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喜喜，山林男孩儿修炼成精 | 着调专访

近些年台湾新生乐队前赴后继涌入乐坛，竞争激烈，要想从中跳脱冲进公众视野，少不了个性鲜明的音乐形象。

自封“山林系妖精男孩”，另类乐团害喜喜（HighCC），是今年新苗里光芒耀眼的一支乐队，因为他们的音乐实在太奇怪。“怪”是害喜喜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浓厚的东方旋律韵味，配以普通话、闽南语、客家语三语种演绎，或急躁或舒缓的分裂情绪，外加主唱严文康咄咄逼人的高亢唱腔，吉他手康裘四两拨千斤的弹拨功力……丰富的听觉体验，让你恍若经历了一场法事。

刺激过后，人们对于害喜喜的音乐风格却难以名状，这究竟是什么音乐？吉他手康裘说，在创作初期，甚至他也不知道害喜喜做的是什么，无据可寻。

而台湾音乐家、知名音乐制作人柯智豪，恰恰捕捉到害喜喜的“野生”特质，帮助这两位乐坛新兵蛋子完成了首张专辑《害喜喜》的创制，还带他们体验包括戏剧、电影在内的多元音乐项目，电影《血观音》主题曲《满树翠碧》就是由害喜喜作曲完成的。

明明都是90后正青春，却另辟蹊径，做出一张不同其它独立乐团的地方风味专辑，究竟是什么触动害喜喜写出这样的音乐？近日主唱严文康与吉他手巫康裘，连同制作人柯智豪以《害喜喜》主创身份接受了着调专访，讲述害喜喜诞生的故事。

采写：麻乐

山林系妖精男孩的缘分

“我是唱歌妖精，他是帅吉他仙人。”文康说这是他们在之前的某次采访时，故意给自己贴上的有趣标签，不过来自台湾杨梅的康裘曾经真的住在山上，杨梅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历史可追溯至清朝。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文康与康裘的外形反差，给害喜喜平添一丝不经意的幽默。两人除了做音乐，还发挥所长当起老师，一个教唱歌，一个教吉他。

严文康（左）与巫康裘（右）

台中出生，因父亲的染布工厂发展，文康全家搬到桃园杨梅，他在那里从幼儿园读到小学一年级，后来染布生意没落，文康家转行卖起了衣服，便离开杨梅搬去新竹。虽然这段经历只有四五年，但在文康心中却意义非凡，以致他至今都觉得自己是个杨梅人。

多年后，因参加音乐比赛，文康结识了吉他手康裘，康裘则是土生土长的杨梅人，两人素未谋面却早有交集，还上过同一所小学，妙不可言的缘分让两人十分惊喜。共同的成长经历，加上各自母亲都曾在杨梅害喜，让两人想到了“害喜喜”这个乐队名。

害喜喜全员，从左到右：吉他手巫康裘、鼓手白潍恺、贝斯手刘哲恺、主唱严文康

因为跟康裘的音乐合作，文康故地重游，十多年未曾到访的杨梅土地公庙里，依然记载着文康全家的名字，妈妈当年为修庙捐钱，于是全家上了功德榜。

童年的片刻回忆，勾起了万千思绪，也因为这次故地重游，害喜喜写出了《长青东街》，这是专辑的主打歌。

对于康裘，故乡杨梅是一个充满野性的地方，同学里有的是眷村小孩，“爸妈可能十几岁就不小心未婚生子，儿子孙子都是奶奶带大，杨梅有很多流氓那种莫名其妙的人……”

康裘的小学记忆是跟同学撬锁偷东西、上高爬山烤肉，“有些同学家里没人管，很疯狂。”回过头看，那时做的坏事都透着自由的乐趣。康裘家住山上，山上类似“富人区”，有管理员把守保障安全，而山下则流氓混迹。“所以很多有钱人就买房子在山上养小老婆……后来做歌就是在山上做，我觉得台北的生活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回去山上找奶奶。”山林系妖精男孩的典故便来源于此。

