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

她巨乳细腿，有一双蓝眼睛。我喜欢这样去回忆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疯狂地爱她，但我就是爱上了。

《克拉拉》

她巨乳细腿，有一双蓝眼睛。我喜欢这样去回忆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疯狂地爱她，但我就是爱上了，最开始，我指最初的几天，几个小时，我们谈得挺顺利；突然克拉拉就回了她居住的城市，在西班牙南部（她来巴塞罗那只是度假），然后一切就开始变得扭曲。

某天夜里我梦见一个天使：我走进一间巨大空旷的酒吧，看见他坐在角落里，胳膊肘撑着桌子，面前放着一杯牛奶咖啡。「她是你的人生挚爱，」天使说，抬头看我。然后，他凝视中的力量，他眼中的火焰，把我整个人扔到了吧台的另一边。我开始大喊，「服务员，服务员，」接着我就睁开眼逃出了这痛苦的梦境。

另一些夜晚，我谁也没梦见，但是我挂着泪醒来。与此同时，克拉拉跟我互相写信。她的信很简短。「你好，过怎么样，下雨了，我爱你，拜。」最初，这些字句吓到了我。完了，我想。尽管这样，在我更加仔细地检查了那些信之后，我得出个结论：她简洁的书信表达方式是基于避免语法错误的需要。克拉拉很骄傲，她讨厌写得不好。哪怕这看上去冰冷的字句会伤害我。

她那时18岁。从高中退学后在一个私立学院里学习音乐，还跟一个退休的风景画家学习绘画，但她应该对音乐提不起什么兴趣，对绘画的兴趣差不多也是这样：她喜欢，但这事儿完全不能给她任何激情。一天，她写信告诉我，用她惯常的简洁风格，说她准备去参加一个选美比赛。我的回信，填满了正反三页纸，就是一首夸大其词的赞歌，她的冷艳美貌，甜蜜双眼，完美曲线，等等。这封信也是一次糟糕品味的展示，写完时我还犹豫要不要寄出去，但最终我还是寄了。

过了几周后她才给我回复。我本准备打电话，但又不想太鲁莽，况且那个时候我穷困潦倒，甚至比一只老鼠还穷。克拉拉选美比赛得了第二名，她因此郁闷了一星期。出乎意料的是，她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写着，「第二名。句号。收到你信了。句号。来找我。」

一周后，我坐上前往她城市的火车，早上的第一班。在这之前，当然——我指的是收到电报后——我们通了几次电话，听她讲了几遍参加选美比赛的故事。很明显，这事儿对她影响非常大。所以我立马收拾行李，尽可能迅速地上了一辆火车，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喝了一杯咖啡，抽了几根烟打发时间之后，我早上九点半来到克拉拉家。一个头发蓬乱的胖女人开了门，当我说我来找克拉拉时，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马上要被屠宰的羊羔。几分钟之后（时间在那几分钟过得漫长无比，后来我回想整件事情时，意识到这时间确实漫长），我在客厅坐下来等克拉拉，一间不知为什么看上去很友好的，堆满过多杂物的，但是友好且光线明亮的客厅。克拉拉的出现让我感觉宛如女神降临。我知道这样想很傻——这么说也很傻——但事情就是这样。

接下来的几天喜忧掺半。我们看了一堆电影，几乎一天一部。我们做爱（我是克拉拉睡的第一个男人，这不外乎是个意外，但我最终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到处闲逛；我见了她的朋友；去了两个可怕的聚会；然后我邀请她来巴萨罗那跟我同居。当然，我知道在那个阶段她的答案会是什么。一个月后，我坐上了一辆回巴塞罗那的夜班火车；我记得那趟旅行非常糟糕。

这之后不久，克拉拉在信中解释说，一封她给我写过最长的信，为什么她不能继续跟我在一起：我给她带来了无法忍受的压力（提议同居这件事儿）；一切都结束了。分手后，我们又电话聊了三四次。我记得我又给她写了信，充满了侮辱，以及爱的宣言。有一回，当我去摩洛哥旅行时，我从我住的位于阿尔赫西拉斯的酒店给她打电话，那时我们才终于能够以一种文明的方式通话。至少，她觉得如此。或者是我这么觉得。

几年后，那些被我以一种无可挽回的方式错过的关于她的生活片段，克拉拉都告诉我了。然后，又过了几年，她自己和她的几个朋友又给我重头讲了一遍她的故事，鉴于我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局外人，从最初讲起，或者从我淡出克拉拉人生的那一刻讲起，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尽管我拒绝承认这一点。可以预料，我们的婚约刚结束不久（我知道「婚约」这个词有点太夸张了，但这是我能找到最好的词），克拉拉就结婚了，那个幸运的男人，并不难猜出，就是我第一次去她城市时见过的她的一个朋友。

