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布兰德与全球目录
来自未来的信使 文 张亮
2012年12月14日这天，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74岁生日，他在冷清清的社交网站Google+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只获得了4次转发。
视频名为《全观》（overview），讲的是人类进入太空之后，获得了俯瞰地球的全新视野，而这视野又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抚今追昔，布兰德回忆起往事：“1966年春天，我卖了一批印有’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地球全景照片’的徽章，直到1969年这类照片才终于面世，后来，我又把它们放在了《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面上。”
这是寂寞的庆祝。一晃四十年，人们和《全球目录》间的距离，已如俯瞰地球的镜头般遥远。布兰德本人却和四十年前没什么两样：身处主流之外，四处寻访令他兴奋的新事物，并推进着一些振聋发聩的非常项目——唯一的区别是，当年人们对他的声音更敏感也更热衷，而今天的布兰德相当孤独。
很多人知悉布兰德，源于2005年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那次著名的演讲。在这次演讲的结尾处，乔布斯说：
“当我年轻时，有一本很棒的刊物叫《全球目录》，它被我们那一代人奉为至上宝典。它的创办人叫斯图尔特·布兰德，他就在离这里不远的门洛帕克镇，凭一己才华塑就了刊物。那是1960年代末，个人电脑和桌面排版还没出现，排版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它就像纸上的Google，却又比Google早了35年：它怀有理想主义地介绍了大量实用工具和一流观念。”
“斯图尔特和他的团队做了几期《全球目录》后，实现了创刊之初的使命，于是他们出版了最后一期。那是1970年代中期，我像你们现在这么大。最后一期的封底上印有一张清晨乡间公路的照片，是那种喜欢搭车冒险的人常会见到的风景。照片之下是一行字：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这是他们停刊时的告别语。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自我期许。现在在你们毕业之际，我也这样祝福你们。”
这本被乔布斯盛赞的刊物曾经在1970年代初名满美国：在全美国城乡的书店和家庭里到处可见，总销量达到2500万份，并赢得了国家图书奖。可就像布兰德一生中做过的许多事——他涉猎太广，大多率性为之，不强求结果——《全球目录》在其巅峰时便宣告结束，让布兰德难以获得比肩其他媒体大亨的世俗意义上的功名。
但对布兰德而言，穷五年时间推行一本刊物及其理念已经算漫长，他要做的事太多。《全球目录》之后，他成了个人电脑时代最早的吹鼓手，积极宣扬起黑客精神和信息的免费化趋势（他的另一句名言：“信息希望被免费”），随后是呼吁移民太空，以及联合创办美国最早也是影响力最大的网上论坛之一WELL。最近几年，他又致力于气候变化、全球城市化和生命科技这三个领域。
彼得·德鲁克曾将布兰德追随的麦克卢汉和富勒喻为“科技的游吟诗人，也是狂热的科技传道者”，这两个称号同样适合布兰德。整整四十年，布兰德忙于扮演着新技术、新趋势的探路者，以及现在与未来的连接者。他像来自未来的人，总试图基于未来之果去改善当下之因。
人类的未来有多长？布兰德并未给出答案。但他于1996年联合创办的“永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建造一台运行一万年的巨钟。顾名思义，今日可以是24小时，也可以是一万年，端赖于你怎么设定自己的世界观。
杂家
布兰德并非寻常媒体人，他做出版不是因为手熟，而是很多想法憋了十年，需要分享。
他1957年进入斯坦福大学，读生物学。当时硅谷尚未成为全球科技产业中心，苹果、甲骨文等公司还要十多年才出现，但关于科技与人类世界的关系的思考已经出现。
这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那之前，是二战之后万物复苏的旧世界，所有人贪婪地享用着和平带来的繁荣和平静，代价是：国家主导一切，个人扮演国家机器的螺钉。正如金斯堡所总结的：“感觉和感官经验的明显收缩和思想上的机械式紊乱，导致了冷战的爆发……麻木冷漠就此开始，头脑和心脏被分割、头颅跟躯干被分离，思想也被机械化。”在那之后，则是个人的重新觉醒，人们不再甘于循规蹈矩，不由自主的投奔了由新技术、新观念、摇滚乐、迷幻药和自由市场组成的新世界。
