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休闲 | 孔子休闲审美思想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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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与休闲》
潘力勇等著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5月
孔子休闲审美思想的内在理路
何谓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是与自然的人化相对应的过程。这里的人应该理解成“理性的人”，理性人的特征是知识论以及道德论范畴下的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化人”。自然的人化体现为人的社会性的塑造，即人对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进行“文化”；而人的自然化是将人回归到其自然情感，回到个体自身生命体验上来，也即回到人的感性经验上来。回到感性经验上来并不是要回到动物的水平，而是回到整体的人、本真的人的生存状态。回到感性经验上来也不是不要理性，而是纠正过往以理性人那种纯粹以理性为中心，压抑感性经验，并以理性为最终归宿的片面人的现象。所以，回到人的情感经验，不是以理性压制情感，也不是情感排斥理性，而是在以情感为本的状态下，寻求情理间的动态平衡。
人的自然化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人化于外界的自然，即人能够回归自然山水，同大自然和谐共处，主动地去欣赏自然，游嬉于自然之中。另一个层次是人化于人自身的自然本性之中，即人摆脱物的束缚与异化而回到自我生命的本真性情上来。以自我生命为目的去实现生命的价值，而非以自我生命为手段实现物的价值。人的自然化之第一层次很明显属于人类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即自然休闲。而后者人对自然本性的回归更是休闲活动之内在特征。著名休闲学家杰弗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从休闲与“解脱”“自由”等概念的必然联系中可以看出，休闲是人向自然本性回归的经验活动。
孔子的思想一般被认为是体现了自然的人化。一方面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论语·颜渊》），是以仁义道德来使人的自然生命人化，即道德化；另一方面又体现为“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的个体生命的职业化。这种道德化与职业化的结果是造成了儒家的“无我”，即个体之我的消失，而成就了一个集体之我、国家之我、社会之我、历史之我。这也即是安乐哲所谓“无我的自我”。李泽厚认为孔子的仁体现了一种个体人格的主动性与独立性，并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但这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的个体人格，更是具有一种很强的历史责任感。我们认为孔子所强调的这种个体人格是服从于作为士的历史责任感的，抑或说这种个体人格体现于对历史与社会责任的双重承担上。从休闲学的视角来看，这种自然的人化恰恰是对个体自我的消解。
自我的道德化与职业化会使人处于紧张与忙碌之中，这从孔子一生的生命实践中即可看出，“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孔子栖栖遑遑奔走一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另外，自我的道德化即成己，职业化则为成物。成己成物的人生路向，纵然高蹈，但其践履却甚是辛苦。就孔子来说，其从十五志于学，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将近一生都在道德的自我约束与职业化的自我营谋中度过。实际上，在道家代表人物的眼中，孔子被刻画成终生奔走劳苦却劳而少功的一个形象。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史记·太史公自序》
不仅治学是劳而少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孔子奔走一生推行其政治哲学的努力也并没有获得成功。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社会政治构想也成为一种理想。然而在面对隐逸者的嘲讽与规劝时，孔子及其弟子是这样回答的：
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论语·微子》
隐者即“辟世之士”，即对社会空间主动退避，而固守个人空间。而孔子是不轻言放弃的，程颐对此解释：“圣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张载也如是解释：“圣人之仁，不以无道必天下而弃之也。”康有为更是直接指出孔子“宁知乱世浑浊而救之，非以其福乐而来之也……恻隐之心，悲悯之怀，周流之苦，不厌不舍”。这反映了孔子积极进取的人生原则。
但是，孔子思想不仅仅体现出自然的人化，同时也有人的自然化倾向。就人生哲学来讲，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是人生进路的两极，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前者粗略地说是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是个体生命公共空间的赢取与占有，即所谓的欲达至“立德、立功、立名”之三不朽；而后者则是一个人自然化的过程。自然化即自我性情化，它是个体生命私人空间的占有，本质上是本真自我的回归。现实生活中，赢取公共空间的代价往往是个体生命在众多社会关系与外界事物中沉溺而不能自拔，即孟子所谓“陷溺其心”。即使从养生的角度看来，公共空间往往是受客观命运法则的左右，很容易伤害个体生命。康有为说孔子“特入地狱而救众生”，萨特言“他人即地狱”，于此我们可以说公共的社会空间即有可能成为异化生命的空间。在孔子那个时代，社会空间确实不足以让人期待了，如楚狂接舆歌而过孔丘：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微子》
对此，孔子听后亦“欲与之言”，可见其深有感触。政治环境的“殆而”，表明了当时政治空间，即公共领域不值得让人留恋。于是歌者欲劝孔子停下奔劳而归于休止，朱熹注解此段时说：
