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午夜陀思妥耶夫斯基－Don Delillo

我们是两个阴郁的男孩，驼着背裹在自己的外套里，严冬降临。大学在郊区小镇极为偏远的一隅，勉为其难称之为小镇，只能算个村落。我们说着话，不时吹几声口哨，一路走着，越走越远，毫无目标，低矮的天空和光秃秃的树木，几乎看不到一个魂灵。这是我们给当地人起的名号：他们是魂灵，游丝一样的魂魄。一张经过汽车时映在车窗上的面孔，拖长的鼻水反射着光，或者一条长街上堆满了风吹拢而起的雪堆，没有一个人影。

沿着铁轨平行前行，一辆破旧的货箱火车迫近，我们驻足看了一会儿。就像某段流逝却未曾被好好观测过的历史，一台柴油机引擎和一百节在某个偏远的乡村滚滚而过，我们分享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时刻，托德和我，分秒渐逝，村落的边界线看不见了，互相间谁也没开口说话。火车的汽笛声在薄暮中消失。

正是在这样的一天遇见了那个穿着连帽外套的男人。我们争论着那件外套－－洛登缩绒的厚呢大衣，带风帽的厚夹克，还是帕克兜帽大衣。这是我们的惯例，就手找一件事相互一争高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男人会出生，穿着那件大衣在镇上现身，他远远地我们前面，走得很慢，双手紧握倒背在身后，矮小的身影转弯进了一条住宅街区，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

“洛登大衣不带帽子，帽子不是连体大衣的一部分。” 托德说。“是件帕克或者一身皮猴儿。”

“还有其它牌子呢，总能找到差不多的款式。”

“倒是说个牌子啊。”

“杜斐粗呢大衣。”

“这个牌子的外套带帽子吗？”

“带羊角纽扣。”

“那人穿的大衣带帽子，我们看不到正面是不是带羊角纽扣。”

“没关系啊。” 我说。“反正他穿了一件帕克大衣。”

“‘皮猴儿’是因纽特人的词汇。”

“那又怎样。”

“我说那就是一件皮猴儿，” 他说。

我试图为“帕克”捏造一个词源学前缀，让它听起来像那么回儿事，却始终没能特别快得想到一个比较得体的说法。托德在寻思另一道题目－－那列货车，运动公式，载物影响，悄悄计算着车头总共带动了多少节车厢。事先谁也没声张准备计算，可都知道对方心里已经在默默数着，哪怕我们口头上正大聊别的什么事情。我对他说了一个数字，他没吱声，我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它表示托德得出了相同的答案，事情原本不该这样－－这会搅得我们两个纷纷不安，这让世界变成平坦的水面－－我们在懊恼的沉默里走了一会儿。即使在极为纯粹的物理现实计算问题中，我们也依赖着彼此间感官功能上的意见不合，无论他的还是我的。有一点现在倒是清楚无误，那就是傍晚接下来的所有时间，我们都会耗在区别差异当中。

我们折回教室，准备上课。

“皮猴儿很厚重，他穿的那件看起来可不怎么结实，” 我说。“而且皮猴儿都有一顶毛皮风帽。考虑这个单词的起源，你是由因纽特人哺育长大的，因纽特人难道不会用毛皮衬里做大衣帽子吗？他们有北极熊，他们有海象，他们需要一件大衣从头裹到脚，衣兜里还能塞进各种物品。”

“我们只能看到那个男人的背影，” 他说。“仅从背后，又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你怎么知道那个帽子究竟什么样的？”

“考虑这个单词的起源，我用他熟知的因纽特传奇反驳，迫使他做出理性的回应，这是他一个罕见的弱点。托德是一个坚定的思想家，他热衷将一个事实或者想法拓展到第七层解释。他高大，四肢舒展，瘦削的骨架，是那种身躯同四肢无法很好协调一致的身材。有人说他像一只鸛的爱子，也有人说像鸵鸟。他似乎不品尝食物。他消耗它们，吸收它们，汲取植物或动物的本源物质，却从不多加品味。他谈论米和公里的距离，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这不是一种矫揉做作，而是即时转换测量单位的内在驱使。他喜欢用知道的事情测试自己，他也喜欢在我走路的时候，停下脚步只为强调某个要点。让他站在那边对着一棵树说话，便是我的对位。争论的越浅，我们之间的关系越紧张。

