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钟书：一次无意的批评

闲翻胡文辉的《拟管锥编》，看到这么一段：

小说《围城》写到诗人曹元朗时有云：“……诗后细注着字句的出处，什么李义山、爱利恶德（T. S. Eliot）、拷背延耳（Tristan Corbiere）、来屋拜地（Leopardi）、肥儿飞儿（Franz Werfel）的诗篇都有。”此处的几位外国人分别是英籍美国诗人艾略特、法国诗人科比耶、意大利诗人雷奥巴底、犹太裔德国诗人韦尔佛（据钱定平《破围——破解钱锺书小说的古今中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页111—124）；这几个恶搞式的人物译名，在译音之外加上不相干的滑稽意义，可视为上述文字游戏的变体。

其实在《围城》一开始，就有类似的翻译：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de brageloone）。“白拉”，怎么会“日隆”？这样两个对立的词，构成了以拉人拉货为业的船名，会让人在小小地错愕之后会心一笑。不知钱钟书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水浒传》中王婆的一句话：“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烫温和大辣酥。”水晶《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里则确实记着他对这句话的解释：

这是一句玩笑话，也就是西洋修辞学上所谓的oxymoron（安排两种词意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起，藉以造成突兀但是相辅相成的怔忡效果），像是新古董novel antiques便是。像河漏子（一种点心小食）既经蒸过，就不必再拖；大辣酥（另一种点心小食）也不可能同时具有热烫温和两种特质。据此可以断定是王婆的一句风言风语，用来挑逗西门庆，同时也间接刻画出潘金莲在《水浒》中正反两种突兀的双重性格。

以前读《围城》，看到这些滑稽的音译，只是觉得好玩，这次却想到增田涉与鲁迅的一次问答。

常见有人提问或者设问：“钱钟书为什么不愿提及鲁迅？”忘了是谁的文章，说孟子和庄子两个论辩高手，生活在相同的年代，而且有共同的朋友，却没有见面、辩论过，让人很是遗憾。这样提问的人，或许有类似的感觉吧。

钱钟书与周作人有过隔空交锋，是关于《梅花草堂笔谈》。那次交锋，不仅隔着空间，而且隔着好几年的时间。而鲁迅与钱钟书，则连这样的交锋也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在海外，钱钟书曾经说到鲁迅的小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short-winded‘短气’的文章，不适宜写‘长气’long-winded的文章，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水晶《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对于鲁迅作品的评论仅此一见。在私人信件中，他还说过：“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1985年4月26日致李国强）但这已属于“身后是非谁管得”，与鲁迅本人关系不大了。

钱钟书的不对鲁迅发声，与周作人数年之后的回刺一样，可以见出其人性格之一端。然而，鲁迅与钱钟书的影响毕竟有大小之别，所以会有人问“钱钟书为什么不愿提及鲁迅？”而鲁迅没有提到过钱钟书，则好像大家都不以为意。奇妙的是，鲁迅回答增田涉的一个提问，却像是预先对《围城》中的人名翻译做出了评价：

b. “好极了，比瘟西，还好。” “干么拿我比瘟西，我们派数不同：我们是后期印象派。” 问：“瘟西”，不知指什么？ 答：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Leonardo da Vinci。张天翼常常乱写西洋人名，其实这不是好习惯。

这句话出自张天翼的讽刺小说《稀松的恋爱故事》，其中还有别的类似的译法，如：

“干么尽背履历？” “背履历么？悲哀得很：我还以为这是吐膈孽夫的手法哩。”

吐膈孽夫，即屠格涅夫。

男的瞪着眼瞧她，似乎想从她头发里找出不得癞儿式的半个世界来。

不得癞儿，即波特莱尔。

“听说现在耗痢窝的电影明星还作兴大嘴哩。”

耗痢窝，即好莱坞。

1936年斯诺访问鲁迅时，曾问他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张天翼是鲁迅提出的作家中的一个。对他“乱写西洋人名”不以为然，大概是因为这会减损讽刺的力量，就像认为他署名“某汉”会破坏作品的严肃性。

钱钟书的“爱利恶德、拷背延耳、来屋拜地、肥儿飞儿”，与张天翼的“瘟西”、”吐膈孽夫“、”不得癞儿“相比更为滑稽，但除了滑稽，好像没有别的取义。鲁迅在《不懂的音译》中说到人名的翻译：“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小说固然不必如此严谨，但是如果鲁迅见到《围城》中的这些人名音译，大概还是会说：“其实这不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