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置的传奇——普希金《上尉的女儿》

“它光彩熠熠，大海和陆地都不曾见过。

因为它发自年轻诗人的梦想。”

——华兹华斯

上尉的女儿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1959） 玛莎

通常的说法是，《上尉的女儿》的创作过程正值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普希金创作了这部中篇小说。暂且忽略故事整体与这次起义本身并无太多相干，一则作者父亲的博尔吉诺庄园中曾有农民参与了普加乔夫起义；二则在时间上也有个问题，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在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但早在1824年11月，普希金已经写信要求弟弟寄一本《叶梅连·普加乔夫的一生》给他，并在另一封信中请求弟弟提供“关于史丹卡·拉辛（另一位十七世纪农民起义领袖）的原始资料”。1833年初，普希金获得许可在国家档案馆研究普加乔夫的生平，并在同年四五月份完成了普加乔夫传的初稿。1836年，在朋友维亚泽姆斯基王子家中的一次聚会上，普希金当众朗读了《上尉的女儿》中的一个片段，并在同年12月发表在自己创办并担任编辑的文学杂志《现代人》上。

尽管生硬地区分出何为现实主义何为浪漫主义是一件让人胃口倒尽的事，但读者可以说，《上尉的女儿》属于那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小说发展历程的传统，这条链锁也同时构成了整个浪漫主义虚构作品的中坚力量——即角色所要遭受的历史事件成为主要推动人物命运的方式。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如果把这个定义放宽一些，还应该包括狄更斯的《双城记》和《远大前程》，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与上述作家不同的是，普希金把更多的概率事件聚集在了小说里，这种写作方式超过了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我并不是在说作家超越了现实的可能性，而是他在小说里以过于密集地以有趣的方式和巧合处理了危机。如果这一点会使我们感知真实的能力退化，那我们可以拿出一句辩解：“虚构性是文学的核心性质。”（借用韦勒克语）

当然，我感觉小说需要辩解是因为它实在在浪漫传奇的道路上走了太远，尤其是处于“波尔金诺的秋天”之后，以至于这本书引起了关于内容的诸种臆测。

角色关系

格里尼奥夫的第一视角来自一个西姆比尔斯克拥有三百个农奴的贵族家庭，当然他不一定来自字面意义上的“贵族”，但这种身份还是多少构成了他那些“骑士行为”的来源，他的出身和成长过程表明人生初始阶段的性格和美好希望，让我们相信这样一种命运——他很聪明，时常激动，缺乏世俗问题上的精明，有一对爱惜名声、还算和睦的双亲和一个忠诚的仆人，以及一个需要献身的爱人。格里尼奥夫远赴俄国南方奥伦堡要塞去当兵。对路上遇见的陌生人不加防备，在要塞随即爱上了上尉的女儿玛莎，为她决斗，宣誓在将来永远爱她；随着农民领袖普加乔夫进攻要塞，这位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曾在雪夜对对方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经历种种不易之后与玛莎终成眷属。

面对这一整套的元素，如果单纯为了展示当时的激进运动，普希金真的只是利用了他超凡的预见性和精力，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小说所受到的褒扬并不是因为风格或创作意图上的难度，因为这本书在这两方面根本没有难懂的地方，普希金在其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每一章开头的民间雅歌，尽管具有他个人的特征，但也非常符合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传统。小说语言流畅、热情，在同样以历史事件来推动角色命运的小说中，比狄更斯的《双城记》缺少一分精致，而相比把笔墨更多放在哥萨克人民日常生活的肖洛霍夫，又多一分直接。在这部作品里，社会的质感显得有些粗糙，充满了非现实性的同时也留意到例如墙上精心装裱的委任状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件等细节。最后，当我们意识到普希金早在近200年前已经有了关于非对立的人物关系和对话这一雏形的塑造，我们就得承认他的确曾经、并且持续地照耀着整个俄国文学。