我想让争辩继续下去，保持控制，用力压制他。这和我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即使从远处看，帽子实在太小，根本不可能有皮毛内衬。帽子还是温暖舒适的。” 我说。“一件真正的皮猴儿会有一顶足够大的帽子，里面足以容纳下另一顶羊毛帽，因纽特人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穿过乡间路一侧耸立的密林，校园零零落落现形。太阳能电池板、草地屋顶和红雪松墙面，我们生活在一系列的节能结构中。教室集中分布在几栋有年头的老建筑里，那是几个像牢房一样的巨大混凝土单元，学生骑自行车或者走很长一段路离开寝室，涌入部落一般，一窝蜂似的来来往往，就像建筑本身的一部分。这是我住这儿的第一年，仍旧在为各种迹象寻找合理的解释，拭着适应不同的模式。

“他们有驯鹿，” 我说。“他们有海豹肉和浮冰。”

有时，放弃追逐含义而转向欲望，让词语本身成为事实。这是我们散步时的本质－－记录外面有些什么，所有情势与在生事件散落的节奏，并用人类的噪音为之重建。

这节课是逻辑，在2号牢房，十三个人分坐在长桌的两侧，任课的伊尔戈斯高斯是个四十多岁的矮壮男人，这一天正经受着周期性咳嗽的困扰，他站在那儿，身子前倾，双手撑在桌面上，时常出神地盯着房间里另一端的空白墙壁。

“因果关系，” 他说，紧盯墙壁。

他凝着神，我们瞥了一眼。大家频频与坐在对面的人交换眼神，每个人都被伊尔戈斯高斯迷住了。他看起来像个仍处在催眠状态中的人，却没有草草地从自己的言论里退场，而某股沉闷窒息般的声音尚在多年的教学隧道中回响。班里有些人说他患了神经紊乱。他不乏味，有着简简单单的无所拘束，自由地说话，不时流露让人悲痛欲绝的洞察力。我们断言有关他神经方面的问题认知条件还不够明确，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指代名称。可如果无法命名，就像我们议论的，用逻辑释义一个命题，那么其后的处理路径则无法完成。

“原子的事实。” 他说。

他讲了十来分钟，大家听着，不时相互张望，做几下笔记，课本翻得哗哗作响，找寻着书里的避难所，那些类似的概念，也许约等于他正在讲的东西。课堂上没有任何笔记本电脑或手提式教学设备。伊尔戈斯高斯并不排斥这些，反倒是我们之中有人沉默地拒绝。另外一部分失去了触摸板和鼠标滚轴简直没法完成任何一个想法。可是每个人都明白高速的数据分析系统不属于这里，它们是对由长度、宽度和深度定义而成的环境的某种袭击。随着时间推移，计算在心跳中完成。我们坐着，听着，或者坐着，等着。我们用钢笔或者铅笔写字，笔记本活页夹塞满了纸。

我试着和坐在对面的女生交换目光，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坐在教室里，可她一直垂着头看笔记，看自己的双手，也许还在看那些沿着桌子边缘延伸而去的木纹。我跟自己说，她试图闭而不看的是伊尔戈斯高斯，而不是我。

“F和非F，” 他说。

他令她害羞，男人的钝影，厚实身躯，强劲的嗓音，短促刺耳的咳嗽，甚至他穿的那皱巴巴的旧式深色西装，敞开的衬衫衣领露出了蜷曲的胸毛。他不时引用德语和意大利语，却从不多加解释。我努力令自己嵌入女生的视线之中，蜷缩，窥视。所有人在认真倾听，希望理解和超越本质的需要。

有时他咳到杯子里，有时干脆咳到桌子上，我们想象着某种微观生命方式在桌面之上逐渐汇集，在透气的空间里爆裂。那些座位离他最近的同学皱眉蹙额，耷拉着脑袋，有时也半带着歉意地笑笑。害羞的女生双肩微颤，尽管她离那个人有段距离。我们没指望伊尔戈斯高斯道歉，他可是伊尔戈斯高斯。我们才是犯错的人，坐在这里，目睹着咳嗽的发生，或者因为缺乏大量的地震裂度，或者因为我们尚不明了的其它原因。

他说：“我们能问这个问题吗？”

我们等着，想知道他问的问题是否正是我们此刻等待着他问出的问题。换句话说，他能问出那个正准备提问的问题吗？这不是某种诡计，也不是游戏或者逻辑拼图。伊尔戈斯高斯没有那么做。我们坐着，等着。他远远地凝视着教室尽头那堵白墙。

室外的天气很好，将要下雪的刺骨隆冬。我走在一条老房子林立的街上，其中的大部分亟待维修，悲伤而英俊，海湾的窗户开向这边，弯曲的门廊入口在那边。当他转过弯，迎面朝我走来，微微蜷缩着，穿着同一件大衣，大半张脸埋进了帽子里。他走得很慢，像以往那样，双手背在身后，看见我时似乎难以察觉地稍作停顿，头低得更深了，步伐不稳。