第一个影响布兰德世界观的人是他的老师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后者日后关于人口增长及其影响的两本著作被收入了《全球目录》，但布兰德在校时，埃尔利希的研究方向是生物进化学，其结论是，与传统的二元论不同，个体既是完整系统的组成部分，也自成系统。个体、群体及所在的环境处于一种持续的交换之中，以至于难分彼此。
这个观点的影响力持续良久。布兰德是美国最早呼吁美国政府公布地球全景图的人，就因为他希望更多人能以更宏观的角度审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日后他出版的每一期《全球目录》都以地球的照片作为封面，不仅如此，他曾专门在《最后的全球目录》（The Last Whole Earth Catalog）的封底的地球照片上注明：“我们无法拼凑它，它本浑然一体。”（需要说明，乔布斯的演讲中提到的印有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那期并非1971年的《最后的全球目录》，而是1974年出版的《Whole Earth Epilog》）。
和冷战中成长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布兰德寻求一切能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我解放的方式。异常幸运，他先后邂逅了东海岸的先锋艺术组织USCO和住在西海岸的《飞跃疯人院》的作者肯·克西（Ken Kesey）和他率领的“快活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
USCO是个半表演群体半公社的混合体，他们既着迷于东方神秘主义，也乐于接受新技术。他们利用不同的技术营造演出氛围，但其先锋演出的目的改变观众对世界的观念。混迹其中，布兰德接触到了诺伯特·维纳（Norbert Weiner）、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马绍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维纳最早提出，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机器，而机器可以像人一样被授予有目的的行为。他的“控制论”（Cybernetics）融合了无线电通讯、神经生理学、心理学、数学逻辑、媒体学等十余个学科，最后从对机器控制的研究返回到对真实世界的分析：生物、机器和社会三者都是相似的，都是一个通过处理信息实现自我调节的系统。某种意义上，他和埃尔利希的研究有着一致性：他们都反对简单的二元对立，而将信息往返视为系统自我完善的方式。
几乎同时成名的富勒和麦克卢汉则拥有着南辕北辙的观点：富勒认为科技通往神性，完美的科技造就人与宇宙的终极和谐，而麦克卢汉则将科技视为人的延伸，是人类改善自我得以进化的方法。虽然观点迥异，但在对科技怀有敌意、将计算机视为冷酷机器的时代，这两名科技主义者可谓大道相同。而他们让并非工程师背景的布兰德开始思考：技术既是社会转型的力量，也可以是文化创作者的工具。
时势造英雄，维纳、富勒和麦克卢汉均在当时成为名人，即使当时人文和科技两者泾渭分明，1960年代社会上下各种人都乐于寻找认知这个世界的方法，足令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汗颜。
相比USCO给布兰德带来的知识结构上的冲击，肯·克西为他创造的则是精神的解放。布兰德因读了《飞跃疯人院》而给克西写信表示倾慕，从此之后进入了对方的圈子。在克西那里，他尝试了LSD等迷幻药，以及垮掉的一代以来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
在此之余，布兰德还曾去到俄勒冈州中部的印第安保留地拍摄宣传册，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接触黑脚族、纳瓦霍族等印第安种族的文化。印第安世界中，人与土地的和谐共存让已经感到白人社会专业却内心分裂的布兰德深有感触，也让埃尔利希到维纳的种种观念得以回响。
人们是否可以像上帝一样活？像上帝一样俯瞰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完整的运转规则、上帝般无所不能、对地球的未来负责？这成了布兰德终其一生的核心观念。
在那个蠢蠢欲动的时代，布兰德的机缘得天独厚，长达十年介于科学与艺术、非主流文化和印第安人文明的之间游历，让他释放了自我，更成为发出某种声音的独特人选。
“纸上的Google”
《全球目录》的诞生始于一个小念头。
1968年3月，布兰德的父亲去世。在回家的航班上，他偶然意识到，自己有不少熟人正在纷纷离开城市，去到公社生活——从1965年到1972年，美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公社，其中不少是由反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嬉皮士创建的，他们希望这可以逐渐将美国变成一个由基于共同信念的人人平等的小型社区联结而成的王国。