罗伯特·钱德勒在导读中提到：1917年，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纷争几乎让俄国分裂成两派。普希金却以自己的方式调解了这一纷争。正是这种试想才将普希金和他的同代人区分出来，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在今天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读者或许知道，过分分裂的立场会导致精神生活出现动荡，而这种分裂似乎是人对于所处环境的某种失调现象所做出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同时又加剧了社会的失调。托尔斯泰让读者们在这方面受益匪浅，但他却从未像普希金这样把“不同语境”之间的个人传奇平等地摆放在一起。

我们从现代主义中已经知道了太多，当坚强而富有天赋的人置身于历史事件时固然会出现悲惨的、饱受蹂躏的生活，不幸的遭遇也会接连发生，出现极端的暴力，贵族社会所感受到的罪恶感和虚幻感（格里尼奥夫前往要塞），以及他们为了找回纯真情感和个人现实所做出的种种复杂努力（与玛莎的感情），还有“隐含作者”的艺术要求与其社会责任的冲突，这些并不是构成《上尉的女儿》主要框架的主题。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意图在于说明不同身份的角色，或者说在某种条件下处于对立的角色，其关系并不一定取决于同样的因素。

“天知道，我能走的路很窄；有些事我未必能做主。我的兄弟们都自作聪明。他们都是强盗。我的时刻小心；一打败仗，他们就会拿我的头去换他们的脖子。”

“这话就对了！”我对普加乔夫说，“你最好是不是趁早丢下他们，跑去向女皇请罪？”

普加乔夫苦笑了一下。

“不行呀，”他回答说，“我悔过已经迟了。不会赦免我的。我是一不做二不休。谁知道呢？也许能成大事！”

······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是我小时候一个卡尔梅克老婆子讲给我听的。有一天，老鹰问乌鸦：乌鸦，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能活三百年，而我总共只能活三十三年？吴亚辉大手：老兄，因为你是和鲜血，我是吃死尸。老鹰想：那就试试看，咱们一块儿去吃死尸吧。好的。老鹰就跟乌鸦一起飞去，他们看见一匹死马，便落下来，停住。乌鸦就吃起来，并且说怎样怎样好吃，老鹰啄了一口，又啄一口，就摇了摇翅膀，对乌鸦说：我不吃了，乌鸦兄弟；与其吃死尸活三百年，还不如痛痛快快喝一回鲜血，以后的事就随它怎么样吧！”

“很有意思，”我回答说，“不过，依我看，靠杀人抢劫过日子，就等于吃死尸。”

格里尼奥夫与普加乔夫之间的关系是导致故事没有以悲剧收尾的主要条件，如果我们明白普希金由此构建出的全部情况和设想，我们就能理解这部小说以一种绝佳的方式再现了两种精神状况的并置，我之所以选用“绝佳”这样的词，是因为任何一位作家都将不吝为这种设想提供充分的证明，但是他们中间只有他直接说了出来。读者的疑问可能在于，格里尼奥夫究竟凭借何种魔力完成这一过程，那么就要提到一个我无力涉及的领域，也即普希金的道德现实，他那种讲述真实的力量恰恰来自于此。

在格里尼奥夫与普加乔夫这两个人物形象上，小说用恰当的收尾证明了，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能够发展得比阶层之间的关系更加成熟，如果人们有能力忽视立场的差异，他们就能享受交流甚至是安宁，它并不排斥任何立场，以及对于立场的判断，它所依赖的态度并非来自于立场，或来自生存的阶层和人物个性，而是来自一种一直被贬低的因素，即原则上的互相认可，并且在这种认可中发现了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

这一场美妙的“回光返照”既是曾经历史中的一种反射，又是发展过程里的一抹亮光，任何分裂都可能通过暴力来走向改变或者终点，这种途径和它所引起的结果并非没有道理，但在怒气发泄完之后，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在这个充满了殷切的浪漫的历史传奇里，作者使用了如此骄傲的方式保护了人类的感情。

注：文中引用出自普希金 著 力冈 译《上尉的女儿》；

参考文献：乔治·斯坦纳 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