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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拯救“婚姻”，我不结婚了

理想国imaginist 2019-03-20 12:40:43

婚姻，一个能牵引全国人民注意力，并且常在公园集会、家庭聚会等场合集中爆发的问题，更别说一并讨论的“买房”和“生娃”，形成了当代年轻人除工作外的主要压力来源。2018年结婚率创新低，全国的结婚率为7.2‰，网友们纷纷表示“这还没到最低呢”。

现实生活里，父母的催婚从没有停下，外界也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对大龄青年们进行不分性别的攻击。选择在适婚年龄走入婚姻，组建家庭，这似乎是种不可逆的人生选择。当青年们提出想要用自己的生活去挑战这样的“不可逆”时，父母会是最担心的：

“真是的，这么大岁数都还没谈恋爱，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

“结婚生孩子是人生这个阶段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别人都经历你不经历？”

“你老了，怎么办？”

说完这些话，个人的婚姻问题成功上升到了代际沟通的问题。

大家逃不开来自父母的关心，但又无法做到父母的期许，如果真的结婚了，在皆大欢喜结局的背后可能还需要先做到与父母、与自己内心的和解。这样被父母催着进入一段婚姻对自己、对他人，甚至对婚姻制度本身都是不负责任的。在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眼中，正是那些能根据自身需求不断校正婚姻制度的人才足够尊重婚姻。

单身时代的婚与不婚

作者：丽贝卡·特雷斯特

（本文摘自《单身女性的时代》）

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Cottin Pogrebin）回忆起1963年的一天，她刚刚出差回来，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花园寓所里。这次出差她一共去了七个国家，回来后她就想：“我永远不要结婚。”

那年她23岁，她说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总有一天需要嫁人，依靠丈夫生活，但是这次出差打消了她的这些念头。“寻求自我实现的单身生活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我自己修马桶，自己装灯，自己换轮胎，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这些事情你能自己做了，就不用可怜兮兮地当别人的婆娘了。”

第二天，波格莱宾接到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到火岛（Fire Island）过生日。在那边的海滩上，她认识了劳动就业领域的律师伯特（Bert），六个月以后他们就结婚了。她说她丈夫是一名热心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一起参加妇女运动，一起阅读女权主义文章，平等地抚养三个孩子。她认为是她婚前的独立生活造就了他们夫妻平等的婚姻。认识伯特将近十年以后，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了《单身女性》杂志。“我四十八年没有和其他男人发生过性关系，”波格莱宾说，“以我过去的生活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最讽刺的是，尽管传统性别角色的日渐淡化令保守人士甚感愤怒，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那些不愿进入传统婚姻的人拯救了婚姻制度。

如今美国人的单身现象越来越普遍，单身的时间也越变越长，他们比以往享有更大的生育自由和性自由，勾搭文化盛行，同性恋婚姻也变成了现实。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会结婚，或者和某个人保持一段时间认真负责的关系。这是目前美国与众不同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结婚率迅速下降的国家，它的出生率与德国不相上下，均为世界最低（2014年日本的新生儿人数创历史最低）。日本国民已经开始摒弃婚姻，甚至摒弃异性之间的性行为，日本媒体将这一趋势称为“独身主义综合征”。 研究发现，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岁至34岁的女性处于单身无恋爱关系状态，比五年前增加了10%。而另一项受日本计划生育协会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5%的24岁以下女性称她们“对性接触不感兴趣，甚至反感”。根据日本杂志《女子Spa！》（Joshi Spa!）的说法，有33.5%的受调查对象认为婚姻是“没有意义的”。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日本社会对异性配偶的排斥与他们性别角色的顽固僵化密切相关。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挣钱，然而家庭对她们的期望却没有改变。日本的工作周适合家有贤妻的男人，工作强度之大让一个仍需全心照顾家庭的女人无法应付。在日本，已婚职业妇女被称为“魔鬼人妻”。根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日本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日本年轻女性称她们更愿意单身而不愿意进入“她们想象中的婚姻”。《卫报》专栏作家阿比盖尔·豪沃斯（Abigail Howarth）报道称，日本有句古语“婚姻是女人的坟墓”，在今天已被改写成婚姻是“（女人）来之不易的事业的坟墓”。一名32岁的女性告诉豪沃斯说，“你不得不辞去工作，变成一个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