街上没有其他人。渐近对方时，他急转身向另外一个方向走了，我装作漫不经意地跟着他，不想引他不安，却偷偷窥看他的一举一动。一个乱蓬蓬的灰色鬓毛未加修剪的老人，鼻子很大，两眼盯着人行道却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擦肩而过时，我迟疑了一会儿，转过头看，他没戴手套，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冷的天里，有人竟然连手套都不戴。

一小时后，我成为学生巨大移动阵仗中的一部分，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凛风抽着雪花，行进的学生像两根大致平行的柱子从旧校区挪进新校区，反之亦然。人人戴着防雪面具，身体裹入风中或者由风推着走。我看见了托德，迈着大步，互相指了一下对方，这是我们日常问候的方式。他走过来，我在风里大叫着：

“我又见到那个男人了，穿着同一件大衣，同一顶帽子，在另外一条街上。”

他点点头，指了指身后。两天后我们在镇上偏远的地方散步，我向两棵大树致意，分叉的光秃秃的树枝，五十或六十英尺长。

“挪威枫木，” 我说。

他沉默不语。树木，鸟类，棒球队，这些对他毫无意义。他了解音乐，从古典到各个时期，也了解数学的历史，还有其它一百件这种类型的事情。十二岁那年，在夏令营的营地里学着认识树木，我有十足的把握这一片林地都是枫树。挪威则是另一回事。原本我可以说红枫或糖枫，可挪威枫木听起来更肯定，更见多识广。

我们都下国际象棋，也笃信上帝。

这里的房子在街道上连成了一片。一个中年女人从车里迈步下来，将婴儿推车从后座搬出，解开。又将四个杂货带取出来，一次一个放进推车里。我们一边谈话一边看着。此刻正在聊流行病，病毒爆发和瘟疫，眼睛永远盯着那个女人。她关好车门，在积雪坚实的路面上拉着推车，爬上台阶走到门廊前。

“她叫什么名字？”

“伊莎贝尔，” 我说。

“认真一点。我们是严谨的人。她叫什么？”

“好吧！她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是玛丽弗朗西斯，听着，” 他低声说道。

“玛 丽 弗 朗 西 斯，决不只是玛丽。”

“好吧，也许你对。”

“你到底从哪听说她叫伊莎贝尔？”

他流露一点嘲讽的忧虑，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是她妹妹，她们是双胞胎。伊莎贝尔是双胞胎里酗酒的那个，不过你错过了核心的问题。”

“不，我没错过。婴儿推车里的孩子去哪儿了？那是谁的孩子？孩子叫什么？” 他说。

我们从镇上的街道出发，军事基地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我转身抬头看，它们就在头顶上，三架战斗机向东边驶去。我看见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正在一百码外，越过陡坡的最高点，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说，“现在不要看。”

托德转过身来看着，过马路时我跟他说着话，在那个男人和我们两个中间预留出较多的空间。我们站在一块风化的篮板下，它的边缘绑在一个建在山脊上的车库门边。一辆皮卡经过，司机短暂地停了一会儿又将车开走了。

“看那件大衣，没有棒形纽扣。” 我说。

“因为那是件皮猴儿。”

“它是一件大衣，绝对是，也只能是一件大衣。从我站的地方有点儿看不清楚，那个男人剃了须，或者有人帮他剃来着。管他跟谁住在一起，儿子，女儿或者孙子孙女。”

他径直过了街，小心翼翼地避开没有铲过的积雪。

“他不是这里的人，” 托德说，“从欧洲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带他来的，他没办法照顾自己，妻子死了，想让他呆在他们住的地方，后来她先死了。”

托德幽幽地说着，好像借助着那个男人的身体说出了这些话，却发现他的影子在世界的另一端。男人没注意到我们，这一点我特别确信。他走到拐角的地方，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做了个小手势，接着转入下一条街，走远了。

“你注意他穿的鞋了吗？”

“不是靴子。”

“到脚踝的那种鞋。”

“半靴。”

“旧世界。”

“没戴手套。”

“夹克都到膝盖了。”

“估计不是他的衣服。”

“现成的或者旧衣服。”

“想想他会戴什么帽子如果他戴了帽子的话。” 我说。

“他没戴帽子。”

“可是，他如果戴帽子的话呢？戴哪种款式？”

