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写出一部杰出的俾斯麦传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俾斯麦的历史学讨论下意识地引发了一个争论，那就是对外的国家重新统一和对内的民主化谁应该拥有优先权。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与普夫兰策1990年表现出的对新纳粹主义的恐惧一样，也是过时的。在政治主流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它在民主架构下内部的继续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即便作者们在历史著述中很少特别提及俾斯麦和希特勒之间的关联性，但在德国人的历史观中被视为反面参照物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纳粹主义的核心并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
那么俾斯麦这个人和他的政策是不是也被历史化了呢？当然，历史化并不意味着对俾斯麦的研究就要同当前的难点和问题脱节。因为历史编纂这件事——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总是会涉及当下的情况。那么，围绕俾斯麦和他所处时代而展开的争论能够帮助我们回答哪些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呢？
不论在俾斯麦时代还是在1990年以后，德国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显然都是相似的。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871年的欧洲中部崛起了一支霸权力量。通过重新统一，联邦德国一跃成为欧盟举足轻重的成员国，发展到今天，它的地位更是愈发重要。不管是否受人欢迎，因为重新统一，现如今的德国也跻身政治和经济领域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的行列。因此德意志民族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能否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以及俾斯麦为此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什么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许不再能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了。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和德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放在今天，更像是一份德国对欧洲和世界政治问题的可能性报告。
同样，对俾斯麦内政政策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偏移。对于批判俾斯麦的“历史社会学”来说是如此，对于其最具影响力的反对者洛塔尔•加尔来说也是如此。他也会有些怀疑：工业化是不是一定要同民主化同时进行？在如今的“后现代”时期，随着现代化理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些本来确凿的事实至少变得可疑了。一方面，自1990年以来，东欧、苏联、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变革过程被笼统地归结为民主化浪潮，对此大量的佐证说明，朝气蓬勃的工业发展与政治自由化的融合绝非定律。即使出现了这种融合，也是经历了旷日持久且危机四伏的过程。另一方面，对比的视角为历史科学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方向，对19世纪欧洲国家的历史研究尤其如此。在这一百年当中，德国的发展显然并没有偏离“标准”，尽管由于很多民族国家走上了特殊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标准从未在欧洲出现。
按照撰写俾斯麦传记的传统做法，他通常只被作为德意志民族史的中心来考量，然而由于历史传记的标尺和如今人们求知兴趣的偏移，这种传统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实际上，俾斯麦的一生首先是普鲁士的，然后才是德国的，除此之外也是欧洲的。在此要消除一种可能存在的误解：俾斯麦根本不是欧洲统一的调解人。他在1876年曾经说过，如果谁认为欧洲是一个具有共同行动能力的统一体，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对于他来说，欧洲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除此之外它就是一种“习惯用语”。他认为，使用这一“习惯用语”的主要是那些打着欧洲旗号怂恿他人火中取栗的人。在俾斯麦充满质疑的目光下，欧洲共同体就像是一个幽灵、一个完全不真实的想象。然而他又是一个欧洲政治家。作为一名普鲁士保守党人，他所推行的政策同欧洲其他保守党人的政策完全相同，与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相比，他们之间更是有许多共同点。作为一名普鲁士外交官，他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外交官一样，都在欧洲均势的范畴内运筹帷幄。俾斯麦和他所处时代的普鲁士都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这里指的欧洲历史并不只局限于19世纪的国际关系史，还包括当时欧洲各国外交政策中日趋重要的内在决定因素。欧洲各个国家中的这种决定因素又互不相同，因此导致了各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因为如此，它们还解释了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和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从欧洲角度书写的俾斯麦传记包含了不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此外，在欧洲视角下，各个政治角色也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来施展他们的才华。当对现代化理论和类似发展法则的坚信，包括对个体结构性预见的笃信都发生动摇时，这样的做法更容易被理解。随着历史传记概念的回归，即重新允许对各个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抑或“个人力量”进行强化，人们也提高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认识。因此，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反事实思考将对个体行为空间的探究与欧洲范畴内的类比联系了起来。
作为被分析的对象，俾斯麦偶尔也会满怀忧虑地抱怨后世对他的评价：“历史学家们大概也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显而易见，他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历史表述的主观性的确无法避免，引用史料的篇幅自然也有限度。因此对于一部俾斯麦传记来说，考虑他在各种场合，尤其在当时的来往信函和内部形势判定上的表态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这位首任帝国宰相完全有理由表现出担忧，即便对于臆想常常取代史实这件事他个人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曾说过一句名言：“真正重要的东西总归不会写进档案里。”基于这一点，一些关于他的历史著述在论证核心观点时不考虑引用所有直接的史料证据。有些著作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俾斯麦的表态总是随谈话对象和情境而变化，对他“真实”动机的推测也不可能以史料为依据。还有一些历史作品把俾斯麦同时代人的重要表述作为评判他的依据，用大众心理学的手段将他放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躺椅上进行研究。
拙著则另辟蹊径。它主要依托的是俾斯麦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表态，而并非取材于他后来进行自我塑造的内容和经常被引用的回忆录。这也是拙著两个版本成书的重要基础。对于1871年以前的历史，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出版的“合集”始终让我受益匪浅。对于1871年以后的历史，10年前受奥托•冯•俾斯麦基金会委托出版的“新弗里德里斯鲁版”俾斯麦传记则为本书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当然，每个传记作家都能从前人的作品中获益，撰写俾斯麦传记时更是如此。这个帝国宰相散步时踩过的每一块石头和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被翻来覆去地用过了。即使还能从成堆的档案或屋顶的阁楼中新挖出俾斯麦的信件和其他手稿，对于一部传记来说，它们对基础史料的扩展也不再能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了。
有关俾斯麦生平的资料浩如烟海，它们为批判性地探究那些口口相传的传奇故事创造了最理想的先决条件。令人质疑的虚构故事可以通过否定资料来源来对其进行解构。然而仅从冗繁的史料和文献中并不能获得看待俾斯麦的新角度，对此需要提出新的问题。不过，由于1990年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这些问题的出现变得更加迫切了。
本文节选自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索·恩已推出
