状况所产生的影响。通过系统梳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大样本统计数据与丰富的个案案例，佩恩发现，人类天生对不平等有着敏锐的感知力，而且越接近社会阶梯底部对不平等越敏锐，而这种对不平等的感知则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各种心理机制，从而使得人类社会不仅在财富上也在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上产生分化，这也就解释了阶层固化与政治立场分野何以可能。
·人们不需要书店，也不需要自由
这部小说主要发表于1959年，一位善良的寡妇弗洛伦斯·格林，在海滨小镇哈德堡开设一家书店——那里唯一的书店。一切都有风险。她选择的地点是一个废弃的潮湿的老房子，据说被一个“敲门鬼”或者“捣乱鬼”所困扰。在经过多次自我牺牲之后，弗洛伦斯成功开展了自己的书店业务，这一业务持续了大约一年，此后销售额下滑。弗洛伦斯受到有影响力和雄心勃勃的加马特夫人的反对，加马特夫人希望收购老房子以建立一个艺术中心。加马特夫人的侄子，议会议员，赞助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授权地方议会购买任何已无人居住五年的历史建筑。该法案获得通过，老房子被强制购买，书店被迫关闭，弗洛伦斯被驱逐。一个没有书店的小镇并不总是一个想要书店的小镇。
书中充满了幽默、讽刺，虚构的哈德堡小镇是一个冷酷、阶级森严的地方，当地最有“文化”、最“艺术”的人也恰恰是最恶毒的。书中“阶级”随处可见，某种意义上来说，主人公弗洛伦斯是自由主义、反独裁的，因此小说也有一定的政治性。菲兹杰拉德以她那种典型的自嘲，称《书店》为“一个有着悲伤结尾的短篇小说”。
·耶稣会士们借由“儒”这一概念进行的中文写作，或多或少与胡适等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儒”的再发明相暗合
在西方，“孔夫子”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航空杂志、T恤、卡通片、电视节目、互联网等等各种媒介上，几乎随处可见，对于他的想象可以说规模浩大、种类繁多。而“孔夫子”之所以呈现出眼前那些为人熟知的特征，美国儒家史学者詹启华认为这乃是不断精心制造的结果，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欧洲传教士和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样，今天人们对于“儒教”的认识也是几个世纪来假以众手塑造出的成果，其中既包括教会，也包括世俗社会，既有西方人，也有中国人。
这本《制造儒家》以丰富的材料和细致的分析，检视了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开启的对于“儒”“孔夫子”等概念和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中国人遭遇身份认同问题时对“儒”的再加工。这一时期“整理国故”的诸多努力使中国人开始批判地反思“儒”的含义，其中就有章炳麟、胡适等学者对于“儒”的再发明，这对于开创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崭新中国来说至为关键。有意思的是，耶稣会士们借由“儒”这一概念进行的中文写作，或多或少与胡适等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儒”的再发明相暗合。在今天，西方人和中国人对“儒”的想象同样密不可分，作者指出，促成一次次“制造”的那种推力正在卷土重来，我们应反思当代对于把胡适的努力变为现实所怀的期待，而胡适恰恰致力于在文明发展共享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东西方的根本认同。
·如果说保守主义是秩序井然、自律自利、奖罚分明的严父模式，那自由主义就是强调同理心、社会关爱、公平互利的慈亲模式
美国大选中的红蓝对决，是美国政治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选票竞争，更体现了他们在政府角色、社会福利政策、税收、教育、环境、枪支管制、堕胎、死刑等多方面的观点分歧。这些分歧来自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作者乔治·莱考夫认为，这种世界观的不同源自道德概念和家庭价值体系的根本差异。他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列出了两个政治派别各自偏爱的道德隐喻，并把它们分别归属为秩序井然、自律自利、奖罚分明的严父式家庭模式（保守主义）和强调同理心、社会关爱、公平互利的慈亲式家庭模式（自由主义），而由此建立了基于家庭模式的道德体系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本书进而讨论了一系列具体议题，从社会福利项目、犯罪问题到堕胎等，表明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这些议题上所持立场背后的逻辑，以及这些立场是如何从两种不同的家庭道德体系中得出的，这些观点和推证新鲜有趣而又自成一体。
