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广东，是我们村年轻人的宿命

一位30岁小镇青年的返乡观察。

生于1989年的我，一头撞进了30岁。

作为一名考上了大学的“小镇青年”，我似乎摆脱了流水线的命运，拥有了理想的职业 —— 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每天奔赴于不同的新闻现场。

却始终换不来一份安稳的生活 —— 在付不起首付的城市里，租房、工作、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过着漂泊不定的日子。

而我同乡那些念不上高中的年轻人，则毫无悬念地涌向了珠三角的工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没文化，没技术，不打工，能干什么。”

两种平行线般的生活，在春节产生短暂的相逢。就这样，我有机会不断回望这片土地，以及生长于此的人们。

从谢家湾到东莞

我的故乡，是一个距离市区10公里的湖南农村，名叫谢家湾。

记忆中谢家湾并不富裕，几个月才吃上一次猪肉，但在我的童年滤镜中，这里无疑是可爱的：同辈的小伙伴特别多，大家一起上学、玩耍，日子简单而快乐。

如今，谢家湾周边的田地已经荒废，几排小葱，是老人种给自己吃的。

老家的房子都挨着，一排过去有四五户人家，最靠山的一户人家建了果园。

每年初夏，橘子未熟，我和小伙伴就开始偷摘酸涩的橘子。几次猖狂至极，果实还没来得及上市，就被我们偷光了。

小小的谢家湾，便是我儿时的玩乐天堂。

杂草丛生的农田，两只散养的鸡在草丛里觅食。

再长大一些，村里但凡有点想法跟能力的，都进了城。

我家也不例外。读完小学，我便随父母搬到城区念书。

青壮年离开后，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图为奶奶离世，村里的长者一起开会，商量葬礼该怎么办。

城里的小孩喜欢扔沙包、玩赛车，我适应不了，只盼着周末跑回村子里。

这样的抵触心理一直延续至今，我始终无法喜欢上这里，反而常常看到小城市的不好。

许多外地人过来，会认为本地的人普遍大方、有钱。大方是真，有钱倒未必。据我所知，本地人习惯在兜里揣两包烟，一包蓝色芙蓉王，一包白沙。碰到熟人发蓝芙，回家自己抽白沙。

事实上，本地人的工资不过两三千。再加上近年资源枯竭、政策管制等原因，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唯一坚挺的是房地产，新出的高档商品房已超过六千一平。

楼盘广告写着“几年后值10000元/平”。

这样的环境下，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不多，大部分初中没毕业就上广了。

在老家，人们把打工称为“上广”，即去邻省的广东。

我的发小小池便是其中之一。在谢家湾，他家跟我家是对门。小学毕业后，我随父母进城，然后考大学。他则一直留在农村，读了一年卫校后选择放弃。

看似分道扬镳的人生，实际上却殊途同归 —— 毕业后，我进了东莞的报社，小池则进了东莞的工厂。

老家人口超过百万，常年有40万人在外地打工，是劳动力输出大户。

再后来，我才明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正从一个高度农业化的国家向工业化急速奔跑。

而我所目睹的这些迁徙，不过是数以亿计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的农村人口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缩影。

东莞是个大工厂

东莞堵车，世界缺货。

在东莞当记者的两年，我几乎跑遍了下辖的32个镇街。与老家匮乏的制造业相比，这里的每个镇街都有各自引以为傲的支柱产业。

不论衣食住行，人们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一切商品，几乎都能“Made in 东莞”。

提起东莞，大多数人的印象还停留在ISO9001国际标准洗浴服务上，而忽视了这里千千万万创造产值的流水线工人。

两年后，我离开了东莞，前往北京，小池则留在虎门镇街的一个服装产业园。

去年11月，在一个温暖、湿热的下午，我约了小池在厂里碰面。他迎面走来，比印象中瘦一些。

“来来，喝什么，直接拿。老板，拿两瓶红牛。”

我连忙婉拒，但小池坚持请我喝红牛。

他的厂房就在小卖部斜对面，老板是湖南老乡，跟我们同龄。连门口的保安都夸，“这个年轻老板很厉害，在虎门有几个厂，很快就要上市了。”

厂房共三层，里头70余人，高峰的时候，一天能做上万件衣服。

而小池的工作是给布料缩水：坐在一个两米宽的机器前，将布料放进鼓风机熨烫一遍，再摆平放在地。这样的动作，要从早上八点半一直重复到晚上九点。

这样一卷布料约二十公斤重。

小池对自己的工作还算满意，就是个“摆子事”，不用动脑筋。老板管的松，干累了，抽个烟、玩会儿手机都是可以的。

厕所也可以随便去，不像那些大厂，撒泡尿都要打报告。

小池曾经在谢家湾呆过一段日子，关键是待不住。“种田都吃不饱，只能饿死。”现在的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挣4000多块，比在家干活轻松多了。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小池对我的北漂生活也很好奇，连连问道：

