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范爱农·魏连殳 ——《孤独者》臆解之一

鲁迅喜爱魏晋文章，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魏晋名士中，他最为喜爱的大概是嵇康，为了校一部较为完备的《嵇康集》，花了十余年的时间始成。他爱读《世说新语》，直到晚年仍是如此。1935年，他写了一篇题为《病后杂谈》的文章，说起病中无聊，于是看起《世说新语》，“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对于阮籍和陶潜，他的评价是“天趣盎然”。当然，以鲁迅世故之深，自然知道这些雅士背后是需要地位来支撑的。

魏晋名士也有不那么雅的一面，比如这篇文章下面提到的王衍（夷甫），乃是西晋的名臣兼清谈领袖，鲁迅说他其实也是个“不干不净人物”，西晋被灭，他被目为是罪魁祸首之一。虽然魏晋风度闻名于世久矣，但这种“不干不净人物”，在魏晋诸人中来说，却绝不是个例，甚至可以说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说正始名士何晏，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面说的那个“空谈的祖师”兼“吃药的祖师”，这个不知道搽粉不搽粉的美男子党附曹爽，与司马氏争权，最后在高平陵事变中身亡，似乎就与人们想象中不撄世务的名士做派相距甚远。

实际上，正始名士虽已好谈玄，但根据罗宗强先生所言，将道家思想生活化、艺术化，还要等到嵇康等人的出现。何晏、夏侯玄被杀之后，继之而起的竹林名士虽然喜欢清谈、饮酒、弹琴、蔑视名教礼法，比起正始名士已放诞得多，但同样也并非是逍遥世外之人，相反，他们往往有自己的一套明哲保身之道。七贤中，山涛和最年少者王戎（王衍的从兄）都以识鉴著称，最后都是做了大官的，王戎性悭吝，好聚钱财，尤为后世所讥。那个整天只知道喝酒的刘伶竟也得以寿终，说明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有碍正统的地方。刘伶有一次喝醉了和别人起冲突，对方挽起袖子就要挥拳打他，岂料刘伶却缓缓道：“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对方只得“笑而止”。由此可见刘伶性不好与人争强，甚至还以自贱保身，这样的人在司马氏看来自然不足为虑。写了《思旧赋》的向秀，当年嵇康在树下打铁，他在一旁拉风箱，二人本是十分相契的朋友，嵇康死后，竟然也“举家入洛”，出来做官了，司马昭（下令处死嵇康的人）还揶揄他：“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只得辩解道：“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可以想象在嵇康之死的阴影下，向秀说这些话时的心情如何。与嵇康齐名的阮籍，虽然年轻时会弄青白眼，但司马昭也赞他“至慎”，“未尝臧否人物”，这一点嵇康甚为欣羡，想学而学不来，也是个性使然。阮籍嗜酒，常常以大醉逃避俗务，但唯有一次无法拒绝，那就是司马昭加九锡欲称帝，派人去请阮籍写《劝进表》，阮籍故技重施，但即使喝得烂醉如泥仍不得免，最后还是违心地写了。鲁迅说“阮籍晚年改得很好”，不知道是否就此而言。

《晋书·阮籍传》中，有一句著名的话：“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说到底，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魏晋名士中，为身家性命计，一生中没有做过违心事、说过违心话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后人对他们的名节也不无微词，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就颇有谴责之语。正因如此，嵇康在这其中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嵇康之死，可谓是魏晋名士载于史册中最悲壮的一笔。嵇康之死，先是有钟会之谗，为好友吕安之案所牵连，而吕安又是被其兄所诬陷，可谓一宗彻头彻尾的冤案。临刑之际，嵇康顾日影而弹琴，叹《广陵散》之不传，从容就刑，这样不屈、高洁的人格风姿，寻诸魏晋名士，可谓绝无仅有。魏晋名士的潇洒、放诞、叛逆，都是鲁迅所喜爱的，但能做到贯彻始终、至死都不肯妥协的，或者说为自己的潇洒、放诞、叛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唯有嵇康。嵇康的诗文在七贤中为冠冕，又算是鲁迅的同乡，但鲁迅特别偏爱嵇康，恐怕嵇康最后的死是一个重要原因。用血所书写的叛逆，分量终究比那些口头上的清谈重得多。