作者在文末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关切，面对核心价值体系和公共话语体系都已日趋成熟的保守派，自由派需要夺回自由、民主、正直、法治这些已被赋予保守派内涵的重要词语，而在慈亲式的道德框架中重新定义，进而形成连贯一致、表述清晰、强大有力的自由主义道德体系。
·“在目前人们思维活跃、充满政治激情并难以克制烦躁不安的时刻，我把认真研究历史当作让自己平静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中，梯叶里被视为最早视阶级斗争为历史动力，并试图以此来解释法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便是第三等级(农民和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层(贵族和僧侣)的阶级斗争，而在历史上征服者成为特权阶层，被征服者沦为被压迫阶层……
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25封讨论法国历史的信件。出版这部集子的原因，是因为梯叶里发现前人试图描述和解释法国历史时，充满了各种谬误，而这些谬误长期得不到纠正，以讹传讹，以至学生和公众通过阅读这些错误的历史研究而完全看不到真相——“现代历史作家严重歪曲了中世纪史实”。在这25封信件中，梯叶里做了大量考证，努力清理这些谬误的来源，建立起清晰的方法论，试图重构法兰西民族“自基督教创立至大革命爆发、法兰西最伟大社会运动的真实历程。”在梯叶里看来，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该懂得如何深入灵魂探索的技艺。
·“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这么厚的书，只是许知远版梁启超的三大卷中的第一卷，才写到梁启超二十五岁。舞台的光束自然是聚焦于梁启超的，但许知远固执地要描摹舞台上所有的细节。这是全景式的，包括梁启超在广州喝的王老吉饮料和在长沙品尝过的小吃；也是全球化的，梁启超毕竟是在日本逃难，编杂志，又在美洲募捐，邀请全世界最一流的学者；还是复调的，梁启超以前是王韬，之后是陈独秀，同期的政客李鸿章的目光也要包括在内；同时是历史的，梁启超出生地新会，当地的传说要追溯到宋末崖山悲壮的一幕；除此之外还要接通现实，许知远与梁启超同为年少成名的报人，梁启超看不懂财务报表这一点居然也能安慰到至今不知创业是否成功的许知远，以至于这本书出来之后，大家的焦点都在许而非梁身上。
这本书的出版恰好撞上伯林青年时期所写的《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两者的路数并不一样，伯林要追溯马克思的思想的产生，思想本身构成了线索，所以简洁紧凑，这是越写越薄的传记；许知远越写越厚，试图让意义在这些复杂和混沌中自然呈现（其实很难做到吧）另外这本书虽然是许知远写的，但无论长句还是传记本身的结构，都像极了外国人写的传记再翻译成汉语。
·悲观的生态学家所展现的世界末日，与乐观的经济学家所告诉我们的乌托邦，都远非真实的世界
在上世纪环保运动开始勃兴的时候，两位当时的“网红”——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与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在报刊、电视上开始了辩论。生态学家写了一本《人口爆炸》的书，如果人类再不控制生育率和无限增长的消费水平，我们迟早会迎来世界末日：人口增长，资源枯竭、社会崩溃……经济学家则有着乌托邦式的乐观信念，认为人口才是最大的资源，市场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会带动经济的无限增长。在埃利希的逻辑下，民主党人，当时的总统尼克松成立了环保总署，开启了美国的环境立法；继任的里根则相信经济学家西蒙，降低环保议题的重要性，让美国重新伟大。但不管怎样，环保议题深刻的嵌入了美国的两党政治中，这两种逻辑的交锋，最终可能会落实成一种政治后果。
几十年过去，生态学家预言的饥荒和崩溃并没有成为现实，埃利希终究是低估了人类社会的适应性和应对能力，经济学家则称，现在空气越来越好了，根本没有环境问题，但殊不知空气变好这件事正是依赖于环保主义者们的呼吁与政府严苛的监管。交锋的两者，并未有谁真正执掌了真理的权柄，作者保罗·萨宾认为两者的主张都太过极端和绝对，而缺乏真实和深刻的理解、讨论，我们需要找到另一条路，来谈论横贯在我们面前的，环境与经济的二律背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