“在北京一个月有一万多块钱吧？”

“吃个快餐多少钱？”

“工作包吃住吗？”

我如实回答，北京挣的多花的也多，一份快餐30块，租个单间两三千，存不下钱。

小池的妻子小霞在附近一家服装店做收银员。吃过晚饭，她在厂子附近散步，待会儿还得回去加班到九点。

聊到最后，话题还是绕到我的婚姻大事上。

同龄的小池早早地完成了结婚生子，两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五岁，交给老人照看，夫妻俩只管在外头挣钱。

他劝我早点成家，不要漂的太远。像北漂时常焦虑的买房、教育、养老等问题，他都不太去想，走一步是一步。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二十年

比起不爱操心的小池，同样在虎门打工的表姐夫阿东，则焦虑得多。阿东比我们大七岁，在珠三角已经漂泊了二十余年。

阿东82年出生，今年37岁。

表姐夫是1998年上广的，钟表厂跟电子厂都呆过，相关领域的技能几乎吃通了。

虎门这家工厂的老板把他挖过来当车间主管，工资涨到了快一万。

这样的收入，是大部分老乡不敢想的。不过表姐夫负责的制管车间，要承担整个工厂最苦最重的活 —— 制管、锻造等步骤都在他的车间完成。

主管又是车间里最操心的人，像夹心饼干般两头受压，既要对老板负责，提高生产效率，又要替员工操心，安抚他们的情绪。

有时员工想多请个假，表姐夫都会暗地里通融，“活还得靠员工干，不替他们着想不行。”

一位抽烟的工人，手臂上刻着“忍”字。

表姐夫不希望打一辈子工，他有个开餐厅的梦想，曾经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摆在他面前。

2017年，深圳宝安一家饭店因经营不善转手。表姐夫计划搭上全部积蓄，再借钱凑个近百万盘下来，无奈家人不同意，觉得位置不好，没有生意。

下午放工后，工友在厂区门口的小饭馆休息。

就在表姐夫放弃不久，那条街道进行了拆迁，四周盖起了高耸的写字楼，白领络绎不绝。

表姐夫坐在虎门的小餐馆里，一边跟我算账，一边后悔不已：店里一份快餐卖15元，一天卖500份，月流水可以达到20万左右。

不过，这样小小的挫折并没有让他死心，表姐夫依然留意着虎门的饭馆，希望有个改变命运，当上老板的机会。

“再这样下去，干个十几年自己都该退休了，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43岁的老谢，是同厂的综合车间主任。他说做管理压力很大，老家的孩子要高考，自己都没时间去陪。他只希望小孩能考上大学，不要出来打工，做自己做过的蠢事。

进厂后，表姐夫又陆陆续续带了一批老乡进来，他的哥哥、邻居都在这边上班。每到饭点，湖南的老乡会聚在一起吃饭、嚼槟榔。另一头是四川老乡，说着彼此听不懂的方言。

表姐夫说，跟老乡在一起，至少有个照应。谁家里有个急事，需要钱，大家都会互相借，有时候五千，有时候一万。

与家乡有关的一切，都能消解异乡的孤独。就像老谢，打工20多年，还是吃不惯外面的饭菜，随身带着家乡的咸菜，“就算是个藠头，也很下饭。”

2019年春节，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谢家湾。泥泞的路面上，出现了许多崭新的小汽车和串门的年轻人。

17岁的小迪刚从广东惠州回家过年，花200多块钱染了一头金发，格外显眼。同伴戏称他是“全村唯一的希望”。

表姐夫说，在外面打工的老乡，都憋着一股劲，希望有天能挣到钱，风风光光地回家。

“如果在外面挣了很多钱，老家人会高看你一眼。如果混得不好，过年的牌桌都没有底气上场。”

在老家，最重要的一道年菜是油焖肉。在除夕当天用大锅大油做好，然后存起来，供应整个春节。肉一定要选又肥又厚的，新的一年才能“富得流油”。

不论是青铜级别的“回家过年”，还是黄金级别的“进城买房”，甚至是王者级别的“盖三层小洋房”。

回家，始终是他们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像我跟小池描述东莞多发达，GDP是老家的十六倍，他内心都毫无波澜。

“除了上下班的路，其他地方都不认识。”

毕竟，虎门的房价接近两万，买房，连表姐夫这样的车间主管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至于我这种没有单位的大龄北漂青年，更加是不可理喻的。

过年串门，小池剪了新的大背头，穿着黑色的皮夹克，看起来比在虎门精神很多。

春节七天，如同烟火转瞬即逝，谢家湾又将迎来长达一年的寂寥。

过了元宵节，人们陆陆续续离开。而这里的每一次出走，都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通往谢家湾的路。

图文Xie Kuangshi|编辑 小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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