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戴维斯，生于暗影，亡于开膛手杰克
文：魏思雨
玛丽·戴维斯，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名字。而在1888年11月，它却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让整个英国津津乐道。因为这个名字的主人是开膛手杰克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几百年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开膛手杰克的身份，包括无数侦探小说、电视剧集，甚至漫画。但，大家似乎都忽略受害者，她们就像爆炸式新闻里的背景一样，只是一个数字，可有可无。
可是，请不要忘了，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为什么会遇到开膛手杰克，为什么会遇害，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她的故事。
玛丽·戴维斯是谁？
玛丽·戴维斯不到20岁就失去了丈夫，年轻貌美的她选择搬去伦敦这个世界大都市讨生活。很快，她遇到了约瑟夫·巴内特，一个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两人就同居在了一起。玛丽一度以为，这就是她的一生，做家务、生孩子，顺便打打零工，赚钱补贴家用，然后死掉。没想到男人的突然失业，改变了一切。
她不得不找人介绍自己去抛头露面，站在街上招揽精虫上脑的男人，赚钱，养活自己。
站街羞耻吗？当然，那些教士指着鼻子骂她们，正经人躲着她们，警察抓捕她们，还有匪徒要打劫她们。但有什么关系，当时伦敦有数以万计的姐妹，大家总得混口饭吃。
这之后的事，就很难说清了。虽然巴内特还时常去探望她，但在玛丽被杀的最后夜晚，谁也不会过多的去注意一个妓女到底接待了什么样的客人。因此，11月9日早上，当房东去收取租金时，才在窗户的缝隙中看到了玛丽被肢解得残缺不全的身体。
玛丽惨烈的死亡震惊了全伦敦。她一丝不挂的躺在浸满鲜血的床上，颈部有勒痕，上半身被剖开，乳房、内脏和子宫不翼而飞，肠子大刺刺地被掏出来，大腿和腹部还有刀伤，仿佛遭到凌迟一般。
凶手以一种极端羞辱的手法将她“赤裸”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真正为她落泪的却没有几个。认识她的人都在尽力搜肠刮肚地回忆她少得可怜的生平，为的是在报纸版面上获得一个好位置。不认识她的人更是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将她和其他受害人放在一起，拿出“贫穷、懒惰、酗酒”的标签统一打上，作为警醒社会女性的绝佳案例：“看，这就是堕落女人的下场”。
厌女症
比起杀身之祸来，如果玛丽泉下有知，那些事后的舆论似乎更令人寒心。
很多人对开膛手杰克都秉持着暧昧不清的理解态度，有些甚至公开表示他是值得尊敬的道德家。疯狂的虐待屠杀行为是为所有女人上的生动一课，让她们清楚认识到自己在身体和智力上所处的弱势地位。只有全心全意地侍奉在丈夫身后，将忍耐和自我牺牲作为必修的美德，而不是出卖身体赚取金钱，才能免于杀戮的威胁。
伴随着对女性的歧视，男性的自我意识膨胀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即使没有任何优点，仅凭生而为男的事实，心中便应充盈着优越感”，就算对象是他们的母亲，也不配得到真正的尊重。
社会价值观将女性贬低到男性脚下，却连填饱肚子的机会都不给她们。伦敦底层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996不是新概念了），工资却少的可怜，女工还要更低。记者亨利·梅林曾采访过一位可怜的母亲：“每周3先令的工钱根本无法养活我和我的孩子们，为了填饱肚子，我只能穿上好一点的衣服去卖淫，这比我当女工的收入高多了。”
《新穷人法》虽然规定女性在工作上和男性享受同等权利，却没有对她们的尊严加以保护。工厂主经常会用解雇来威胁女工们接受潜规则，然而怀孕甚至捕风捉影的流言都能害得她们失去工作。
没有资本货物，没有一技之长，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底层女性唯一可用来交易的只剩下了身体。讽刺的是，卖淫换来的可比用双手挣来的英镑多多了。她们不用在灰尘漫天的工厂工作10个小时以上，但3、4晚就可以赚到小女仆一周的薪水。即使房屋租金会比工薪阶层高很多，却不愁没有面包和水，身体也比女工和女仆们要健康的多。
因此，光是伦敦一座城市，妓女的数量都庞大到令人咋舌。1857年伦敦大都会警察局曾宣布伦敦的职业妓女有8600人，占全伦敦女性人数的五十分之一，还不包括暗娼和情妇。
以道德的名义
为什么数字会如此惊人？当然是有买才有卖。
