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入皇宫,必先自宫 | 探究明代社会底层的“自宫热”
好书热卖
《明代宦官》
启真·文史中国
蔡石山 著 黄中宪 译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宦官供过于求
宦官制度，一如明朝中国的其他政治游戏，随皇帝个人喜好而兴衰。批评者或许会说这样看明朝制度史、政治史，有简化之嫌。但像洪武帝那样严格、认真限制宦官人数和影响力的皇帝，确实牢牢控制住了阉割问题。另一方面，成化帝（1465—1487年在位）等对自宫行为处置政策不一致且宽容的皇帝，其实鼓励了想发财者冒丧命或受罚的危险自宫。成化帝登基之前，自宫者不是被送到边疆屯田，就是被朝廷充公，供皇上未来送人之用。这类惩罚显然太温和，毫无遏制效果，因为到了15世纪70年代自宫者更多，问题更棘手。1474年至1475年的冬天，有54位自宫者找上礼部，要求入宫服务。这群人在外鼓噪，不听劝离，于是成化帝命锦衣卫前去恢复秩序。这群人随之被捕，游街以示羞辱。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1476年初夏，成化帝不得不把76位自宫者送到南海子，1477年春命人将900位自宫者各杖击30下，然后发配边疆屯田。
两年后，又有2000名自宫者进犯礼部，禁卫军花了将近10天时间，才将他们全数围捕。这一次皇帝下令每人各杖击100下，罚戴特别笨重的木枷1个月。木枷是块沉重的木板，3尺（1米）见方，中间有一个圆洞，重约45千克。戴木枷的犯人，脖子套在圆洞中，无法自己进食或做其他必要的事，因而完全倚赖他人帮忙。受该刑罚者不入狱，允许正常作息，但一天必须在公共场所站上好几个小时。这种公开羞辱意在让犯人牢记自己的过失，使其在讲究颜面的社会里丢脸。但这些人有许多后来改名，换上新身份，再度冒险寻找进宫机会；其中有些人最后如愿以偿，获选入宫中工作，在短短几年内发财致富。这时阉人供过于求的问题明显浮出水面，因为1480年又有将近1000名阉人叩响北京紫禁城门。1487年有2000多名阉人进入京城找工作。自宫者已成为令人头痛的政治问题和恼人的社会问题。
成化帝对该问题感到困惑且恼火，虽有心昭告他反对自宫的立场，实际作为却适得其反。1484年夏，有个名叫李安的混混应4名10多岁男孩父亲的要求，为这些男孩做了阉割手术。成化帝认为李安犯了贪财罪，命人杖击30下，发配辽东屯田。这些男孩的父亲被罚在铸铁厂工作3年，被阉的男孩则全数充公。成化帝处理此事的方式显示，被阉的男童可循此方式找到入宫做事的机会。事实上，有数份明朝文献显示，这位皇帝常言行不一，自己宠臣犯了罪即予以通融，且从充公的许多阉人中挑选宦官自用。因此，任何惩罚，只要不砍头，都无法阻止有心人铤而走险。毕竟，在恶劣、残酷的体制里，比起苦读儒家典籍、写八股文并且通过层层科考的方式，这么做反而更容易从皇帝那儿找到工作。
弘治年间（1488—1505），朝廷继续“拨予”王府阉仆。弘治帝严禁贵族自行招用宦官，有一段时间，自宫行为似乎销声匿迹了。这主要是因为弘治帝实行较严厉的措施，他不只一再驳回藩王自行买进宦官的要求，还真的处死了一些自宫者，甚至斥责大臣未尽职执行禁阉令。1493年，约300名来自河北安肃县的自阉者找上礼部，要求给予工作，结果被集体逮捕，转送刑部候审。弘治帝得知刑部建议的处置是既不予责打，也不予流放后，愤愤斥责刑部尚书彭韶，且罚大理寺卿冯贯5个月不得领取俸禄，两个大理寺少卿也被剥夺俸禄。
显然，弘治帝痛恨阉割，决心消灭该恶习。完成于1509年的《孝宗实录》清楚记载，弘治帝在位18年间始终坚守其强硬打击自宫恶行的政策，严密监视可能引发祸害的阉人问题。例如他定期将已故宦官的财物充公，发放给旱灾、蝗害、地震或洪水的灾民。为展现打击自宫恶行的决心，他甚至要求依法惩治某自宫男孩的母亲。
遗憾的是，在人治而非法治的朝代里，政策、作风、人事往往随着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基而大幅翻转。正德帝（1506—1521年在位）继位后不久，就彻底改变父皇弘治帝打击自宫行为、控制宫中宦官权力及财富的政策，弘治帝生前的努力因此付诸流水。正德帝提拔八位宦官，人称“八虎”，他们引导皇帝纵情游乐、不理朝政，朝中腐败丛生。“八虎”中包括专权恶行广为周知而大大伤害明朝宦官形象的刘瑾。其中多位宦官获赐龙袍、玉带，显示皇上对他们恩宠有加。这一现象在百姓眼里，无异于告诉他们自宫之人前途大好，先前禁止自宫的法令随之形同具文。