凡事带上了生命的分量，就总会更让人看重。鲁迅的同辈朋友中，与他交情最好的大概是许寿裳，但是他并未为许写下只言片语。青年后辈中，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也许是孙伏园，但是鲁迅也并未为他专门写过什么文章。鲁迅在世时，他们都还活得好好的，所以不需要写文章。鲁迅最好的散文都是写给那些死去的人的——刘和珍、韦素园、“左联”五烈士。这些都是青年，所以他尤为痛心。

鲁迅为同辈友人所写的文章中，《忆刘半农君》和《范爱农》都是佳作。前者多少有命题作文的成分在，感情的浓郁程度比起后者有所不及，对人物的评价也较为理性，这都与《范爱农》大不相同。

在鲁迅的朋友中，范爱农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物。鲁迅曾两次为其写下文字，一次是1912年，听到范爱农的死讯后写下的三首五言律诗《哀范君三章》，另一次是1926年写的散文《范爱农》，收入《朝花夕拾》。两次写作时间相隔十四年之久，可见鲁迅对范爱农怀有很深的感情。《范爱农》这篇文章是怀人之作，与《忆刘半农君》“盖棺论定”的性质不同，用了鲁迅在散文中爱用的小说笔法，不惜以“我”作为一个比较对象，来烘托范爱农的出场。

徐锡麟被害死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在日的留学生群情激奋，纷纷要发电报谴责杀害烈士的刽子手，这时候偏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不少论者都会说，范爱农“眼球白多黑少”、“看人总像在渺视”的形象，很有几分阮籍的影子，因为阮籍就是以“青白眼”闻名的。《哀范君三章》里的“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用的就是阮籍的典故。魏晋名士，因厌恶礼教的束缚，表达感情往往与当时的常人不同，比如阮籍居母丧，饮酒吃肉如常，但过后呕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就是著名的一例。与此相仿，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虽然后面文章解释到范爱农之所以有这种态度是因为对鲁迅有误会，但读者若细细揣摩这段话，可以想见，范爱农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并非是对老师的死无动于衷，除了因为对“我”有看法之外，还因为其内心已悲愤至极，认为做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所以对群情激愤的众人，才会显出一种冷嘲又疏离的态度。

“阮籍晚年改得很好”，但是范爱农就不一样了，数年后他与鲁迅在家乡绍兴重逢，鲁迅说，“他眼睛还是那样”。

鲁迅后来跟范爱农冰释前嫌，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常一起喝酒，纵论天下大事，“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这就是《哀范君三章》里写的“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绍兴光复后他们成为同事，共同振作起来把绍兴师范学校搞得像模像样。范爱农这时全心投入到学监的工作之中，“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鲁迅素来欣赏做实事的人，这也是范爱农比魏晋名士要做得好的地方。那些名士，大多并不具有实干的才能，在那个时代里，若埋头做事、勤奋理政，还会遭到别人的嘲笑。范爱农虽有名士气，但并没有名士的毛病。这大概也跟他的家世贫寒有关。

范爱农为人质直，在这一点上，鲁迅要比他“世故”得多，懂得如何与人周旋。绍兴师范学校后来和军阀王金发有了矛盾，鲁迅得许寿裳之邀去了南京教育部任职，而范爱农在鲁迅走后，就显得落落寡合。他的悲剧，有很大程度就是吃了这种性格的亏，所以鲁迅在《哀范君三章》里才会有“人间直道穷”之语。鲁迅离开绍兴后，范爱农是怎样的境况呢？

