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房东

如果我凭记忆给拉里（Larry）画幅肖像：秃顶，肥硕的鼻子，眼镜后面狡黠的眼睛，身材不高但结实，肚子微微鼓起。他就是我的头一个美国房东。1993年秋我刚从欧洲搬到美国，在东密歇根大学找了份差事，活不多，钱不少。负责接待我的美国教授事先给我写信，说帮我找了住处，在他家附近，离大学也不远，有自己的卧室和卫生间，可使用房东的客厅、起居室和厨房，租金三百美元。听起来不错，我欣然接受了。

教授和夫人到机场来接我。先在他们家共进晚餐，佐以法国红酒。酒足饭饱，他们开车带我到拉里家。主人上夜班，要很晚才回来，这是栋普普通通的木结构房子，两层，主人住在楼上。我的卧室紧挨着楼下的客厅，小卫生间里老式澡盆的水龙头滴滴答答漏水。居住条件基本上符合信上所说的，只是所有的设备都很陈旧。地毯磨穿，壁纸发黄，沙发吱吱作响。只有一台九英寸的黑色电视，摆在厨房的食品架上。我只待三个月，没什么可抱怨的，于是住下。

早上起得晚，我正打开冰箱想找点儿饮料，忽然感到背后的目光，转过头去。“嗨，”拉里坐在沙发上微笑，狡黠的眼睛在眼镜后面审视我。我有点儿尴尬，像贼被抓住似的。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拉瑞在附近的密歇根大学的剧场当电工。他四十岁，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密歇根大学毕业。一年前离了婚，前妻带两个孩子也住在这镇里。他抱怨前妻贪婪，离婚时分走了不少钱，只剩下这座祖传的房子属于他。

我们所在的小镇叶伊普西兰蒂（Ypsilanti），混居着白领工人和大学生，和邻近的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城市安娜堡相比简直像个穷弟弟。这里市政建设落后，治安差。我曾在夜里听见过枪声。第二天看报，醉汉火并，死一人。没想到拉里竟是本市的议员。他说起这事时，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前廊喝啤酒。黑暗中他握着酒瓶，得意地露出白牙。他的野心不大也不小，有一天想当当本市的市长或州议员。我问想不想当州长甚至美国总统，他摇摇头。

他很现实，市议员每年能拿两千美元的津贴且受人尊重。“但我得花钱花精力竞选。”他说。不过他又承认，竞选的费用大部分是捐来的。常看到他在电脑前忙碌，然后把几百封宣传资料寄给选民。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去过本市的脱衣舞厅？他连连否认说：“我哪能去那种地方？要是被我的选民看见就完蛋了。”美国人对政治家道德完美化的要求，真是到了愚蠢可笑的地步。

我发现拉瑞喜欢中国饭。于是我每次做饭就多做一份，一个人吃实在无味。有一天，拉里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晚上要来一位女客。我连忙下厨，备了四菜一汤。女客正点到达。我发现她和拉里根本就不认识。她一进门东张西望，好像在给拉里的房子估价。席间她透露了她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级技工，年薪五万（吓了我一跳，美国人是从来不谈工资的）。接着她开始盘问拉里，拉里倒也沉得住气，应答自如。饭后我看两人继续喝酒，情投意合，便退避三舍。

夜里我被他们做爱的声响吵醒了。看来事情进展顺利，我为拉里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而高兴。

第二天我问拉里是否关系已定，他含糊其词，暗示那位女客不会再来了。没两天，又有另一位女客登门，戏重演了一遍，只是我不再给他们做饭了。我终于忍不住问拉里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他参加了一个单身俱乐部。俱乐部把诸如人种、年龄、身高、体重、爱好等个人资料及电话号码发给每个成员，大家可以通过电话自由结合。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拉里每天回家直奔电话录音机。拉里坦白说，他根本不想再结婚，要好好享受一下单身汉的自由。

拉里很吝啬，一般吝啬的人总是抱怨没钱。他下了班常常不归，找一些杂活干。比如帮别人粉刷房间、安装电器、布置花园。后来发现他并没那么穷，另有一处房子租给了学生们。

刚到时我想多看电视，既学英文，又排解寂寞。但拉里的小人书般大小的电视实在让我束手无策，这玩意儿十几年前在中国就被淘汰了。我建议拉里买台新的，拉里马上摊开手表示，他还欠银行的债。其实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欠债。我又提出新的建议：如果他肯买电视和录像机的话，我愿负担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三个月后东西归他所有。他起初还是说不，出门转了个弯，终于算过账来，马上催我一起去电器商店。我们选了电视和录像机，又去租了录像带，回家举杯祝贺中美合资的伟大成果。但一到周末，我就算遭殃了。拉里的前妻送两个圆滚滚的儿子过来，把电视开得山响，我只好躲到朋友家避难。拉里的前妻是做房地产生意的，见到她，我才明白为什么拉里会欢呼单身汉的自由。她有拉里两个那么胖，而且看起来极有主意。我能想象她在离婚时卡着拉里的脖子，让他把钱交出来。

我搬走时，拉里握着我的手说：“真高兴与你相处了这么一阵子。”我盯着他那狡黠的眼睛，似乎很真诚，我有点儿被感动了。如果我是他的选民，说不定会投他一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