害喜喜的杀手锏除了音乐风格特别外，文康超具爆发力的演唱技艺，康裘辅仁大学古典吉他专业的科班功底，都让害喜喜具备了超出一般乐队的雄厚功底。

遭到嫌弃的实力唱将

害喜喜音乐里的东方氛围，来自文康对“南管”这一特殊乐种的研究。

据资料记载，南管亦称“南音”、“弦管”、“泉州南音”，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音乐。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这种古乐，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毕业于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设计系的文康，曾选修传统音乐系的南管课程，这多少影响了今天害喜喜的音乐风格。

从小文康就有一副好嗓子，一直被人夸奖会唱歌，班上外出旅游，他总是大巴车上拿着话筒给大家献歌助兴的那一位，同学们都沉醉在他的歌声里不能自拔。过去唱流行歌，孙燕姿等等，直到他看到英国选秀节目里可爱的小女生飙出高亢而成熟的歌声，忽然心生感慨和崇拜，“哇唔~我希望我也可以参加这种比赛，可以唱得很好，所以就练那些很有爆发力的歌，可以很多转音，很花俏的这种歌。”

玛丽亚·凯莉、惠特尼·休斯顿都是他的目标模仿歌手，文康边看YouTube边磨练唱功，如今高音可以飙到G5，谁能想象当年的流行歌vocal大将如今竟做起了带些传统音乐色彩的乐队。

初中毕业那一年，文康开始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第一名的成绩印证了实力，从此疯狂参加歌唱比赛，还曾与年少成名的林育群同台竞技。参赛名次大多名列前茅，直到大学后，文康加入百合花乐团担任主唱，却因为R&B唱法，以及唱非原创的流行歌演绎方式，遭到团员的鄙视，备受打击的文康开始寻求从单纯的歌手向创作艺人转型。

“他（百合花乐团伙伴）说：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味道，我们去唱别人的，外国人的东西，我们是不会赢得别人的，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根，所以好，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学南管。”文康回忆着自己在百合花遭受的“调教”，以及学南管的缘由。半推半就地掌握了这门“蛮酷的”乐种，新专辑里《满树翠碧》、《爱情的火车》都是南管乐风的体现。

然而当年在创作上，文康却再度遭到打击：“我觉得我应该是创作的人，但后来报了金旋奖也没有进，觉得好愤怒。”

不顺遂的大学时光

百合花乐团如今小有名气，而文康已不再是团员，“我一离开他们马上就有小名堂了。”

“他被踢掉了，他离开之后就有名堂了，是真的，还得了金旋奖第一名。”旁边的康裘大笑着揶揄文康。大学时从百合花退团，文康觉得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曾经一起写歌的好拍档却成了陌生人，他才发觉，身边似乎真的没什么朋友，“我一下最好的朋友没了，那个时候觉得全世界人都讨厌我，跟大家格格不入。”彼时对主修的服装设计专业产生厌恶情绪，他想早点摆脱校园生活。《害喜喜》里《好朋友套餐》、《边缘人》都是文康孤独面的反映。

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音乐，“因为我被踢出去了嘛，那得想办法自己做音乐，刚被踢出去的时候，突然觉得好慌张啊。”

学校里有一个摇滚研究社，那时草东没有派对、百合花乐团都是这个社团的成员，文康也拿着自己的作品，组了新乐队在摇滚研究社的舞台表演，当时的吉他手萧玮德是现在厌世少年的吉他手，当时的鼓手刘立，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前成员。然而这个班底因为文康两个月的毕业制作而分崩离析，归来重组时，“全部人都不理我了。”文康回忆到。

文康急着比赛组团队，萧玮德便介绍了自己同在辅大学吉他的巫康裘，来替他弹吉他，至此文康与康裘正式结缘。

音乐系的康裘自认是乖乖牌，以致文康见到他觉得有些木讷，“觉得康裘好像没有那么灵活，那个时候，算了，没关系了，将就可以用。”结果第一次合作，他们便以《西班牙查某》这首歌拿下比赛第一名，得到8万块台币的奖金，开了好头，文康信心倍增：“觉得很有戏，就是感觉很有希望，我们就组合在一起了，但是殊不知我们开始一起创作，就遇到很多问题。”