但是，在这之前，她有点精神问题：她总是梦见老鼠；她会在夜里听见卧室里有老鼠，结婚前的好几个月，她都得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我猜那些该死的老鼠应该在婚礼后就消失了。

于是，克拉拉结婚了。她的丈夫，克拉拉亲爱的丈夫，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包括她自己。婚后一两年，具体我也不确定——克拉拉告诉过我，但我已经忘了——他们分开了。这不是一个友好的分手。那个男的尖叫，克拉拉也尖叫，她扇了他一耳光，男的回了她一拳直接把下巴打脱臼了。当我孤单一人无法入睡，却又提不起情绪把灯打开时，我就会想到克拉拉，她选美比赛得了第二名，下巴被打脱臼了，没办法自己给复位，她得开车去最近的医院，她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握着方向盘。我很想笑，但笑不出来。

让我真正笑出来的，是她的新婚之夜。她在结婚前一天做了痔疮手术，我猜她肯定还有点迷糊。不过也不一定。我从没问过她那晚她还能不能跟她老公做爱。我想他们在手术前肯定做过了。但这一切重要么？所有这些细节勾勒出的更多是我的，而不是她的内心。

无论怎样，克拉拉结婚后一两年就跟老公离婚了，然后开始学习。她进不了大学，因为她高中没有读完，但她尝试了其余所有可能性：摄影，又是绘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她总觉得自己能成为一个好画家），音乐，打字，IT。绝望的年轻人们一头冲向或者彻底陷进这些一年制课程，为的就是文凭，还有各式各样的工作保证。虽然逃离了家暴的丈夫让克拉拉很高兴，但内心深处，她是绝望的。

老鼠又回来了，还有她的抑郁症，还有古怪的疾病。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她在接受溃疡治疗，直到医生最终意识到她其实没有溃疡，至少胃里没有。在那段时间，她碰到了路易斯，一个公司高管；他们成了情侣，他劝她去学习一些有关工商管理的东西。按照克拉拉朋友的话，她终于找到了人生挚爱。不久后，他们就住在了一起；克拉拉找了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家公证处或者什么中介代理公司——一份非常开心的工作，克拉拉说，没有任何嘲讽之意——她生活看似回归正轨，越来越好。路易斯是一个敏感的男人（他从不打她），也有文化（我相信，他就是那种会分期付款购买莫扎特全集的两百万西班牙男人中的一员），还有耐心（他每天晚上还有周末都会听她倾诉）。关于她自己，克拉拉没什么可说的，但她一旦说起来就不知疲倦。她已经不再为选美比赛的失利感到苦涩了，即便她时不时还会提起这茬；现在更多的是关于她的抑郁症，她疯癫的倾向，以及她想画却从没画成的画。

我不知道为何他俩没有生孩子；也许是他们没有时间，但是，按克拉拉说的，路易斯对孩子非常痴迷，但是她还没准备好。她用她的时间去学习，听音乐（先是莫扎特，后来，也听其他作曲家），拍照片，但从来没给人看过。她以自己那种令人费解又一无是处的方法，试图捍卫她的自由，试着去学点什么。

到31岁的时候，她和一个同事睡了。这事儿本来没什么，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至少对于他俩而言，但克拉拉错就错在告诉了路易斯。令人惊骇的大闹。路易斯摔了他买的一把椅子或一幅画，喝醉，一个月不跟她说话。据克拉拉说，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即便他们和解了，即便他们去海边小城旅行了一趟，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非常沉闷而悲伤的旅行。

她32岁的时候，性生活基本上不存在了。快要满33岁的时候，路易斯说他爱她，他尊重她，他永远不会忘了她，但他已经和工作上认识的一个带着孩子的离异女人在一起好几个月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通情达理的女人，他准备搬过去和她一起住。

表面上看，克拉拉平静地接受了这次分手（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离开她）。但是几个月之后她就再次陷入了抑郁，并且必须要请假去接受精神治疗，当然这并没有用。医生开的药抑制了她的性欲，但她仍以一种主观意志远远大于实际效果的方式来尝试跟别的男人们上床，这些男人中也包括我。我们的约会很短暂并且整体上来说是灾难性的。她又开始谈论老鼠了；它们就是不放过她。当她紧张时她会不停地去厕所。（我们一起睡的第一晚，她起床去尿了大概有10次。）她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有次她告诉我她灵魂里有三个克拉拉：一个小姑娘，一个被其家人所奴役的老太婆，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那个真正的克拉拉，幻想着一劳永逸地逃离这座城市，想去画画，去拍照片，去旅行，去生活。我们重新住在一起的头几天，我为她的性命担忧。有时候我甚至不想出去购物，因为我怕回来时发现她已经死了，但是过了几天后，我的忧虑逐渐消散，然后我意识到（或许只是因为这样想对我来说更为切实可行）克拉拉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不会从她家阳台上跳下去——她不会去做任何事情。