“他戴风帽。” 托德说。

我们也走到了拐角处，准备过街。他在我正要开口之前抢先说了。

“只有一种帽子他会戴着出来，那种带耳廓的帽子，一只和另一只在头后边连在一起。一种高帽子，又脏又破，两个皮瓣正好挡住耳朵。”

我沉默着，无话可说。

那个男人走进的街道没有半点他人的踪迹。几秒钟后，一团神秘的光晕盘旋而至。他的失踪仅仅意味着他住在这条街的某栋房子里。具体哪栋又有什么关系？我认为无关紧要，托德不同意。他想要确定一栋和男人相配的房子。

我们缓缓地沿着街道中间走，相距六英尺，借助陷在雪里车辙的轨迹，走起来能容易些。他摘下手套，伸出手，手指张开又弯曲。

“感受下冷空气，我说，减去九摄氏度。”

“我们不用摄氏计量。”

“可他用，从他来的地方，那里肯定用摄氏。”

“他从哪儿来的？他皮肤还没那么白，他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也不是荷兰或者爱尔兰。”

“我忽然想到安达卢西亚，这个安达卢西亚到底在哪儿？我居然不知道。或者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不过这些听着就不靠谱。”


“东欧，” 托德说，“欧洲的东部。”

他指着一栋灰色外立面的房子，普普通通的二层楼，一个鹅卵石屋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恩典曾降临在这座镇的房子之上。

“应该是这栋，家人同意他在这个时间段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太远。”

“寒冷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住过更冷的地方。”

“此外，他的四肢好像格外麻木。” 我说。

前门没有圣诞花环，也没有节日彩灯，看不出任何显露的财产能揭示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背景，说哪种语言。街道的尽头是一片林地，我们走到那边转身离开。

还有半小时就要上课了，我加快步伐。托德还在看房子，我想起了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暂时性地迷惑重重，分不清到底都有哪些国家在那边。

我在他之前先开口。

“我猜他1999年从战争中逃出来的，克罗地亚，塞尔巴尼亚，波斯维亚，或者搬过来之后再没离开。”

“我不认同，根本不是那回事。”

“或者是希腊人，他的名字叫斯比洛斯。”

“我祝你享受无痛死亡。” 他说着，甚至没朝我这边看一眼。

“德国名字，名字里包含元音变音。”

最后一无所获不过是恼人的价值。我试着走得再快一点，可他停了下来，站在斜坡上盯着那栋灰色的房子看。

“几小时后，想想看，晚餐结束，其他人正看着电视，他在自己局促的房间里，坐在窄小的床边望着太空。”

我猜想这是否是托德期望填补的他与我之间的空洞。

我们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等候着，他咳了几声点了点头，学院默许这么做。今天他只咳了两次。他下巴的边缘处贴了一小块皱巴巴的绷带，刮胡子了，我们暗想。他刮伤了自己然后说了句糟透了，随手抽了张纸巾捂在伤口上，靠近镜子这么多年第一次仔细地端详着自己。伊尔戈斯高斯，他暗忖。

我们从未坐过同一个座位，谁也不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随口开玩笑说这是伊尔戈斯高斯喜欢的方式，事实上，这个想法有实质意义。他不想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对他来说，我们就像路人一样，油垢的面孔，马路杀手。将我们看作一个个具备可变位性的个体，他神经功能方面的问题认知这种变位是有趣的，位移，也成为他不时提到的真理功能之一。

我和那个害羞的女孩违反了位移代码，一再地面对面而坐。我尾随她走进教室，在她对面找了一张空椅子随意坐下去，她知道我在那里，那个瞠目结舌的男生，渴望眼神的交流。

“想象任何事物没有表面的颜色。” 他说。

我们坐在那里开始想象。他抬起一只手穿过深色的头发，在蓬乱的头发里胡乱抓了几下。他来上课从不带书，也不带课本，不分发课程讲义。颤颤巍巍的语气让大家觉得，我们正在成为他眼前所见的一团没有固定形状的实体。每个人都是无国籍的，而他本来一直在跟穿着橙色连体狱衣的政治犯说话。我们钦佩这一点，反正也是在牢房里上课。她和我交换了眼神。伊尔戈斯高斯身体前倾倚在桌子上，眼神游走在神经感官世界里。他望着白墙，对着墙说话。

“逻辑结束在世界尽头。” 他说。

世界，是的，可他似乎正背对着世界说话。主题不是历史或地理，他在向我们说明纯粹理性的原则。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句子与句子相互浸入。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抽象艺术家。他问一连串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且从不指望我们给出答案。在课堂上，我们从不说话，从未有任何一个学生向教授提出的问题。提问的传统在我们这里早已消亡。