来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隐去。已，止也。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其实也是孔子所认同的人生哲学。孔子乃“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又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虽然执着于士之历史责任意识，但在现实的具体行为上，孔子则从“权”。孔子因此体现出强烈的实用理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并不是非要执着于在公共的社会空间中消耗自我生命，他的“时进时止”，其实就是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自由出入的精神，并不凝滞于一隅。而这种“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归隐意识，即被认为是儒道相通之处，也是我们切入孔子休闲美学的关键。
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休止”“隐逸”常常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回归，私人领域的回归即是人的自然化的开始。对于孔子而言，当社会的公共空间不能容纳自我价值的实现时，孔子会很自然地将自我价值的实现转向个体自我道德的成长，即转向成己或内圣上来。这种内圣的过程表面看来是自然的人化，但在孔子看来，内圣是很自然的事情，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内圣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欲）之上，容不得丝毫的虚伪。所以孔子才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此一方面言好德者鲜见，另一方面言好德应如好色一样成为情感自然之投射。关于孔子仁的心理情感原则，李泽厚言之多矣。践履仁道不是从外在的道德法则或圣人权威或神的超绝之意志出发，而是从人的最基本的心理情感出发。三年之丧建立在“心安”的基础上，礼乐建立在“仁”的基础上。而道德仁义之据守最终是通过“游于艺”“成于乐”的“游乐”境界显示出来，这一切都似乎说明了孔子思想中人的自然化之一面。
内圣即是为仁的过程。孔子认为这一过程完全是个体自我一己之事，而非关天道、人事。“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种对自我内在意识的觉悟实际上是对个体私人领域的重视。孔子认为私人领域虽非关人事，却正因此成为个体人格完整如一的重要场所。“慎独”虽由子思提出，但也是孔门一致的思想。曾子“三省吾身”，即言其在闲暇之余回到个人领域以便省思自己之言行。而孔子也是非常重视人对闲暇的利用的：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
这里孝悌、爱众、亲仁，都是在社会空间中实现的，而一旦闲暇而有余力，则“学文”。“学文”，即“游于艺”之谓。闲暇即意味着时空向自我展开，这时人最容易放荡，也最容易无所事事。因此，闲暇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显得尤为重要，孔子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他说：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论语·阳货》
“饱食终日”与“博弈”其实都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休闲之事，因为都不用去关心公共事务。但两者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显然判若云泥。“饱食终日”容易使心流荡不归，而博弈下棋虽为小道，但也“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孔子认为无所事事地度过余暇，还不如专心于一些休闲的活动上来。
孔子虽然终生奔忙，但亦有闲暇无事之时，此之谓闲居。子思言闲居须“慎独”，表现出如履薄冰的谨慎敬畏感。但在孔子，闲居则显得更加从容宴然：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论语·述而》
何以能至此境界？孔子曾说过“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君子乐道，以道自守，而不为忧患得失撄扰其心，故亦言“仁者不忧”“仁者乐”，小人则反是。
以乐道自守，人其实获得的是一颗“闲心”。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朱子注解曰：
愚谓圣人当行而行，无所顾虑。处困而亨，无所怨悔。于此可见，学者宜深味之。
我们认为此即孔子闲心之表现。这种在困境中仍然悠然自得的境界，在后代儒家那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苏轼自不待言，他正是以此之精神来度过屡次遭贬之困境。朱熹亦是如此。朱熹一生繁多的自然山水休闲活动，正是消解其因党祸而遭迫害之利器。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儒家以人的自然化消解自然人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异化现象，是以休闲来战胜人生困难的表现。
以自然的人化言孔子之学，乃指孔子“修齐治平”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若言孔子之学之人的自然化，则须言及孔子的“舞雩风流”和“孔颜乐处”，这两个命题正是孔子休闲哲学的集中体现。
（选自《审美与休闲:和谐社会的生活品质与生存境界研究》）
审美与休闲:和谐社会的生活品质与生存境界研究
潘力勇等著
简介
休闲与审美之间有内在的必然关系。我们要深入把握休闲生活的本质特点，揭示休闲的内在境界，就必须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思考；而要让审美活动更深层次地切入人的实际生存，充分显示审美的人本价值和现实价值，也必须从休闲的境界内在地把握。前者是生存境界的审美化，后者是审美境界的生活化。休闲与审美作为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其本质正在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
本文充分揭示了休闲、审美与生活品质、生存境界的内在相关性，梳理了古今中外主要的审美与休闲的思想智慧，强调了审美与休闲活动在提升当代生活品质、推动和谐创业、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
潘力勇，浙江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南京大学文艺学硕士、复旦大学美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审美人文精神论》《朱子理学美学》《宋明理学人格美育论》《一体万化——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形体美与性选择》《中国美学通史（宋金元卷）》《休闲文化与美学建构》等专著；主编《中华人文》《中华文化与人文精神》《中国文化与旅游》《人文旅游》《审美与文化创意》《休闲与文化创意》等多种；已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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