这之后，我离开了她，但是这次我决定更经常地打电话给她，并且跟她的一位朋友保持联系，那个人能给我透露些她的近况（哪怕只是时不时地）。我也就是这么知道了一些我也许本该不去了解的事情，一些无助于我内心宁静的情节，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本应永远回避的故事。

克拉拉重返工作岗位（她吃的新药片给她的情绪带来了奇妙的改变），不久后，管理层可能是为了惩罚她的长期请病假，把她调到了安达卢西亚省的另一个城市分部，那座城市离她老家不是很远。她搬家了，开始去健身房（34岁时她早已经不再是我17岁时认识的那个美人了），结交新朋友。就是这样，她认识了帕科，离过婚，像她一样。

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起初，帕科会在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面前高度评价克拉拉的摄影和绘画。克拉拉也认为帕科睿智，富有品味。时间长了，帕科就厌倦了克拉拉的美学尝试，他想要个小孩。克拉拉35岁了，开始她对这个主意并不感冒，不过很快屈服了，他们就有了个孩子。克拉拉说，这个孩子满足了她所有的渴望——她用的就是这个词。据她的朋友们说，克拉拉的情况越来越糟，虽然这句话其实等于什么也没说。

某一次，出于跟本故事无关的原因，我必须在克拉拉所在的城市过夜。我从酒店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在那，并且约她第二天见面。我其实更想当天晚上就见她，但是考虑到我们之前的约会，克拉拉——或许有充分的理由——把我视作某种程度上的敌人，于是我就没有坚持。

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胖了不少，尽管化了妆，脸看上去还是饱受摧残，更多的是因为挫败感而非岁月流逝本身，这让我吃惊，因为在我内心深处从没真正觉得克拉拉向往过什么东西。如果你从不向往什么，又怎么会有挫败感呢？她的笑容也经历了某种变化。之前，她笑起来很温暖，还有点傻，一个外省省城姑娘的笑容。但现在，她的笑容变得刻薄、伤人，很容易就能看出笑容背后的憎恶、愤怒、嫉妒。我们像两个白痴一样互相亲吻了对方的脸颊，然后坐下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打破了沉默。我问她的儿子怎么样；她说在托儿所，然后问我的儿子。「他很好，」我说。我俩都意识到，除非我们做点什么，否则这个会面就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悲伤。「我看起来如何？」克拉拉问。这简直就像是请求我去扇她一巴掌。「跟以前一样，」我下意识地回答。我记得我们喝了咖啡，然后沿着一条栽满了法国梧桐的大街走向火车站。我的火车快开了。我们在车站门口道别，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过，她死前，我们确实打电话聊过几次。我习惯每三四个月给她打一次电话。我从经验中学到，不要去触碰到私人的和亲密的话题（有点像在酒吧跟陌生人狂侃足球），所以我们就聊她的家庭，在那些对话中她的家庭就像是一首立体主义诗歌一样抽象，或者聊她儿子的学校，她的工作；她还在同一家公司，经过这么多年，她已经知道了每个同事的生活，每个经理的烦心事——那些秘密给了她可能有点过度的满足。有一回，我试图让她聊两句她的丈夫，但是她闭口不提。

「你配得上最好的人，」我告诉她。「很奇怪，」克拉拉答到。「奇怪什么？」我问。「奇怪的是你说的话，奇怪的是说这句话的人居然恰恰是你，」她说。我快速地换了一个话题，借口说我快没硬币了（我家从没有安过电话，也绝不会安——我总是从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匆忙地说了拜拜，然后挂了。我意识到我无法面对与克拉拉的再一次争吵；我已无法再听进去她的又一个永无尽头的辩解。

不久前的一夜，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她的声音和平常一样冷。多年以前她曾用同样的声音告诉我她要去参加选美比赛，她曾用同样的声音谈论自己的人生，带着一个拙劣叙述者所特有的那种疏离感。她总是把感叹号放置在不该放的地方，而对于那些应该提及的事情，那些应该揭开的伤疤，她却沉默不语。我问她是否看了医生，就好像在暗示是她自己（或者在帕科的帮助下）诊断出了癌症一样。「当然，我看了医生，」她说。在电话的另一端，我听见什么在呱呱叫。她笑了。我们简单地谈了谈各自的孩子（她肯定感觉到了孤独或者无聊）她让我说点我的生活。我就顺着编造了一些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东西，然后说我下周会打给她。