康裘12岁拜师学习古典吉他，老师是他的邻居，一个古典吉他博士。康裘天赋异禀，深受各阶段老师的喜爱，也是大学里教授器重的对象。

因学习古典，甚至碰流行乐都要被老师批评。他就这样闷头练着自己的古典吉他，朝着演奏家的方向进发，然而同样天资卓越的学弟萧玮德，激醒了康裘，让他深陷自我怀疑，“他非常天才，古典的曲子听过抓一抓就会弹，我就跟学校的教授讲，说这个学弟他如果是学古典的话，学一年他就干掉我这样学了十几年的人用的功。”

康裘选择休学半年，学起电吉他、指弹吉他，寻求突破，极力摆脱学院派的“枷锁”，“我学电吉他即兴，一开始怎么即兴都是从Do开始，从Do结束，有很深的古典音律影响。重拍永远都是在1、3拍。”后来康裘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也是因为有寻求突破的心，才促成了他与文康的合作。

天马行空的合作与矛盾

古典吉他的熏陶，让康裘变得十分理性有条理，却一定程度限制了康裘的自由，在他与文康初始合作时，这种反应最明显。康裘谈吐慢条斯理，他说：“莫扎特24小时随时都可以做音乐，他生活就是这样子；但是贝多芬，他一样很会做音乐，但他要绞尽脑汁想一个礼拜，才能做好，才终于找出那个音，我觉得我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我跟文康合作的时候，其实冲突非常多。他很自由，我是很不自由的。”

文康的创作通常凭感觉“freestyle”，旋律走向捉摸不定，有时连自己也不记得上一次唱得是什么，而康裘就总想将文康的天马行空总结出和弦、总结到乐谱上，“我一开始写曲子就会变得太科班生，很乖很乖，文康就觉得这些音乐不够刺激，不够刺激。”

东方的味道，出其不意的音阶，这是文康想要的刺激，康裘被迫着把吉他的旋钮“转到不知道自己是在弹什么音乐”的地步，每首歌的调弦都不同，“我们就开始凭着直觉乱写。”康裘丢掉他在学校学的那一套乐理常识，信马由缰地磨创作。

不羁的创作方式导致很多歌从提交demo到最终呈现，都判若两首歌，康裘举例：“第一个版本的《边缘人》，现在听已经不是原来的版本。”

有时康裘根据文康的自由发挥生发出一些乐段，也有时两人各自创作，再放在一起磨合。“我们每个人都拼命地在享受自己的东西。”这样极度发挥自己的个性，也使得害喜喜第一次公演时非常没自信，“因为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嘛……但是还蛮幸运，就是小豪老师（柯智豪）他也蛮怪的，他就觉得好，就是要那么奇怪，才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开始一直不断地尝试。”

制作人柯智豪的加入，为害喜喜原本杂乱无章的创作，理出一条清晰的路。柯智豪引导着害喜喜参与剧场、戏剧的音乐工作，根据剧情、剧种来凭感觉找到合适的音乐，摸索着打磨害喜喜的创作。“这张专辑还没有到我们认识这些和弦的阶段，我们就写完这些歌了。”康裘说。

大学时严文康开始创作后，把作品放在网上，经朋友介绍，传到了制作人柯智豪的耳朵里，两人知道彼此的存在，仅为互相欣赏的网友。

直到害喜喜创作问题重重，他找到柯智豪求救。文康与康裘慢慢写不出歌，并且很容易吵架，康裘说：“我们的个性完全相反，我是很严谨很严谨的一个人，他是完全放松的一个人，他会放松乱唱，但我觉得一定要在这一个小时内至少有个进度，看到往前的东西，他可能就会迟到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常常冲突。”写到《边缘人》这首歌时，两人弄了很久都难产，遭遇瓶颈，文康向柯智豪这位大制作人朋友伸出了求助之手。