想到人们在别处开始新生活，布兰德就想到生活中常见的、方便人们一口气买下一堆东西的购物目录。
经过几个月筹备，当年7月，布兰德携妻子开着一辆道奇皮卡开始了“公社之旅”。他印了一份涵盖约120种商品、6页纸的油印目录，并在车上堆满了商品。一个月间，他们大约卖掉了价值约两百美元的商品，效率不高。回家之后，他把卡车商店停驻于门洛帕克镇，名之为“全球卡车商店”，然后将精力转到这一想法的衍生产物上：那6页纸的油印目录变成了《全球目录》，于1968年秋天正式出版。
准确地说，这并非一本杂志，只是是一本产品分类目录。第一本《全球目录》只有61页，所涉98件商品都是布兰德亲自挑选的各色书籍。有别于杂志，《全球目录》并不每期更换内容，而只将合适的商品和内容增添进去。到1971年的《最后的全球目录》，它厚至448页，包括1072件商品，书目几乎没有变化，所多的近千件商品大多由读者推荐并撰写评论。
和宜家等商店的产品目录相同，它试图推荐一种生活方式。和宜家目录不同，它志不在于引导消费。布兰德之志，见于他为《全球目录》撰写的序言：
“我们就是上帝，我们也许能做好这个角色。到目前为止，遥不可及的权力系统（例如政府、大型企业、教育体系和教堂）造成的问题基本把它们的益处抵消掉了。与此困境及其收益相对应的是，一种属于个人的、私人的力量正在崛起——一种个体实现自我教育、获得启迪、塑造属于自己的环境，并将他的冒险经历与有兴趣者分享的力量。《全球目录》愿寻找并推广能促进此进程的工具。”
短短百余字，是布兰德人生理念的浓缩。而这本刊物，也堪称其之前十年游历所获的知识结构的倾囊相赠。恰好，它成为了学院里的科研人员、青睐技术的艺术家、公社里的嬉皮士们的书目单和工具箱。
全书包括七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统、房屋和土地利用、工业和手工艺、通讯、社区、游牧、学习。
除了第一部分，其他大多由实用性知识及如何获得相关工具构成：从如何识别野生动植物到怎么给绳子打结，从领养婴儿到怎样记帐，到怎样建造风车、采购水力采煤泵和电据，再到从香港邮购廉价相机，不一而足。通常，布兰德会寻找一本此领域的最佳著作，配上一些相关公司的联络方式。
而本书的第一部分，“理解完整的系统”，是一份布兰德列下的书单。正如其标题所概括的，它充分彰显了布兰德的雄心：理解整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并让它们为自己所用。它多少代表了一批人的知识构成：
－麦克卢汉 －巴克敏斯特·富勒 －诺波特·维纳 －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及其他人类学著作 －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 －安东尼奥·高迪和洛埃德·怀特的建筑 －保罗·埃尔利希的人口生物学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讲设计方法的《形式综合论》 －斯班瑟·布朗用数学解释哲学理论的《形式的规律》 －D.W.汤普森讲生物进化规律的《论生长和生物形式》 －《道德经》 －各种关于地球的地图和照片，以及关于如何改造地球的书籍 ……
读布兰德为他推荐的图书撰写的推荐语，可以想见他并不试图猛烈的将书中观点销售出去。 比如开篇第三页关于富勒著作的介绍，只简单的说：“富勒的洞见造就了《全球目录》”，而关于《形式综合论》的介绍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是个常被其他设计师引用的设计师。本书试图谈当下设计的问题的本质，所涉领域远远超越常人所知及所能融会贯通。”
但读者相信其品味。当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Xerox PARC）成立图书馆时，其员工艾伦·凯直接把图书管理员带到了《全球目录》的卡车商场，把那里陈设的书每样都买了一本——日后施乐发明了图形操作界面和鼠标，而艾伦·凯被视为科技业最重要的思想者。此外，《全球目录》所影响的人还包括乔布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和维基百科创始人吉姆·威尔斯。