那一晚我睡得非常差。我做了一个又一个噩梦，突然从梦中惊醒，大喊，非常确信，克拉拉欺骗了我：她根本没有得癌症；她是出了些事儿，肯定的，就像过去20年一直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情一样，渺小的，操蛋的事情，充满了傻逼和微笑，但她肯定没有得癌症。早上五点钟。我起床并步行去了滨海大道，风吹着我的后背，非常奇怪，风一般都是迎面从海上吹来，而几乎不会从反方向吹。我一直走到滨海大道上一家颇具规模咖啡馆的露台旁的电话亭才停了下来。露台上空无一人，椅子被锁在桌腿上。再远一点，紧靠着海，一个流浪汉在长椅上睡觉，膝盖朝上蜷起，他时不时打一个寒颤，就好像正在做噩梦。

我的通讯录里面，只有一个除克拉拉外的同城电话号码。我拨过去。过了很长时间，一个女人接了。我告诉她我是谁，但是突然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本以为她会挂掉电话，没想到却听到打火机的声响，以及烟从她唇边吐出的声音。「你还在吗？」女人问我。「是的，」我说。「你跟克拉拉谈过吗？」「是的，」我说。「她说她得了癌症是吗？」「是的，」我说。「这是真的，」那个女人说。

遇见克拉拉之后的这些年突然坠入我脑海，所有那些我曾经的，基本上跟克拉拉没有多少关系的生活经历浮现眼前。我不知道这个一千公里外的女人在电话那头还说了什么；我想我开始哭泣了，即使我并不想哭，就像鲁本·达里奥的那首诗里所写的那样。我在兜里找烟，听着故事的碎片：医生、手术， 被切掉的乳房、讨论、不同观点、方案推导、行为举动，这一切向我展示了一个我再也无法了解，无法爱抚，无法帮助的克拉拉。一个再也无法拯救我的克拉拉。

挂电话时，流浪汉就在我身旁不到一米。我没听见他靠近。他非常高，对于这个季节来说他穿得过于暖和了。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感觉要么他是近视眼，要么他很害怕我会做出某个他无法预料的行为。我难过的忘了感到害怕，虽然事后，当我沿着市中心崎岖的街道返回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曾有那么一秒钟忘记了克拉拉，并且那一秒再也无法被定格。

这之后我们频繁通电话。有个把星期我每天给她打两次。我们的通话又简短又可笑，我唯一想说的却又说不出口。于是我想到啥说啥，那些闪过我脑海的事情，那些我希望能够逗她笑的毫无意义的事情。又一次，我变得惆怅，想唤起所有过去的日子，但是克拉拉立刻穿上她冰冷的盔甲，我便停止了多愁善感的回忆。手术的日子临近，我的电话越来越频繁。有一回，我和她的儿子说话。还跟帕科说话。他们都不错，听上去不错，至少不会跟我一样紧张。不过这点我可能也搞错了。绝对错了，明摆着的。「每一个人都担心我，」克拉拉一个下午说。我以为她是说她丈夫和儿子，但「所有人」包括更多的人，多到我无法想象的，所有人。她应该去医院的前一天下午，我打了过去。帕科接的电话。克拉拉不在。已经有两天没人知道她的下落了。从帕科的口气里我听出来，他怀疑克拉拉跟我在一起。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她不在我这里，但是那天晚上我确实满心期盼她真的能来我家。我开着灯等她，最后在沙发上睡着了，梦里我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不是克拉拉：她高个子，很瘦，平胸，长腿，深深的棕色眼睛，她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克拉拉，这个女人的出现覆盖了克拉拉的形象，把她降格为一个贫困的，迷失自我的，颤抖着的40岁左右的女人。

她没来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帕科。两天之后我又打了一次。依然没有克拉拉的消息。第三次我打给帕科的时候，他提到了自己的儿子，并抱怨克拉拉的行为。「每天晚上我都在想她去哪了，」他说。从他的声音，以及他话锋变化的方向，我能明白他期望从我这里，或者从某人，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是友谊，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向他提供那种安慰。

❖ Roberto Bolaño

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 由 Chris Andrews 从西班牙语翻译为英语，并最初发表于2008年4月4日的《纽约客》印刷版。 翻译：吴鞑靼（英译中）

修订：柏云飞（参照西班牙语原文）

［附录］ 《春天里一首关于秋天的歌》

Rubén Darío

鲁本·达里奥（尼加拉瓜） 青春，神圣的宝藏

已经远去再也不会归来

当我想哭的时候，我哭不出来

有时候我会哭，即使我并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