16世纪头25年，边患愈来愈频繁，明朝各地的民变增多。战争，加上山东、河南、南京、陕西等地的天灾，使本已贫困的百姓更为困苦，许多农民一贫如洗。1505年，光是湖北，据估计就有73万人失去家园，不得不四处流浪。在这一背景下，走投无路的男子走捷径自宫，而职责所在执行该禁令的官员，则不得不容许这一行为。16世纪初期，超乎需求的大量阉人在衙门前大排长龙，等官府施舍。1507年，单单某个村子就冒出数百位冒险自宫以获得正德帝赏饭碗的男子。
1516年，人数过多的自宫男子已成为严重问题，因为京城里出现数千名擅自自宫的人。光是那一年，朝廷就不得不收下3468名阉人，且让他们每人月领“3石米”。但还有数千人不是被赶走，就是偷偷藏身于北京城内或附近。根据1535年完成的《武宗实录》记载，1517年正德帝收进超过5030名阉人，这些人每年耗去约“24148石”上等精米。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正德帝于1521年去世之前，政府编制内的宦官总数已超过1万。事实上，嘉靖帝（1522—1566年在位）一登基，就不得不紧缩开支，因为朝廷再也无法负担喂养宦官的沉重开销。在撙节行动中，嘉靖帝试图将宦官人数减半，但后来不得不作罢。他哀叹于自宫行为，很想削减政府开支，但不久就理解了这些穷困潦倒的可怜人。1536年至1566年，他在不情不愿下收纳数千名阉人，授以坐领干薪的闲差闲职。借此，他至少让这些人不致饿死。
把明朝末年百姓生活的日益困苦，说成是宦官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恐怕很难说得通。不妨说是经济的大幅增长带来结构性改变，进而似乎使非务农的劳动力变多。经济增长还促成帝国税收增加和宫廷挥霍无度，尤其是万历年间（1573—1620）。因此，或许可以把这情况看成是宫廷的慷慨赐予，使那些原本会从事一般非农业性工作的男子较难以抵挡宫廷工作的吸引。万历年间，明廷在情愿和不情愿下，又收了数千名自宫男子。1572年，万历帝挑了3250名阉人，把他们派到内府的不同局、司、监工作。1578年夏，司礼监选出3570名阉人供皇室使用；1588年冬，万历帝不顾礼部尚书朱赓反对，在朝廷的宦官员额里又增加了2000人。这位皇帝似乎真心同情宦官，他不分亲疏地慷慨提供宦官给宗室。1601年，万历帝从北京街头挑了4500名阉人，其中3000名留供自用，然后赐予潞王50名阉人，赐予藩王（他自己的儿子）各20名，郡王各10名。
当时许多人把当宦官看成唯一的生计保障，因此到17世纪初自宫行为已经泛滥到无法控制。1620年，约2万名自宫的人涌入京城，乞求朝廷给予工作，且什么工作都不挑。请愿和要求遭拒后，这些找工作者火气上来，变成一群喧闹、好战的暴民。礼部与兵部的管事者无疑担心出乱子，开始采取措施防范暴乱。这些人里有许多找不到工作，被赶回家乡，觉得无颜见家乡父老，自杀了结。这类骚乱消息往往为天启帝（1620—1627年在位）这种宦官主子找到借口，使他们顺理成章地默许自宫行为。例如1621年，他安插了1500名阉人进入已经冗员过多的政府机构；1623年，又接受了4000名阉人。这时正是明朝宦官最风光的时期，宦官头子魏忠贤权力极大，使反对宦官者全都敢怒不敢言。有人可能会想，明朝政府是否真是由男人组成的政府，还是由不男不女者组成的政府？
阉人过多的难题
正统中国史家几乎众口一声，将明朝的覆灭归咎于宦官的淫乱和专权，且认为宦官能有这么大的权力，来自他们与皇帝亲近，来自他们能进入紫禁城内外的官署，来自政府的消极无为、贪污横行、陷入恐惧、领导无方。但20世纪的史家还应继续漠视造成这一政治现象的明朝众多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吗？当下亟须厘清的一个问题，乃是为何阉人数目从明朝初年的仅仅百人暴增为16世纪20年代的约1万人，最后在明朝末年时达到惊人的10万人？答案可能在中国日增的人口压力——从14世纪结束时的7000万增加为17世纪中叶的13000万。但这一答案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整个明朝期间，中国人口只增加了约一倍，阉人数目却暴增了千倍。随着宗室和拥有大宅院的有钱人家不断增加，对阉仆的需求当然是始终不消，但宦官远远供过于求，还有自16世纪下半叶起，数十万最贫困阶层出身的男童乐意或迫于无奈加入阉人行列，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为解开这一疑问，我们该仔细检视16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革命”。