他说，“事实，图像，物品。”

“ ‘物品’指代什么？” 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在这个男人面前我们是不是太过被动？是否我们看到了功能障碍，却认定这是灵感的智性表达方式？没人喜欢他，却人人信赖他。我们对他方法论的鲜明本质表示最深切的信任。可哪来的方法论？只有伊尔戈斯高斯本人。他挑战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信仰或背信的事实与虚假。这是所谓伟大导师的所为吗？禅宗大师或婆罗门学者？

他斜倚在桌子边，说着预先确定的要点。我们非常认真地听，尝试理解他所讲的一切。可要在几个月里明白这场学习中应该理解的东西，却始终混淆丛生，甚至是一场幻灭。他用拉丁语讲了些什么，双手平按在桌面上，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看着我们，眼神继而向下扫过第一排的每一张面孔。我们坐在那里，总是坐在那里，笼罩在自我之中。最后，他抬起手臂看了看腕表，此刻是几点几分无关紧要，手势本身意味着课讲完了。

这就是预先确定的含义，我们认为。

她和我坐在那里，其它人忙着收起书本和笔记，将外套从椅背上取下来。她脸色白皙，瘦削，头发拢在身后，我有了一个看法，她希望自己看起来保持中性，似乎中性反而更容易令人注意到她。她把课本叠放在笔记本上面，恰好居中，等我先开口说点什么。

“好吧……你叫什么名字？”

“珍娜，你呢？”

“我想说拉斯·马格努斯，为了看看你会不会相信。”

“不信。”

“罗比，” 我说。

“我在健身房见过你。”

“一般都在椭圆机那边，你在哪儿？”

“恰好路过而已。”


“这就是平时你做的事？”

“大部分时间，” 她说。

最后一个人拖着脚走出了教室，她起身把书塞进挂在椅背的书包里。我呆在那里，看着一切。

“我很好奇，你对这个男人有什么看法？

“一位教授。”

“还有其它更有洞察力的观点可以提供吗？”

“我同他谈过一次，” 她说，“面对面。”

“真的吗？在哪儿？”

“在镇上一起吃晚餐。”

“你跟他说话了？”

“我迫切地想离开校园，必须马上离开，随便找个地方去。”

“我懂那种感受。”

“那是唯一可以吃东西的地方，我走进去，坐下。他就在过道对面的桌位。”

“难以置信。”

“我坐在那边，心想，是他啊。”

“是他。”

“菜单可以折叠，特别大，我躲在后面偷偷向外看。他正在吃一顿特别丰盛的大餐，褐色的肉汁从地球中心溢出，流淌，一听可乐里插着根弯曲的麦秆。

“你跟他说话了吗？”

“不是我先开口的，我们断续地聊着。他将外套扔到对面的座位上，我正在吃沙拉，有一本书躺在他的大衣上。我问他正在读什么。”

“你跟他说话了，那个男人令你在原始的害怕与恐惧中垂下目光。”

“那是一顿晚餐，他正吸着一根麦秆喝可乐，” 她说。

“好极了，他在看什么书？”

“他说他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地说，他的原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好极了。”

“我同他讲了一个巧合，我读过不少诗歌，恰恰几天之前读过一首诗，其中一句写到，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午夜。”

“他说什么了？”

“没什么。”

“他读原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我没问。”

“我猜他会，他像那种读原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

停顿了一下，她说她即将离开学校。我正在想着吃晚餐的伊尔戈斯高斯。她告诉我呆在这个学校里并不开心，她的母亲却一直说不开心也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她准备去西部，爱达荷州。我坐在那里没说话，双手搭在皮带的一侧。她没穿外套就走了，也许她将外套寄存在一楼的储物柜里。

我是为数不多寒假还呆在校园里的人，用蹩脚的英语称呼自己“末日迷踪”，常规包括僵尸的肢体姿势和模糊的视野，仅仅持续了半日，我们便厌倦不已。

我在椭圆机上卖力滑行，失去了思考的法术。爱达荷州，爱达荷州，这个单词，如此多元音，如此晦涩。不是我们这里。对她来说也足够费解吗？

假期里的图书馆一片荒芜。我用门卡进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书架上取下。我把书放在桌子上，打开它，俯身在摊开的书页之上，阅读，呼吸。我们似乎彼此同化，书中的性格同我自己，每每抬起头来，不得不提醒自己，我在何处。