爱农先是什么事也没得做，因为大家讨厌他。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他已经很少和人们来往，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较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这段话的内容本身，是鲁迅在得知范爱农的死讯后听人说的，但写出来却好像他亲眼看到了一样。接下来还有几句简短的话：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时常这样说。

朋友如此殷殷为盼，自己却无法帮上忙。《哀范君三章》前面的小序说：“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据《鲁迅日记》，诗写于1912年7月22号，鲁迅收到范爱农死讯是在19日，可见“不怡累日”之语非虚。在此期间鲁迅肯定想过，如果自己能早点帮他谋到职位，也许就能避免这个悲剧。范爱农的音容，在其死后十几年由鲁迅写来，依然如在目前。这样的表现力与共情能力，需要作者对描写对象具有极深的感情才会被激发出来。上面这几段话，没有一字一句直接写到自己的感情，但鲁迅对范爱农之死的自责、痛苦，却在这样克制的文笔中显现出来了。鲁迅为文不尚浮华，正因其克制沉着，所以才能看出背后的创痛之深。

关于范爱农之死，有不同的说法，有说他是醉酒后不慎失足落水而死，范的亲属在多年后撰文称其是被仇家下毒害死，而鲁迅则“因为他是凫水的好手”，疑心他是自杀。

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

这寥寥数笔背后的情味，让人咀嚼良久。疑心范爱农是自杀，这也隐隐反映出鲁迅对范爱农的某种心理期许：他是那么的正直、傲岸、愤世嫉俗，即使到了穷途末路，宁愿投水自杀，也不会觍颜与那些乡里小人同流合污。所以，至死他的尸体也是“直立着”的。

这就是鲁迅心里的范爱农。

鲁迅对范爱农的感情如此深，除了有痛惜、自责的成分外，还因为范爱农身上具有鲁迅所欣赏的人格，而这其中就有鲁迅自己的投影。物伤其类，这是鲁迅对范爱农之死久久不能释怀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可以在鲁迅笔下的人物找到些许范爱农的影子，这个人物就是魏连殳。

魏连殳是谁？

有一次，胡风问鲁迅：

“《孤独者》里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

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

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道：“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

（胡风：《鲁迅先生》，《新文学史料》，1993年01期）

魏连殳是小说《孤独者》的主角。鲁迅与胡风的这段对话，让我们将范爱农—鲁迅—魏连殳这几个人物连到了一起。

《孤独者》这篇小说，在鲁迅所有重要的小说中，是相对不为评论家和读者所看重的。但是我却以为，它是鲁迅最重要的一篇小说。这个重要，当然指的不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意义上的重要，而是指对鲁迅个人意义上的重要。

这自然是我非常私人的看法，会另撰文稍阐述之。现在，我们先把话题转回主角魏连殳身上。

胡风未能察觉到鲁迅写魏连殳很大一部分是在写自己，大概是因为他与鲁迅是以师生关系交往的，对于鲁迅的个人性格以及经历，不免有很多未能了解透彻的地方。但胡风毕竟还是敏锐的，他察觉到魏连殳与范爱农有某种相似之处。

小说一开始浓墨重彩描写的一个场景，是魏连殳为祖母操办葬礼。

魏连殳是S城里留过洋的所谓“新党”，加上性情有些古怪，所以被人目为异类，是S城里的一个谈资。来观礼的庸众其实是多少抱着看戏的心态来看这个“新党”如何操办这次葬礼，但出乎他们意料，连殳似乎很听话，操办得井井有条，所有的程序都合乎礼数，“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想看戏而没看成，可以想象他们很是失望。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咷，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但是正当他们看戏的期望落空，百无聊赖之际，连殳却给了他们意外的一击，即“惨伤里夹杂着愤怒与和悲哀”的号咷。哭倒不是不行，但是不能像他这样哭，这样狼嗥似的哭法，让周围的庸众觉得不舒服。魏连殳的这种表现，和范爱农在大家群情汹涌要发电报时的冷嘲与不屑相对照，恰是一冷一热，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魏晋名士身上常见的用超出常人，或说超出当时社会礼俗范围之外的方式去表达感情。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又想起阮籍的那个故事。