明朝立朝后，有约100年的岁月，经济毫无增长，但16世纪初期，数个因素遽然改变了明朝的社会、经济结构。首先，发现新银矿，加上海外白银的流入，促成银锭流通量变大；其次，1552年起，明朝逐渐改革传统的田赋和徭役，要百姓改以支付白银的方式履行赋税的义务，并将琐碎的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统合为“一条鞭”。与此同时，农业上的技术突破，促成棉花、甘蔗、槐蓝属植物、花生、烟草等商品作物开始种植。铁与钢的产量增加，漆业成长起来。白银取得日趋容易和随之而来工商业的发展，催生出新的商贾阶级。经济“革命”正在发生，城居人口、商品、手工和工业制品、耕地面积和金钱流通的增加，就是明证。
16世纪的经济变化让许多人富了起来，但也使居于社会最底层之农民的经济问题趋于恶化。全面使用白银作为支付工具，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型经济，对辛苦求生的农民有不可预料的影响。每当白银价格上涨，完全靠土地和可课税的土地产物过活的农民，生活就陷入困顿。农民原得以1/3的收成缴税；由于银价暴涨，用掉2/3的收成都不足以缴清税赋。此外，随着资本由土地移往商业、手工业，地价持续下降，16世纪快结束时终于崩溃了。短短几年，农民手中的资源就由不足恶化为一无所有。16和17世纪之交，中国乡村像丢入泥坑的石头，逐渐下沉。
在这同时，朝廷发生金融危机。1593年至1598年为反制日本入侵朝鲜而打的战争，耗去国库约2600万两银子，而付给宗室的高昂津贴和有增无减的朝廷支出，促使朝廷加重百姓税赋和货物税。最后，不断升高的银价和使人活不下去的重税，把数十万农民赶离自家土地——不是干脆遗弃土地他去，就是因失去赎回抵押品的权利而离开土地。他们像旅鼠投奔入海，企盼摆脱困境、重获新生，结果却溺死！许多人把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以贿赂和各种骗术逃税的大户，冀望借此得到保护。还有些人投入矿场或城镇，为微薄报酬工作。但好胜心较强者，往往选择反抗官府，干起海盗、土匪或走私的事。与此同时，新的社会不满慢慢侵蚀儒家社会的道德结构，买卖奴隶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明法典未认可蓄奴，但允许百姓雇用仆人。胆子大者与官员勾结、伪造记录，公然玩弄法律。大富人家买奴时，以养子或养女之类漂亮话掩饰，或干脆称他们是雇用的仆人。随着经济、社会的混乱加剧，走投无路的农民不得不把孩子卖给能养活他们的人，奴隶变多，变廉价。有位作家写道，光是某个县里，奴隶人数就占县总人口的两至三成。奴隶买卖成了买方市场。爱国的明朝学者顾炎武说，一旦有人在朝中为官，就有许多人，有时上千人或更多，主动上门要为他效命，愿意当他的奴隶。军事指挥官、官员、有钱商人、有钱地主全纳妾，养了许多奴隶。当然，明朝最大的奴隶主就是皇帝，一般奴隶可以买卖，但宦官是皇帝独占。人数超乎需求的阉人，一如为数众多的奴隶，主要不是衰败不堪的经济所造成的，而是堕落、两极化的社会所致。但明宦官的作为，不管是好是坏，都强化了中国帝制传统的复杂政治结构。
（本文选自蔡石山《明代宦官》）
明代宦官
蔡石山 著
黄中宪 译
简介
《明代宦官》全面而详尽介绍了宦官在明朝（1368—1644）扮演的角色。作者从各种一手及二手资料取材写下这本书，试图向读者说明宦官如何渗透包括明朝的宫廷政治、特务活动与内部安全、军事与外交事务、征税与上贡、皇家专卖事业、司法审查、紫禁城布局、大运河等在内的多个方面，内容饶富趣味。在蔡石山的笔下，官史编修者加诸宦官的谴责、嫉妒面纱被揭去，露出质地丰富如织锦的宦官样貌。作者以持平的立场描写宦官，对他们的能干、忠诚和无能、骇人、邪恶，给予了同样程度的关照。
作者
蔡石山（Shih-shan Henry Tsai），享誉国际的历史学者，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与伯克利分校、阿肯色大学等，曾任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明代的女人》《永乐大帝》等。
—END—
欢迎点赞、分享、转发、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