我的父亲此刻正在北京－－试图将他的证券公司嵌入“中国世纪”。我的母亲也许正和她那个叫劳尔的正式男友在弗罗里达漂流。父亲叫他生鳗鱼，那种你闭着眼睛吃下去的东西。

下雪的时候，镇子像幽灵笼罩，多数时间里一片死寂。几乎每天下午我外出散步，那个戴帽子的男人从未在我脑海中远离。我在他住的街上来回走着，看不到他成为一件惬意的事。正是这个地方的基本品质，我对这里的街道渐渐感到亲切。自己在这边，能看到事物单一和显著的地方，远离我所熟悉的生活，城市，巨乳，分层，一千的意思意味着一分钟。

镇上平时噱头迭起的商业街，如今只有三个地方还在营业，其中一家是餐馆，我在那里吃过一次。还有两三次，我的头靠在门边，盯着便利店看。人行道老旧不堪，坑坑洼洼的石路，我买了一袋软糖，和柜台后面的女人聊着她儿子的妻子肾脏感染。

在图书馆，某个局促狭窄的地方，我大约吞噬了一百页书。离开大楼时，书页停留在我读完的那一页，第二天回来，摊开的那页无人翻动。

为什么这看起来很神奇？为什么有时躺在床上，睡梦中的片刻，想起空荡荡的房间里书，摊开在我读完的那一页？

开学前的某个午夜，我起身下床走向大厅，那是一个由倾斜的玻璃隔断和树冠包围的区域。我打开虚掩的门板，睡衣似乎蒸发了，从毛孔到牙缝透着寒冷。我站在那里看着，一直以来我总是看着这个世界。现在的感觉像个孩子，勇敢的回应着周遭。还能坚持多久？北边的天空，存活的天空，呼出的气息像爆裂的团团烟雾，我仿佛正从自己的躯体里分离出去。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寒冷，此刻的举动却不免愚蠢，我合上了门板，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踱步了一会儿，双臂搂紧自己的胸口，试图促进血液循环，温暖身体，二十分钟后，我回到床上，无比清醒，想法回到意识当中。它来自无名之处，来自深夜，完全成形，向四面八方延伸，当我在清晨睁开双眼，它就在我的四周，充满了整个房间。

那些下午的光线灭寂的飞快，我们几乎从不停息地谈话，赛跑，走在大风里。每一个话题都在光谱的链接之中。托德的先天性肝脏状况交织在我跑马拉松的野心中，这导致了素数理论到农村邮箱的生存现状沿着一条迷失的路径，十一个常设单位，全部生锈，接近崩溃，一个质数，托德宣称，用他的手机拍一张照片。

一天，我们走入那个戴帽子的男人住的街道。我告诉托德这是在那个冰冷的晚上得到的启示，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了。一切吻合了起来，所有的元素，男人的来历，他的家庭关系，他在本镇的存在。

他说，“好吧！”

“首先，他是一个俄罗斯人。”

“一个俄国佬。”

“他在这里，因为儿子住在这边。”

“他没有一个俄罗斯的轴承。”

“轴承？什么是轴承？他的名字很可能叫帕维尔。”

“不，并不是。”

“那些伟大名字的可能性，帕维尔，米开哈耶奥尔，阿拉卡赛耶，维克多，拖着一个K。他已故的妻子名叫塔蒂安娜。”

我们停住脚步，向那栋假设那个男人住在里面的灰色房子望去。

“听我说，” 我说，“他的儿子住在这个镇上，因为他在大学里教书，他的名字叫伊尔戈斯高斯。”

我等着看他惊呆不已。

“伊尔戈斯高斯是那个戴帽子的男人的儿子，” 我说，“我们的伊尔戈斯高斯，他们是俄罗斯人，父亲和儿子。”

“我指着他，等着他指回来。他说，“伊尔戈斯高斯太老了，不可能是那个人的儿子。”

“他还不到五十岁，那个男人怎么也有七十岁了，最多七十中旬，这说的通。”

“伊尔戈斯高斯是个俄国名字吗？”

“为什么不呢？”

“还有很多地方，其它的地方，未必是俄罗斯。” 他说。

我们面向那栋房子站着，我本应预料到这种抗拒，可这个想法如此引人夺目以至于淹没了原本谨慎的本能。

“有些你不了解伊尔戈斯高斯的事。”

他说，“好的，你说。”

“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我知道他不会追问这个细节是怎样到我手上的，这是一个迷人的细节，属于我，而不是他，这意味着他不会妄加评论地令结论通过。留下一次简短的沉默。

“他必须是俄国人才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所有的细节全部咬合在一起，它是公式，是艺术，是结构。”

“他是一个美国人，伊尔戈斯高斯，跟我们两个一样。”