这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警示，当两性角色失衡，女性群体获得更大的自由而社会又无法适应时，两性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

天主教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如意大利有越来越多所谓的“妈宝男”，他们不满那些忙于事业的女性同侪对家庭事务的疏忽，因此到了成年还继续和可以为他们洗衣做饭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粗算下来，意大利的结婚率（即每1,000人中结婚的数目）在1960年为7.7，但是到了2013年只略高于3。

在德国，职业母亲被讽刺为“渡鸦母亲”，而且根据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只有2%左右的高级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同样从1960年到2013年，德国的结婚率大致从9.5跌至4.6，下降了一半以上。

相比于这两个国家，北欧国家的结婚率并没有急剧下降，因为在北欧国家，社会政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平等，这些国家通过出台政策和进行文化调适，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从1960年至2013年，芬兰的结婚率只从7.4下滑至4.6，瑞典则从6.7下降至5.4。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均在30岁以上，过去它们的结婚率低于意大利和德国，而现在却与它们持平，甚至超过了它们。

北欧国家不仅结婚率高于其他国家，双方互相有承诺的非婚关系也更加稳定，这说明进步的性别观念，可以提高人们从异性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感。在瑞典，同居伴侣的分手概率要低于美国，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指出，“孩子与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于孩子与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国家庭，更不容易产生破裂的问题。”艾米娜托·索乌回忆起她与一名瑞典男子的关系（那是她最认真的一段关系），“他竟然问我避孕需要多少钱，要和我分摊费用。”她说：“天哪，这就是平等国度里长大的人！”

美国是一个在启蒙思想中诞生的年轻国家，个人自由是它的核心承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它也经历了结婚率大幅下降的问题。然而，它在2012年的结婚率大约是6.8，还是高于美洲的其他国家以及西欧的所有国家。

有观点指出，美国人长久以来想要结婚的倾向，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持有的，一种顽固不化的预期。在这个国家，自由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假的承诺。真正的平等——对于女性，对于有色人种，对于同性恋群体而言——从来都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我却认为，正是国家有开明进步的思想，允许人们不断地校正它赖以立足的制度（包括宪法、选民范围、婚姻的定义），婚姻才得以自我修正，变得更加包容、平等，从而有可能以更大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

在美国人民反对性别不平等的长久斗争中，最关键的是那些或出于自己的选择或出于命运的安排而处于单身状态的妇女，这些妇女（及其伴侣和支持者）通过提出主张，或仅仅通过自身的存在，迫使这个国家张开怀抱，为她们创造新的生存空间。

今天，这个庞大的单身女性群体，依然在为自己努力地争取这片空间，有些也像日本女性一样，拒绝接受在她们看来可能不平等的婚姻。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66%的女性认为必须结婚人生才能完美，而持这种想法的男性有79%。

新闻记者阿曼达·赫斯（Amande Hess）指出，“自去年夏天以来，不再将婚姻看作是定义成功的首要因素的女性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从5%上升到了9%”。同样地，社会学家凯思琳·格尔森（Kathleen Gerson）在为她2010年出版的《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一书做调研时也发现，超过70%的女性宁愿单身也不愿当一个家庭主妇。

但是在格尔森这本关于转变家庭观念和社会政策的书中，有一项数据或许能让担心世界范围内异性婚姻状况的人士对美国产生希望—除了格尔森做抽样调查的年轻美国女性中有80%的人渴望男女平等的婚姻，希望夫妻双方平均分配工资收入、平均分摊家务和育儿任务，现如今，有70%的男性也希望如此。

几百年来妇女们为了能够更长或终身保持单身而努力奋斗，她们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道路，创造了新的立足空间，已令其他同胞对她们刮目相看。因为延迟结婚，她们就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并且更有可能实践不一样的婚姻、拥有更加美好的婚姻。

单身女性对男人和婚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们对于拯救美国婚姻制度所起的作用或许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