魏连殳性格孤僻、愤世嫉俗、被人排挤，这是他与范爱农最像的地方。魏连殳被之前任职学校的校长辞退后，门庭冷落，“我”抽空去拜访他，不禁问道：

“你的客厅这么荒凉……。近来客人不多了么？”

连殳说：

“没有了。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来也无意味。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

鲁迅离开绍兴后，范爱农没有了相得之人，只有一些年青的朋友愿意与他聊聊，但年轻人往往又是浮躁肤浅的，“然而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听他的牢骚，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我们可以想见，范爱农的心境，也许就与此时连殳的心境相仿。

但和魏连殳最像的，毕竟还是鲁迅自己。

魏连殳看上去很有些名士脾气。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便被某些排挤他的教授讥为有名士气。但是我们也需知道，鲁迅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按：曹操并非名教中人，此处似应说“司马氏集团”更恰当。）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也说，其实许多玄学名士，也是玄儒兼具，“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王昶语）。当然，田先生此说更多是指士族立身建功而言。魏晋名士未能完全弃儒的一个表现，便是在于他们往往“性至孝”，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与常人不同而已。当然，所谓孝者乃是司马氏表面所标举的意识形态，“性至孝”乃是汉末魏晋时期常见的一个赞词，几近于套语，不排除这些“性至孝”者之中有惺惺作态之人，后世也多有模仿竹林名士以博名声的庸人，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虽然玄风横行，但名士们对于儒家的道德礼教也未能完全忘情。

从魏连殳与祖母的关系身上，我们也可以窥见这一特点。魏连殳在葬礼上的表现，完全可以称得上“性至孝”。我们也不会忘记，鲁迅本人也是“性至孝”的（不然也不会承母命娶朱安）。作为周家的长子，他身上依然有许多所谓封建社会所称颂的特点。套用王昶的名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遵旧派之教，履新派之言”。

余嘉锡先生说：“要之魏晋之士大夫虽遗弃世事，高唱无为，而又贪恋禄位，不能决然舍去。遂至进退失据，无以自处。良以时重世族，身仕乱朝，欲当官而行，则生命可忧；欲高蹈远引，则门户靡托。于是务为自全之策。”（《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条）就连嵇康也有《诫子书》并托孤于山涛，时势可想而知。晚清民国时期又不同于此，像范爱农、魏连殳这一类既无家世、又无人脉、正直孤愤的新派知识分子，不愿与时委蛇、蝇营狗苟，生存境况更加狭窄。他们既不能像识时务者那样“务为自全之策”，就只能像嵇康那样走向灭亡。范爱农的死，或是意外，或是自杀，或是被人陷害，但似乎其中有着某种必然；魏连殳后来投靠军阀杜师长，只是表面上的妥协自保，实际上是日益消沉，以自戕向他所恨的人、所恨的社会复仇。

范爱农死了，魏连殳死了，活下来的是周树人/鲁迅。

嵇康死后，向秀作《思旧赋》，有“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之句；其后数十年，早已身居高位的王戎路过昔日与嵇、阮饮酒的酒垆，有“视之虽近，邈若山河”之叹。

但鲁迅毕竟不是向秀、王戎，自从他成为鲁迅之后，便不可与这些人同日而语。毋宁说，他是作为扬弃了范爱农/魏连殳影子的实体而活在世上。这几个人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孤独者》作为扬弃的媒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魏连殳既是范爱农，又是鲁迅，他也许是鲁迅所有小说中最像他自己的人。但为何以胡风之敏锐，一开始也未能察觉这一点，就连当时最优秀的鲁迅评论者之一的李长之，也未能对这个人物或这篇小说给予足够的重视，这背后的原因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