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丨我的桃镇

我常常想起桃镇，写不出论文拖延时想起，就跑去百度的桃镇贴吧逛，看看还住在那的人贴的图片；睡不着觉时想起，黑暗中脑子里闪回我在桃镇时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睡着了梦见桃镇，梦里南边的江堤决口了，大水淹掉了镇子，我坐在一个塑料圆澡盆里，漂在汹涌浑浊的水上，焦急地四处张望，喊着家人的名字。

九八年的夏天，家人和我去桃镇南边的江堤上看水位，水已经快涨到和大堤持平，像是一个大碗装满了，快溢出来。镇子里的人说着“洪水”和“分洪区”的事，十三四岁的我并不太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问家人：“分洪是什么意思？” 我爸说：“就是我们整个镇子都要被淹掉，我们家也要被淹掉！” 镇里的人忧心忡忡，开始囤粮，家住平房的人暂时搬去了住楼房的朋友家，随时等着分洪的消息。大家每晚在电视上看桃镇本地新闻，看着周边的某个分镇被淹，想着下一个会不会是我们。

后来，桃镇没有被淹，它还在，但桃镇的人却慢慢离开。九九年的初秋，我离开了桃镇，去几小时车程外的市里念高中。有一小批人和我一样，去了县市里的高中，去更大一些的城市上大学，留在那里工作。另一批，南下去广东深圳打工，谋求生路。这批人里，有像我的堂姐表妹和一些同学那样，初中念完家里就不让再念，被推出去，到南方的制衣厂做女工；还有一批，原本在桃镇的纺织和制糖两家大型国营企业端着铁饭碗，一夕下岗，为生计也去了南方；另一批有些手艺的小生意人，也去了广州做生意，成了桃镇人羡慕的老板；而最早那批将桃镇从江边芦苇荡开垦出来的知青，后来一有政策，带上子女回到了上海。

自从外出念高中，桃镇渐渐离我远去，它成了我寒暑假回家的一个驿站，呆不久就又要离开，我和同一条街上同龄的孩子们也渐渐没了联系。到了我念大学的时候，父母从桃镇搬走，去了县城。我爸说，“桃镇不行了，找不到事情做了。” 搬走后，我便很少再回桃镇。有时想回去看看，父母就说：“那里有什么好看的？” 在父母眼里，它微不足道，衰败没有未来，人们都迫不及待想要离开，为什么要回去看这么个破地方呢？

可是我却常常想回去看看。桃镇很小，毫不起眼，连如今大家常说的“十八线”都够不上。桃镇之外的人，没几个知道它，也没人在乎。到市里念高中时，有人问我从哪儿来，勉强还能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名字。后来遇到的人里，再也没有人听说过桃镇。到了美国，总有人问我：“你从哪里来？北京? 上海？” 我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回答。“桃镇”是第一反应，但答案要说出口时，我就会换成“湖北，” 就连省内人都不知道桃镇在哪儿，更何况那些只知道北上广的外国人。

桃镇是南方的一个临江小镇。我称它桃镇，是因为镇里的桃子还算有一点名气。一到春天，镇北的桃园就开满大片粉色桃花。它们只是静静地在那儿开着，镇里的人并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去赏桃花，只盼它开好花结好桃。除了桃子，桃镇的农田大部分用来种棉花和甘蔗，供应给纺织厂和制糖厂。我没亲眼见过那些棉花地，只在镇广播站每晚播的本地新闻里见过。新闻的片头里，镜头扫过大片绿色的棉花地，再给几个特写给棉株上淡黄或粉紫的花。我也没见过甘蔗田，只在甘蔗熟了的季节，见到大卡车载着堆着老高的大捆甘蔗开过，卡车后常会跟着几个小孩，也不怕危险，边跑边跳起来拽几根，有时候运气好，会拽下来一小捆。

桃镇虽说是个临江小镇，但其实从桃镇的任何一个方向望过去，都看不到长江，只有在夏天水涨到江堤边时，才能直观地感受到长江的存在。在最后离开前，我几乎没见过桃镇外面的世界，去过父母老家的小村子，县城这样的“大”地方只去过一两次，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南方。我的全部世界构成，是我家住的那条老街，上学常走过的那两三条马路，和春天江堤外的大片绿色空旷野地。对那时的我来说，远方就是站在江堤上远眺时，于朦胧中忽隐忽现的山的轮廓。别人告诉我，那座是桃山，在江对面的湖南。儿时的我，常跑到江堤上，将双手拢在嘴边，对着远处朦胧的山连着大声叫几次“啊～，” 不一会儿回声就在旷野中回荡，像是有人在和我对话，又像一个人不停地啊啊啊唱着歌。

桃镇只有那么几条街。我家住在桃镇南边的老街街尾，在江堤脚下不远处。老街是一条泥土街，一下雨，街上就都是小水坑，小孩子要是不听话，雨天去踩泥坑，溅了一脚泥，回家就会挨骂。老街两边大多是联排平房，或是大杂院，住着一些小生意人和手艺人，裁缝，木匠，屠夫，打煤的，挑货的，拉马车的，开杂货铺的，开餐馆的，修自行车的，卖发糕的，剃头的。一条街的每一户都挨着，堂屋的门大敞，哪家要是吵架，隔几户都能听见，所以邻里之间没什么秘密。我家斜对面那户，母亲总是骂女儿骂个没完，后来这家的女儿南下打工，在舞厅，于一场冲突中被杀了；左边的邻居，婆婆和开照相馆的媳妇不和，抓着头发打架，儿子劝也劝不住，街坊有的围着看热闹，有的上去劝两句；右边邻居家的漂亮阿姨，有年在河边洗头滑进水中溺死了，泡发的尸体脸上盖着一小块纸板，放在堂屋中央的两个条凳上；邻居木匠家的媳妇，生了几个女儿不招丈夫待见，两口子吵架全街都知道，邻居家的大孩子也学会了“活该你生不出儿子”来气人。

镇北的新街和镇南的老街有着不同的景象。新街上是平整宽敞的水泥路，中间绿化带的花坛里种着丝兰和蜀葵，沿着街道是物资公司，供销社，国营商场，客运站，学校，电影院这样一些人们称为“公家”的地方。新街上住的人，仿佛也更有文化，她们很多是最早那批知青们的儿女，说着一口普通话，住在老街人羡慕的职工楼房里。镇子太小，就那么几条街道，也用不着红绿灯。马路上除了长途公共汽车和“公家”的车，就只剩下自行车和行人，偶尔也有几匹马拖着板车经过，在车后留下几团马粪。

开始上小学后，我要自己走路去新街上的小学，七八岁的我，总觉得小学特别远，背上书包出门走几步又折返回家，闹着要家人送我去。快上初中前，我在家门口的煤渣路上，拖着我妈的永久自行车，晃晃悠悠学会了骑车，在那以后的三年，我骑车经过新街，走过镇子里那条河上的铁桥，再骑过河边的那条路，就到了中学。我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也并不知道初中后我就会离开桃镇。桃镇外的世界，我知道得太少太少，无法想象，也就无法渴望。

十五六岁时我离家去市里上学，桃镇在长途公交车后渐渐远去，公车从客运站出发，往北开去，穿过河边水杉林间的路，经过大大小小的生产队所在的分镇，越过一段河堤，最后经过一座石桥向左拐，我就彻底告别了桃镇，离开了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