约略可以想象，那些把《全球目录》中涉及的著作逐一读过的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或者，看看乔布斯就可略知一二：《全球目录》反对人们成为国家机器的齿轮，宣扬人和社会都应找到其真正的存在意义，而乔布斯正是因为不能在大学里学到“如何度过一生”而辍学；而在对科技充满敌意与恐惧的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期，《全球目录》是最早视科技为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提升创造能力的工具的媒体，由此不难理解苹果公司为何将其使命定为“为那些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人提供工具”；《全球目录》是当时唯一横跨科技与东方宗教、神秘主义、公社社会理论的刊物，而将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正是苹果一直以来的基础理念。
甚至，某种意义上，乔布斯正是布兰德推崇的巴克敏斯特·富勒在1963年的著作中描绘的“综合设计师”（Comprehensive Designer）：“一个新兴的综合人才，他既是艺术家、发明家和机械师，又是客观的经济学家和有发展观念的策略家”，一个并非专家，却能在更高的角度审视专家们创造的技术和创意，并将它们变为供大众使用的工具的人。
远不到开花结果时，随着美国公社运动逐渐止息，布兰德于1971年宣告《全球目录》告一段落。他甚至为此举办了一个休刊派对，当着邀请来的500名读者和朋友，他拿出两万美元，希望它成为新的工具。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50多人走上前台，提出使用这笔钱的各种方法，而布兰德将他们逐一记在了黑板上……
其后
《全球目录》诞生于1968年，休刊于1971年，并不长寿。正刊仅出版过六期，算上各种增刊及1971年之后的增补本，也只不过34本。
在那之后，布兰德辗转于不同的新兴领域。他在1972年就开始关注黑客的兴起，在1970年代末开始畅想太空移民，并将此视为当年公社运动的延续，1982年，布兰德受邀与人合办《全球软件目录》，为个人电脑用户们寻找并推荐最好的“工具”，而在1985年，他又被邀请以《全球目录》的思路创办一个网络社区，“全球网络链接”（WELL）。
如果布兰德下定决心，这个1985年即告诞生且汇聚了海量高质量用户的网络社区足以在日后网络泡沫时成为一支明星股——它的活跃用户包括软件大亨米奇·卡泊尔、黑客凯文·米特尼克、感恩而死乐队成员和大量主流媒体的记者，这让它看起来像是Twitter诞生20年前的Twitter，而包括美国在线和微软都曾仔细研究WELL是如何设计系统以支撑大量用户同时在线的——但他早早淡出了WELL的具体运营，随后又因为在论坛中被其他用户攻击而干脆退出社区。
很难预言如果布兰德细心经营，曾与美国在线分庭抗礼的WELL会不会改变互联网的走向。但很显然，1990年代之后，布兰德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他的时代，有对于权力的激烈反抗，和对于整个世界的充沛好奇，更有普通人的自我重塑。那个时代并不舒适，但足够刺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科技从被人们抗拒的力量，变成了人类自我进化的工具。但显然令布兰德、麦克卢汉和乔布斯们始料未及的，科技顺流而下，最终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以及软化我们心智的新式迷幻药。
1980年代初，乔布斯率领团队研发麦金塔电脑时，曾想将这台电脑命名为“自行车”，取其帮人类大脑跑得更远之意。但麦金塔最终败给了PC，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开放的PC系统上拥有更多的游戏。而当乔布斯东山再起，无论听音乐的iPod、刷微博的iPhone还是打《愤怒的小鸟》的iPad，都成了新的娱乐首选。
这让不改初衷的布兰德在今天像个孤独的探索者。而他依然像20多岁时一样，游历于不同领域。除了万年钟，他还在参与几个项目：一个是罗塞塔计划，取“罗塞塔石碑”之意，试图保存世界上那些面临灭绝命运的语言；另一个则是利用DNA样本把已经灭绝的物种复活。
为什么做这些浪漫而不实用的工作？布兰德的答案是：“我认为我们变得太过短视了。所有东西都变动得非常快，所有人都在同时干多件事情。投资也是为了获得短期的回报，民主政体也是被短暂的选举交替的循环所主导。快速的进步是好的，但它也是过于投机取巧了。当一切都是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未来看上去就像明天一样。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十年或一百年之后的未来。”
而在万年钟的官方主页上，在万年钟所在的内华达州的山脉的照片之上，压着T.S.艾略特的一段诗：“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 / 我们所有的探索 / 最终将回到我们的起点 / 并第一次了解该处。”这是个来自布兰德的万年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