野生的亲切感

“野生。”这是柯智豪欣赏害喜喜的原因，害喜喜的创作量目前足够出两张专辑，而这第一张专辑挑歌的逻辑就是为了呈现乐队的野生特质，“其实在一份工作里面久了，一定会有一个样子，他们是刚开始，也很野生，我想要保留这个特质，他们未来可能也会不这么野生，因为时间久了会慢慢逼迫人有一个惯性，但就趁他们还野生的时候，我想把这野生纪录下来。”柯智豪几乎没有介入他们的作品创作，按照害喜喜本来的面貌呈现，“我就是帮他们排行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当朋友以“很能唱”向柯智豪推荐文康时，柯智豪看重的是他细腻敏感的一面，文康在他眼中是一个“五感全开”的天真浪漫少年，对事情格外敏感，反馈迅速，以致没有沉淀，跳跃的歌词都是文康对世界最直观而初始的反应，创作将文康的个人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即时的反应，又是当代年轻人的样貌。

“这是当代的样貌，就是你听的音乐的样貌，它不是我这个年纪的样貌。我不应该去干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要让他们保持的样子。”柯智豪说。

而康裘则是古典音乐体系成长的青年，于是柯智豪将他放在更多元的音乐工作里，创造不同于他所熟悉的工作环境，“让他在这些环境里呈现另外一种野生的状态。”

相比流行乐，虽然害喜喜的音乐极尽野生，甚至有些陌生，但柯智豪在把控专辑时注入了“亲切感”。“因为你要做出不同的音乐的东西，其实有时候下手重就可以了，奇形怪状，没听过就可以。但是这样做比较违背我自己的原则，这个新鲜跟不一样的条件之下，也要入得了口。我还是希望他们有一点亲切感，因为他们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亲切感很重要，你需要先有这一层，才能把故事传达到。”

《长青东街》便是这样一首有着亲切感的代表作。

未来会怎样？

害喜喜台上台下判若两人，采访时文康轻声细语，因感冒流涕，使得他的声线更显柔弱；而康裘则一以贯之语速平稳慢条斯理讲述自己的故事。登上舞台，文康则张牙舞爪展露了另一个人格，“他的那个唱法，势必要外放的。”制作人柯智豪说。

不过康裘意识到，不能一味地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演出，“最近因为表演多，我们感觉台上要让人家可以呼吸。《水塔上的猫猫》，或者是《满树翠绿》，这些歌我觉得可以安静到让人家细心听音乐本身，那时每一个音，人家才注意到你真的会唱。”害喜喜为新专辑辗转台湾的书店咖啡馆，带去一场场签唱会，他们有时乐队四人全员出动，有时以精简的二人组示人，有张扬的演绎，也有坐下来安静的吟唱，用实际行动去推广自己的唱片。

“在创作能量上他们未来应该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好，可惜是他们未来面对的环境，我不知道该怎么支撑他们。”柯智豪经历过唱片行业红火的年代，他做过陈绮贞、陈奕迅、张惠妹，他以二十年前立竿见影的校园宣传为例，“以前是校园宣传，你只要去做，可能今天晚上学生们就会买个200张唱片，但是现在也没有唱片了，所以未来会是什么？就是有一种疑问。”

孵化出的害喜喜，又会走出什么名堂？台湾时不时冒出新的乐队，然而从小变大的上升渠道却不明朗，这是柯智豪的疑虑，“卖音乐的其实不是做音乐的人，现在的状况其实是这样，所以比方说平台好了，那平台跟音乐人的收益并没有直接关联……假设台湾有2000个这样的乐团，水准都差不多，但即使他们很努力演出，但演出也不会多，唱片也不好卖，所以他们要怎么样能变成五月天，有这么大的产值、可以工业化、可以办大型演唱会？这个通道不见了，会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通道会是什么？”

害喜喜，摄影：Koukos Yang

害喜喜的音乐就像是澳洲的袋鼠，在与世隔绝的地理腾空出世，大多写一些日常的琐事，幻觉与伤感，音乐风格也大致如此，或有点天马行空、或有点文青诗歌、或有点民族、或有点民谣，让你随时无法预料；由于生长在良善美好的环境，有充足的阳光照射，害喜喜成员行光合作用的时间就会产出美妙音乐，就让害喜喜的旋律在你们的耳膜上著床，使我们成为一家人吧！ 本张专辑是害喜喜的第一次，也是听众的第一次，如有惊喜、想吐、爱吃酸的反应，纯属正常的现象，只是喜事将近了，害喜喜的症状。 ——《害喜喜》文案

编辑：克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