“俄语永远是俄语，他讲话甚至略带轻微的口音。”

“我没听到过。”

“你必须去听，它就在那儿。” 我说。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那儿，挪威枫树不必是挪威，我们对周遭环境的原材料进行自发的多变。

“你说那个男人住在这栋房子里，我接受，” 我说。“我说他和他的儿子住在这里，他的妻子叫伊莲娜。”

“所以他儿子的名字就是伊尔戈斯高斯吗？他姓什么？”

“我不需要他的姓氏，他叫伊尔戈斯高斯，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全部。” 我说。

H是头发是弄乱的，西装夹克尘土飞扬和染色，准备在肩缝上分开，他俯身在桌子上，方下巴，昏昏欲睡。

“如果我们孤立流浪的想法，流经的想法，” 他说，“思想的起源是深不可测的，之后逐渐明白，我们经常精神错乱，每日疯狂。”

我喜欢每日疯狂的想法，它响亮地特别真实。

“在我们最私密的头脑中，” 他说，“只有混乱和模糊。我们发明逻辑击退低级的自我。我们断言或否认。我们跟随M和N.” 我们最隐私的头脑，他真的这样说的吗？

“唯一的法则是思想的法则。”

他的拳头紧握撑在桌子上，手指发白。

“其余的是魔鬼崇拜。” 他说。

我们时常散步，却没见过那个男人。花环从前门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散步不是偶然的校外漫步，我们没有看树木，棚车，如同我们平时做的，命名，计算，分类。这是截然不同的。在那个戴帽子的男人身上有一种计量，年老佝偻的身躯，脸上有着修士般的神情，一种历史，褪色的戏剧。我们渴望再次看见他。

我们同意这一点，托德和我，一起合作，描述出他的一天。

他用一个小杯子喝黑咖啡，用勺子在儿童碗舀燕麦。弯腰吃饭时他的头快要贴近碗边。他从不看报。早餐过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那里思考。他的儿媳进去整理房间，伊莉娜。

尽管托德不承认这个名字的自然约束力。

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围巾蒙住头，含糊不清地说话，只有眼睛露在外面。

两个小学生和一个年纪略小的女孩，伊莲娜妹妹的孩子，来此处的原因尚未确定，老人通常和孩子一起断断续续地看着电视卡通，他坐在远离电视机的扶手椅上，不时打瞌睡，嘴巴张开，用我们的话说，头倾斜嘴悬垂打开。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却努力做到谨慎，每天增添新的元素，进行调整和改进，并且在描绘街道的同时，试图通过联合的力量诱导某种发现。

午饭喝汤，每天如此，自制浓汤，他端着大汤勺在碗里舀来舀去，那种老式乡村常用的碗，用一种不像孩子的方式，摆好汤勺和其他餐具。

托德说俄国人的身材对那个男人来说有些过大，应该考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最好是阿尔巴尼亚人。同阿尔巴尼亚这个词结合在一起，加深了那个男人的文化景深，“语境”是他的后备词。

准备出门前，伊莲娜帮他扣好帕克大衣的纽扣，他的皮猴儿，可他却却粗鲁地甩开她。她耸耸肩，礼貌地回应着。

我意识到忘了告诉托德伊尔戈斯高斯读过原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个可行的真理，一个有用的真理，它使伊尔戈斯高斯，在语境中，变成一个俄罗斯人。

他穿吊带裤。

后来我们决定不做这种过于刻板的推论。谁帮那个老人刮胡子，他自己吗？我们不想让他自己做这一套程序，可除此以外谁会来做？多久一次？

这是我的水晶链接：从老人到伊尔戈斯高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俄罗斯。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托德说这将成为我毕生的工作。我情愿在思想的泡沫中空度一生，净化链接。

他没有私人卫生间，同孩子们合用一只马桶，但却好像从来没用过。在这个六口之家他如同隐形人。坐着，思考，消失在行走中。

我们分享了一个躺在床上的老人的愿景，夜间，心灵漫游－－村庄，山丘，家庭死亡。我们每日走在同一条街道上，痴迷，即使不同意，依然用柔和的语气说话。深思熟虑的反对，也是辩证的一部分。

也许他气味很糟，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最大的孩子，一个女孩，十三岁，每次经过餐桌他的座位身后总是做鬼脸。