19世纪的英国提倡男性要有家庭责任感，成家后便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换句话说，如果经济能力达不到，就有自知之明点，继续做快乐的单身汉。20-30岁单身男性群体加剧了市场需求，尤其是驻扎着大量未婚军人的地方，一名妓女一晚接待8-10个客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濒临失控的社会规则下，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道德却堪称严厉。受宗教的影响，人们将性看做是可耻的事情。体面的中产阶级需要在这方面表现得拘谨，在交谈中尽力避免涉及性问题。他们把腿称为“下肢”，衬裤称为“内衣”，连露出桌角都会被认为是某种性暗示，因此有条件的家庭都需要铺桌布来遮盖。
但是，生而为人，追逐欲望是本能。男人们不能让饱受唾弃的性影响到自己的正面形象，因此只好让女人去背起道德枷锁。女人被“塑造”为纯洁而无欲的天使，性交的唯一使命便是诞育子嗣。教养良好的女孩们只有在新婚之夜才会被丈夫唤起“性欲”，对性的冷淡和厌恶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如果贤内助们能够成功遏制丈夫旺盛的性行为，就绝对配得上“纯洁天使”的赞誉。
可笑的是，自欺欺人的压抑只会带来猖獗的反弹。1858年的《泰晤士报》写道：“在欧洲，没有一个首都像伦敦那样，不分白天黑夜的展示卖淫的现象”。当绅士们的手杖挑开美丽肉体上的束身衣时，他们知道，自己不必为此付出英镑以外的任何代价。
因为，男人是日不落帝国的骄阳，妓女是野蛮英格兰的阴影。她们“涂脂抹粉，描眉画眼，佩戴假发”，游荡在“朗豪坊、市政路、皮卡迪利广场、兰心大剧院周边”，引诱男人走入罪恶的深渊，如一堆发酵的垃圾般毫无美德可言。
不过，美德并不代表金钱。有人估算，“伦敦单在嫖娼这项恶习上的年均消费为八百万英镑”，可见行业利润之巨。皮条客和妓院鸨母每天都在寻找新鲜美丽的肉体满足上流社会的疯狂需求，为此不惜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
玛丽·斯考金斯是个15岁的漂亮姑娘，靠缝制紧身胸衣为生。一天傍晚，在前去探望父亲的路上被人诱拐进罗瑟塔·戴维斯的妓院，遭到麻醉和毒打后被花了大价钱的客人“享用”。按照当时社会的潜规则，以处女之身沦为妓女会被打上“堕落女人”的标签，体面的工作从此和她们无缘，一辈子都只能在卖淫中讨生活。不过这种炼狱般的折磨也不会很久，据泰特先生所说，“不超过十一分之一的妓女能活过25岁”。
阴影里的女性
男权社会下，对弱势女性的怜悯很少，苛求却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并不以接受高等教育为第一要务，大部分贫穷的女孩和家人挤在一间房里，从小接受着来自父母的性启蒙，连政府号召的“家庭道德观”是什么都不清楚。不管是为寻求刺激而偷尝禁果，还是用性爱麻痹自己逃避绝望的现实，她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可怕的后果。男人可以轻易抛弃怀孕的女友，但女孩却会因“滥交”而承受社会道德的谴责，被父母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不幸的是，维多利亚政府并没有心情为这些“愚蠢的姑娘”提供保护，甚至出台改革法案取消了所有未婚母亲用法律捍卫己身利益的权力。“这项法律取消了敲诈、诱奸、勒索等不轨行为的追责权，为强奸犯们大开方便之门”。处于被伤害方的女性却成为了“社会最大的邪恶”，承担着卖淫和杀婴的“原罪”。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露丝》就这一道德悖论进行了勇敢的揭露。故事中的露丝日以继夜的工作，却在生病时连药都买不起。英俊的贵族青年亨利·贝林厄姆在露丝绝望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赢得了露丝的芳心。然而在得知露丝怀了自己的孩子后，亨利马上抛弃了她。走投无路的露丝只能靠卖淫来养活自己和孩子，却无法在伦敦巨大的物欲漩涡中获得片刻的宁静。
当生存的途径只剩下出卖肉体时，英格兰仍没有对女孩们保留最后的怜悯。
在伦敦医院里，每年有2000左右梅毒病人在呻吟，几千名儿童在阴暗的角落无声死去。威廉·阿克顿医生认为，色情行业的不规范是性病蔓延的罪魁祸首。由于妓院的贪婪剥削，许多妓女转为个体户，她们去音乐厅、剧院、舞厅和酒吧招揽顾客，把他们带到租下的房间中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得性病的传播无法得到有效地控制。而驻军小镇医院出具的军队就诊记录则加剧了政府的恐慌：陆军和海军的患病比例高达1:5和1:7，已经到了影响军队战斗力的程度了。
可惜，政府对此做出的应对措施是出台颇受诟病的《传染性疾病法案》，要求妓女们为军队负起责任，接受强制性的“医疗体检”。事实上，在驻军地区，警察有权对每一位妇女保留怀疑，随时把她们抓去医院检查阴道、强制沐浴，并用“阴道洗涤器”冲洗阴道（别问我怎么操作），整整折腾6个星期，但也不排除有人因为得罪医生被关半年。
据说，玛丽生前对朋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像我一样，以至于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也许，身处于那样一个社会，她已经不得不放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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