这是整整第十个没有阳光的日子，数字是任意的，可情绪开始下降，不是寒冷或起风，而是失去的光，失踪的人。我们的声音中充满了焦虑的顿挫，我们突然想到他可能已经死了。

回学校的路上我们一直谈论这个。

是我们导致了他的死亡吗？我们是否继续假设死后的生活？还是就此结束？明天，第二天，不再来镇上，不再寻找他。有一件事我知道：到死他也不是阿尔巴尼亚人。

第二天，我们站在指定他居住的房子所在街道的尽头，一小时过去了，没人说话。我们在这里等他出现吗？假如他从另一所房子里走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其他人从指定到房子里走出来，一对年轻夫妇带着滑雪装备走向路边车道怎么办？也许我们站在那里仅仅为了表达敬意，静静地站在死人面前。

没有人出现，没有人进去，我们留下了自己不确定的感觉。

几分钟后，靠近铁轨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他。我们停下来，相互指着对方，保持片刻这个姿势。它是极大的震颤满足，看到事情的发生，见证它成为三维。他转弯走向了我们右侧的街道。托德打了一下我的胳膊，掉头，跑了起来，我跟着慢跑，回到了我们来的方向。我们跑了一个拐角，等着他的出现，等他向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这是托德想要看个明白的，他的头。我们向他移动，他似乎走了一条沉思的路径，蜿蜒着他的思想。我们等他来看我们，近到可以看见他凹陷的脸，嘴周围沉重的鬓毛，下巴下垂。他看见了我们，停了一会儿，一只手捏着大衣前面的纽扣，就像破旧帽子里的幽灵。他看起来随意，孤立，一个可以任意成为我们想象过程中的人。

我们前行了八到九步，转身看着。

“很不错，” 托德说。“这是完全值得的，我们已经准备好迈出下一步。”

“没有下一步，我们得到了所需的密切关注，” 我说，“我们知道了他是谁。”

“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想多见他几次。”

“只持续了几秒钟。”

“你想做什么？拍照吗？”

“我的手机需要充电，” 他严肃地说。

“顺便跟你说句，大衣是件皮猴儿，绝对，接近。”

“那是一件帕克外套。”

那个男人在两个半街区的地方左转弯，在住的地方我们还能再遇到他。

“我想需要跟他谈谈。”

我盯着托德，盯着他固定的笑容。

“你疯了。”

“完全合理。” 他说。

“这么做，等于扼杀了思想，扼杀了我们做过的一切。我们不能跟他说话。”

“我们只是问他几个问题，仅此而已。安静，低调，弄明白一些事情。”

“这从来不是一个字面上的答案问题。”

“我数了八十七辆棚车，你呢？”

“这是两码事。你心里很清楚。”

“我不信你一点都不好奇，所有我们做过的只是寻找平行的生活，” 他说。“这并不影响为之讨论时的时间曲面。”

“它影响一切。这是疯狂的。”

我看见了那个任我们猜疑的男人，他仍然缓慢地坐着，步履不稳，双手背在身后，仿佛原本它们就属于那里。

“如果你介意他的接近，我会做的。”

“不，你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又老又虚弱，因为他不会明白你究竟想得到什么。”

“我想要什么？几句话而已。如果他回避走开，我不会执意挽留。”

“因为他甚至不会说英语。”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开始挪步，我拽住他的胳膊。

“因为你会吓到他，” 我说。

“只要看见你，怪异天性。”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持续了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他抽出胳膊，我把他推到街上。他转过身，开始走路，我赶上他用手肘朝他胸口猛击。这是一个样本，一段介绍。一辆汽车向我们开来，转弯走了，面孔映在车窗上。我们开始搏斗。他太难对付了了以至于我不得不攻击所有的角度，肘部，膝盖，很难牢牢抓住，手套也掉了。我想打他的肝脏，却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他开始在慢动作中抽搐。我趁势向他头部挥去一拳。它伤害了我们两个，他叫了几声，渐渐蹲下。我抢了他的帽子，扔得远远的。我想扳倒他，把柏油打进他脑子里，他实在他结实了，仍在发出声音，一个坚定的嗡嗡声，科幻小说。身体展开，通红，野兽般的双瞳，像盲人一样开始摆动。我后退半圈，等待一个时机，可在我击打他之前已经倒地了，即刻开始爬行飞驰。

戴帽子的男人即将淡出视线，转向他的街道，我看着奔跑的托德，舒展，松弛，富有弹性的步伐。如果他想赶在那个男人进入指定的房子之前追上他，那他必须跑得再快一点儿。

我看到丢失的手套躺在街道中央。托德跑远了，头上什么也没戴，他在冰冻的积雪地带打转，四周空空落落。我搞不懂它。我们之间已彻底疏远。他的呼吸可见，尾随蒸汽流。我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桩事件的发生。他只是想和那个男人说句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